@吾父凱利班
有一天，因為公幹，我跟胡安·莫裏略的女兒坐在一家咖啡館裏回憶童年生活中的各種陰影。莫裏略是位秘魯作家，著有《河水必將攜你而去》，他女兒如今在北京為一家歐洲電視台工作。她說，小時候她被送到利馬的一所富人學校讀書，周圍的孩子都太有錢了，讓她很有壓力。我說，你也有可驕傲之處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嘆息說，問題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裏有個男孩，他爹就是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這一下，用一句時下流行的冒傻氣的話講，“我被雷到了”——她確實是自豪不起來。略薩在地球文學界的地位約等於前國務卿基辛格之於美國政壇。然後她問，那你小時候呢?我特自豪地說，有個中文詞叫“世子”，聽說過沒有?我就是我們家那片兒的“世子”。我爸高中畢業，是方圓十裏之內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國人，哪能理解我們東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學?劉永的看法是：“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我們東北人則這麽想：鳥卿相算個球啊?
這種人生觀當然近乎潑皮無賴，有時會導致人們失去分寸。不過它還有不錯的另一麵，比如它讓我覺得，一個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標準就是等級鬆弛。
全中國的城市都變得千篇一律了，不過我還是有機會到過的幾個不錯的小城市，曾經置身於幾個安靜的街區之間。它們的共同之處在於有大片被樹陰覆蓋的小房子，有簡單幹淨的道路和懶惰的人民。我以為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們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樓林立、陽光赤裸的樓盤裏，實在是再糟糕不過的日子。關於當下的中國人的生活，學者們有個說法叫“成功動機過剩”，我深以為然。我們都像是同一列火車的乘客，這火車的司爐工拚命加煤，因為我們想開到月亮上去。老想著成功幹嘛呀?就好像我們的智力不足以應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在我看來，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過於某人娶個日本老婆，因為早上你上班的時候她會在你屁股後頭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幹你屁事?人生的樂趣不就在於不努力嗎?
問題是，好多時候我們都為生活所迫而去幹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個朋友是個普通公務員，望子成龍，因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兒子送進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高幹子弟幼兒園。元旦時這小孩參加了一次戲劇排演，跟別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滾來滾去，然後突然像一群小殭屍一樣站起來朗誦：“劉園長啊，您就是我們的媽媽!”表演結束之後，我們都讚揚他滾得很不錯，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為沒當上惟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測，這皮球的命運他一時半會兒是擺脫不掉了。明年他還當不上公主，後年也當不上，等他上了小學，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級，於是就註定無法挽回地開始其比爹的一生。
這可真是一個難解的疑惑：為什麽在一家勢利的幼兒園，每個小男孩們就都非當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隻有抱定了粗鄙之識者，才可以決意不鳥任何童話般美麗的東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講伶人的往事的書，作者講到了尚小雲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雲把汗都攝含在體內，什麽時候鬆弛了，才叫它排出體外。”我就琢磨：貴族氣質這東西真夠討厭的。另一回在電視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們小時候看的什麽?總參做訓地圖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這樣，就該讓他去美國上小學，讓馬修·李奇微少將的兒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師。
當然了，眾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麽都有效，但這是我們需要忘記的另外一個問題了。
高中時我看莎士比亞的劇本《暴風雨》，記住了裏麵的一個著名的怪物，名叫“凱利班”。如今，每當我看到什麽宏大的、莊嚴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會想起它來。他又醜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殘忍，在西方語境中又被認為“象徵著被壓抑的被扭曲的東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論吧，等級、權力、拚命往上爬等等，總歸是我們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們有個共同的爹，就是凱利班。
@偉大事業中的自由民
當我們感到這個世界的走向令人厭煩的時候，我們會在古老的歷史中尋求嶄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未來中。令人快慰的是，人類在癡人囈語之餘還發出過一些響亮的聲音，比如英國《大憲章》之“無代表權不納稅”和法國《人權宣言》之“無視、遺忘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惟一原因”。
它們給你以故園之感，就像一條大馬哈魚遊過了狗熊密布的歸途，終於抵達了它的河灣。不過讓我覺得最為響亮的聲音在莊重人士看來也許無關宏旨，它是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小說《北回歸線》中的一句自白：“我沒有錢，沒有人接濟，沒有希望，不過我是活著的人中最快活的一個。”
這位作家在中國的傳道者首推衛慧小姐，她寫過一本描述庸俗生活的小說，像給蘭州拉麵淋番茄醬一樣到處引用亨利·米勒。按國外的分類法，她寫的是“小雞文學”，女性寫給女性看的小玩藝。我倒不覺得這路作品本身有什麽不好，性別也從來都不是女作家的麻煩，問題在於她跟亨利·米勒根本不挨邊兒。不夠好的生活反叛者可謂多矣，古有起義軍，今有“某零後”，多年以前我們初二·一班還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著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
我覺得，非政治意義上的自由的真諦不在於叛逆，而在於“不在乎”。假如一個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對任何實惠的回報抱有企圖，那麽他就會相對自由一些。他的長官會不那麽好意思去約束他，在說話的時候他也可以少一點兒瞻前顧後。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層麵，以致創建了一個國家，而他又不貪戀權位，那麽他就不僅得到了回種植園的自由，還會成為自由的象徵，歷史上恰好有過這麽一個人，就是喬治·華盛頓。如果一個人既聰明絕頂，又以自由為業，那麽在人類的諸多令人打嗬欠的偉大事業當中，他就會作為一個心靈捕手永遠讓人追憶。
天地明鑑，孔子貴為大成至聖，終其一生想為天下製定規則，可他實在是個絮絮叨叨的悶人。莊子則是個想跳出規則的壞傢夥，跳得比袋鼠還輕盈，比羅伯斯更迅猛，可是為什麽人人都愛他呢?
好萊塢電影裏常有一句台詞：“這個狗娘養的可真幸運!”當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輕時讀過莊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話時，我就是這麽說自己的。當我想到自己沒有一個當幹部的爸爸也沒有受過成功學的薰陶的時候，我也是這麽說的。當我還算年輕時，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種遠離醜陋生活的願望之外一無所有，我因此而決心做一個自由民。倘若人們不讓我當自由民，那麽我就自己當。有一天我終於發現，自由是一種成就，而拘謹則是一種失敗。
有一天，因為公幹，我跟胡安·莫裏略的女兒坐在一家咖啡館裏回憶童年生活中的各種陰影。莫裏略是位秘魯作家，著有《河水必將攜你而去》，他女兒如今在北京為一家歐洲電視台工作。她說，小時候她被送到利馬的一所富人學校讀書，周圍的孩子都太有錢了，讓她很有壓力。我說，你也有可驕傲之處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嘆息說，問題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裏有個男孩，他爹就是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這一下，用一句時下流行的冒傻氣的話講，“我被雷到了”——她確實是自豪不起來。略薩在地球文學界的地位約等於前國務卿基辛格之於美國政壇。然後她問，那你小時候呢?我特自豪地說，有個中文詞叫“世子”，聽說過沒有?我就是我們家那片兒的“世子”。我爸高中畢業，是方圓十裏之內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國人，哪能理解我們東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學?劉永的看法是：“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我們東北人則這麽想：鳥卿相算個球啊?
這種人生觀當然近乎潑皮無賴，有時會導致人們失去分寸。不過它還有不錯的另一麵，比如它讓我覺得，一個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標準就是等級鬆弛。
全中國的城市都變得千篇一律了，不過我還是有機會到過的幾個不錯的小城市，曾經置身於幾個安靜的街區之間。它們的共同之處在於有大片被樹陰覆蓋的小房子，有簡單幹淨的道路和懶惰的人民。我以為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們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樓林立、陽光赤裸的樓盤裏，實在是再糟糕不過的日子。關於當下的中國人的生活，學者們有個說法叫“成功動機過剩”，我深以為然。我們都像是同一列火車的乘客，這火車的司爐工拚命加煤，因為我們想開到月亮上去。老想著成功幹嘛呀?就好像我們的智力不足以應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在我看來，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過於某人娶個日本老婆，因為早上你上班的時候她會在你屁股後頭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幹你屁事?人生的樂趣不就在於不努力嗎?
問題是，好多時候我們都為生活所迫而去幹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個朋友是個普通公務員，望子成龍，因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兒子送進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高幹子弟幼兒園。元旦時這小孩參加了一次戲劇排演，跟別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滾來滾去，然後突然像一群小殭屍一樣站起來朗誦：“劉園長啊，您就是我們的媽媽!”表演結束之後，我們都讚揚他滾得很不錯，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為沒當上惟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測，這皮球的命運他一時半會兒是擺脫不掉了。明年他還當不上公主，後年也當不上，等他上了小學，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級，於是就註定無法挽回地開始其比爹的一生。
這可真是一個難解的疑惑：為什麽在一家勢利的幼兒園，每個小男孩們就都非當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隻有抱定了粗鄙之識者，才可以決意不鳥任何童話般美麗的東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講伶人的往事的書，作者講到了尚小雲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雲把汗都攝含在體內，什麽時候鬆弛了，才叫它排出體外。”我就琢磨：貴族氣質這東西真夠討厭的。另一回在電視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們小時候看的什麽?總參做訓地圖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這樣，就該讓他去美國上小學，讓馬修·李奇微少將的兒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師。
當然了，眾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麽都有效，但這是我們需要忘記的另外一個問題了。
高中時我看莎士比亞的劇本《暴風雨》，記住了裏麵的一個著名的怪物，名叫“凱利班”。如今，每當我看到什麽宏大的、莊嚴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會想起它來。他又醜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殘忍，在西方語境中又被認為“象徵著被壓抑的被扭曲的東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論吧，等級、權力、拚命往上爬等等，總歸是我們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們有個共同的爹，就是凱利班。
@偉大事業中的自由民
當我們感到這個世界的走向令人厭煩的時候，我們會在古老的歷史中尋求嶄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未來中。令人快慰的是，人類在癡人囈語之餘還發出過一些響亮的聲音，比如英國《大憲章》之“無代表權不納稅”和法國《人權宣言》之“無視、遺忘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惟一原因”。
它們給你以故園之感，就像一條大馬哈魚遊過了狗熊密布的歸途，終於抵達了它的河灣。不過讓我覺得最為響亮的聲音在莊重人士看來也許無關宏旨，它是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小說《北回歸線》中的一句自白：“我沒有錢，沒有人接濟，沒有希望，不過我是活著的人中最快活的一個。”
這位作家在中國的傳道者首推衛慧小姐，她寫過一本描述庸俗生活的小說，像給蘭州拉麵淋番茄醬一樣到處引用亨利·米勒。按國外的分類法，她寫的是“小雞文學”，女性寫給女性看的小玩藝。我倒不覺得這路作品本身有什麽不好，性別也從來都不是女作家的麻煩，問題在於她跟亨利·米勒根本不挨邊兒。不夠好的生活反叛者可謂多矣，古有起義軍，今有“某零後”，多年以前我們初二·一班還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著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
我覺得，非政治意義上的自由的真諦不在於叛逆，而在於“不在乎”。假如一個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對任何實惠的回報抱有企圖，那麽他就會相對自由一些。他的長官會不那麽好意思去約束他，在說話的時候他也可以少一點兒瞻前顧後。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層麵，以致創建了一個國家，而他又不貪戀權位，那麽他就不僅得到了回種植園的自由，還會成為自由的象徵，歷史上恰好有過這麽一個人，就是喬治·華盛頓。如果一個人既聰明絕頂，又以自由為業，那麽在人類的諸多令人打嗬欠的偉大事業當中，他就會作為一個心靈捕手永遠讓人追憶。
天地明鑑，孔子貴為大成至聖，終其一生想為天下製定規則，可他實在是個絮絮叨叨的悶人。莊子則是個想跳出規則的壞傢夥，跳得比袋鼠還輕盈，比羅伯斯更迅猛，可是為什麽人人都愛他呢?
好萊塢電影裏常有一句台詞：“這個狗娘養的可真幸運!”當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輕時讀過莊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話時，我就是這麽說自己的。當我想到自己沒有一個當幹部的爸爸也沒有受過成功學的薰陶的時候，我也是這麽說的。當我還算年輕時，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種遠離醜陋生活的願望之外一無所有，我因此而決心做一個自由民。倘若人們不讓我當自由民，那麽我就自己當。有一天我終於發現，自由是一種成就，而拘謹則是一種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