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容我說一句實話：大多數人是沒有能力得到自由的。需要再一次強調，這一自由並不是政治意義上的。政治意義上的自由應該人手一份兒。我的意思是，他們缺乏“不在乎”的能力。
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麽我們要把人分為各種莫名奇妙的類別，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兩類。你會在任何地方看到，人們正被劃分為“左派”和“右派”，或者“70後”和“80後”。我想好的分類法總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別的體係基礎之上，比如天上的雲朵，有的是層雲，有的是積雨雲，等等。有一次在從北京飛往廣州的路上，我看見無數的白色碎塊蹲在天上，伸著舌頭扮可愛，實在不知道是什麽，就叫它們比熊犬雲。這不是一種好的分類法，但至少還照顧到了形狀。倘若有人罔故這些規則，看著天說，這是左邊的雲，這是右邊的雲，左邊的更愛國，這人大約是腦殼壞掉了。
如果我有個孩子，我能給他的教益就是：別跟任何人一夥兒。我是自由主義者中的一個，不過我不準備跟每個自由主義者都抱在一起。無論什麽事，我會自己琢磨，不勞別人幫忙。倘若你是單獨一個，你就不用怕那麽多，也不用在乎那麽多。同樣我也不準備跟我的同齡人為伍。我也不懂什麽叫美麗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麗得像隻烏龜，那麽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實迷途其未遠
初三那年我隨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麽多外國人。在頤和園，在北海公園，在任何一個地方，每當我發現有某個外國人把相機對準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國人，我的腦子中就必然會蹦出一個念頭：這孫子想曝光我們的陰暗麵!於是立刻充滿敵意地把我的相機對準那個可憐的遊客。這種對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會迷惑不解地放棄拍攝。那是冷戰後期，美國總統還是裏根，而在我最喜歡的各種讀物中，對歷史的解釋總是基於最簡單的鬥爭邏輯。那會兒我既不知道什麽叫文官製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學，對本國歷史可謂一無所知。不過我卻不僅自以為了解歷史，還認為我的祖國很需要我的保護，而每個外國遊客都可能居心叵測。
幾年以後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國人隻是想拍攝一些異國風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後我出國時也很自然地這麽做。我也意識到民族主義並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徵，盡管類似潮流的中堅力量總是年輕人。在東京我曾拍過一個醉臥街頭的男人，可是並沒哪個日本男孩向我投來爛番茄。
如今之我已與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國，高尚的標誌是在理想上與小時候別無二致，聰明的標誌卻在認識世界的方式上與那時有天壤之別。我不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群體中的一員。在回想自己的過去之時，我的感覺就像是從一場災難中脫身。
我的另一個變化是，發表觀點時變得謹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這事我懂嗎?因此我很不喜歡那些太愛說話的傢夥。有個朋友辦了一個博客平台，承蒙抬愛，我被邀請去玩，卻一直興致不高，惟一的原因就是那兒的人都太話癆。上中學時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學生雜誌上發表過若幹篇“議論文”，無論“陳蕃掃天下而不掃一屋”還是“下裏巴人也是藝術”，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見——那是我經歷過的另一場災難。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著有議論文的地方。
我對這些嘮叨本身並無意見——發正我不看就是了——我隻是希望在這些嘮叨當中常識多一些，創意少一些。一個基本規律是，一個社會的常識越多，妄言就會越少。妄言少了，妄為才會少。妄言隻令人心煩，妄為才令人憂慮。
比方說，我覺得各種過分的民族主義言論就是妄言，而偏狹民族主義者們想幹的事就是妄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個缺乏常識的環境下一些缺乏常識的人既對自己的能力自信滿滿，又對自己的價值體係堅信不疑，還對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這些人大權在握，就會導致廣泛的悲劇，比如兩次世界大戰。倘若這些人是普通民眾，那麽禍亂會小一些，隻會導致智慧湮滅——智慧這東西我們肯定有的是，要不我們怎麽會總是隨手就毀滅那麽一些呢?
更可怕的狀況則是上述兩者結合在了一起，這樣的悲劇在中國歷史上可不隻發生過一兩回。
有時我會悲觀地想，什麽時候我們的認識水準才會超越“抵製某貨”呢?什麽時候一些愛國者才會不再動輒把一個看法與他們不同但並沒有出賣國家利益的人叫作“漢奸”呢?這麽想時，我會覺得時日荏苒，我們卻似乎並未跨入全球化的時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著拿相機的外國遊客。有時我又會單從技術性的角度考慮，其實這隻是我們的低劣的語文教育水平所致。我們這裏有不少人隻有很少的詞彙量，這導致他們的發言總是比較暴戾和單調。
我並不認為這個世界上有“獨立思考”這回事，除非這種“獨立”指的隻是立場，而不包括思維方式。我們總是使用一些從別人那裏學來的見識來琢磨事兒——但是每個人學到的想問題的方法卻有好有壞。
比如說有的人是從亞當.斯密那裏學到的見識，有的人則是從他二大爺那裏學到的，我並不厚此薄彼，一定認為前者看待問題就比後者更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學亞當.斯密，又學他二大爺，並把兩者做個比較，他就一定會變成相對聰明的人。要是他固執地相信他二大爺，卻不願意親近人類千百年年來積累下來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極少有機會聽說相悖的觀點，卻有著強烈的行動欲望，那麽就他的人生來說，我列舉不出還有什麽比這更為危險。
@高速鐵路上的白髮漁樵
我的英文水準很不壞，至今還記得大約10個單詞，其中一個就是ck，短而尖銳的碰撞聲。我也記得那篇課文：有個男孩坐火車，耳邊聽到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來，“各位，前方有危險的說!”別人都要求他，閉上你的嘴!可是他還是聽到ck，繼續說個不停，大家又讓他收聲。如是者三，終於有人說，太煩了，要不把火車停下，讓他看看諸事平安好了。火車停了，鐵軌果然出了問題。我想這個故事說的是關於危險的警告有多麽重要，而傾聽一個人微言輕的聲音又是多麽難。
我不能誇張地說這個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對我的新聞記者生涯有益。我隻是發現，90%的新聞都是這個故事的變種。不同的是，那些新聞裏的“火車”都翻了。我看到蟻力神、沙蘭鎮水災是這樣，膠濟鐵路事件更是翻版。這些新聞的核心事實是什麽呢?真的是火車傾覆死傷枕藉嗎?當然不是，它是這個：曾有一個ck男孩，但他沒有機會讓人聽到他的危言。
如今我不再是一個記者了。某種程度上說，我已厭倦於那些大同小異的故事。當我看到“躲貓貓”，我可不覺得幽默，我能想像到我去採訪的話，人們會告訴我“這是一個體製問題”。我能想到我會煩得要死。
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麽我們要把人分為各種莫名奇妙的類別，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兩類。你會在任何地方看到，人們正被劃分為“左派”和“右派”，或者“70後”和“80後”。我想好的分類法總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別的體係基礎之上，比如天上的雲朵，有的是層雲，有的是積雨雲，等等。有一次在從北京飛往廣州的路上，我看見無數的白色碎塊蹲在天上，伸著舌頭扮可愛，實在不知道是什麽，就叫它們比熊犬雲。這不是一種好的分類法，但至少還照顧到了形狀。倘若有人罔故這些規則，看著天說，這是左邊的雲，這是右邊的雲，左邊的更愛國，這人大約是腦殼壞掉了。
如果我有個孩子，我能給他的教益就是：別跟任何人一夥兒。我是自由主義者中的一個，不過我不準備跟每個自由主義者都抱在一起。無論什麽事，我會自己琢磨，不勞別人幫忙。倘若你是單獨一個，你就不用怕那麽多，也不用在乎那麽多。同樣我也不準備跟我的同齡人為伍。我也不懂什麽叫美麗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麗得像隻烏龜，那麽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實迷途其未遠
初三那年我隨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麽多外國人。在頤和園，在北海公園，在任何一個地方，每當我發現有某個外國人把相機對準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國人，我的腦子中就必然會蹦出一個念頭：這孫子想曝光我們的陰暗麵!於是立刻充滿敵意地把我的相機對準那個可憐的遊客。這種對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會迷惑不解地放棄拍攝。那是冷戰後期，美國總統還是裏根，而在我最喜歡的各種讀物中，對歷史的解釋總是基於最簡單的鬥爭邏輯。那會兒我既不知道什麽叫文官製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學，對本國歷史可謂一無所知。不過我卻不僅自以為了解歷史，還認為我的祖國很需要我的保護，而每個外國遊客都可能居心叵測。
幾年以後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國人隻是想拍攝一些異國風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後我出國時也很自然地這麽做。我也意識到民族主義並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徵，盡管類似潮流的中堅力量總是年輕人。在東京我曾拍過一個醉臥街頭的男人，可是並沒哪個日本男孩向我投來爛番茄。
如今之我已與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國，高尚的標誌是在理想上與小時候別無二致，聰明的標誌卻在認識世界的方式上與那時有天壤之別。我不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群體中的一員。在回想自己的過去之時，我的感覺就像是從一場災難中脫身。
我的另一個變化是，發表觀點時變得謹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這事我懂嗎?因此我很不喜歡那些太愛說話的傢夥。有個朋友辦了一個博客平台，承蒙抬愛，我被邀請去玩，卻一直興致不高，惟一的原因就是那兒的人都太話癆。上中學時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學生雜誌上發表過若幹篇“議論文”，無論“陳蕃掃天下而不掃一屋”還是“下裏巴人也是藝術”，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見——那是我經歷過的另一場災難。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著有議論文的地方。
我對這些嘮叨本身並無意見——發正我不看就是了——我隻是希望在這些嘮叨當中常識多一些，創意少一些。一個基本規律是，一個社會的常識越多，妄言就會越少。妄言少了，妄為才會少。妄言隻令人心煩，妄為才令人憂慮。
比方說，我覺得各種過分的民族主義言論就是妄言，而偏狹民族主義者們想幹的事就是妄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個缺乏常識的環境下一些缺乏常識的人既對自己的能力自信滿滿，又對自己的價值體係堅信不疑，還對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這些人大權在握，就會導致廣泛的悲劇，比如兩次世界大戰。倘若這些人是普通民眾，那麽禍亂會小一些，隻會導致智慧湮滅——智慧這東西我們肯定有的是，要不我們怎麽會總是隨手就毀滅那麽一些呢?
更可怕的狀況則是上述兩者結合在了一起，這樣的悲劇在中國歷史上可不隻發生過一兩回。
有時我會悲觀地想，什麽時候我們的認識水準才會超越“抵製某貨”呢?什麽時候一些愛國者才會不再動輒把一個看法與他們不同但並沒有出賣國家利益的人叫作“漢奸”呢?這麽想時，我會覺得時日荏苒，我們卻似乎並未跨入全球化的時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著拿相機的外國遊客。有時我又會單從技術性的角度考慮，其實這隻是我們的低劣的語文教育水平所致。我們這裏有不少人隻有很少的詞彙量，這導致他們的發言總是比較暴戾和單調。
我並不認為這個世界上有“獨立思考”這回事，除非這種“獨立”指的隻是立場，而不包括思維方式。我們總是使用一些從別人那裏學來的見識來琢磨事兒——但是每個人學到的想問題的方法卻有好有壞。
比如說有的人是從亞當.斯密那裏學到的見識，有的人則是從他二大爺那裏學到的，我並不厚此薄彼，一定認為前者看待問題就比後者更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學亞當.斯密，又學他二大爺，並把兩者做個比較，他就一定會變成相對聰明的人。要是他固執地相信他二大爺，卻不願意親近人類千百年年來積累下來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極少有機會聽說相悖的觀點，卻有著強烈的行動欲望，那麽就他的人生來說，我列舉不出還有什麽比這更為危險。
@高速鐵路上的白髮漁樵
我的英文水準很不壞，至今還記得大約10個單詞，其中一個就是ck，短而尖銳的碰撞聲。我也記得那篇課文：有個男孩坐火車，耳邊聽到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來，“各位，前方有危險的說!”別人都要求他，閉上你的嘴!可是他還是聽到ck，繼續說個不停，大家又讓他收聲。如是者三，終於有人說，太煩了，要不把火車停下，讓他看看諸事平安好了。火車停了，鐵軌果然出了問題。我想這個故事說的是關於危險的警告有多麽重要，而傾聽一個人微言輕的聲音又是多麽難。
我不能誇張地說這個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對我的新聞記者生涯有益。我隻是發現，90%的新聞都是這個故事的變種。不同的是，那些新聞裏的“火車”都翻了。我看到蟻力神、沙蘭鎮水災是這樣，膠濟鐵路事件更是翻版。這些新聞的核心事實是什麽呢?真的是火車傾覆死傷枕藉嗎?當然不是，它是這個：曾有一個ck男孩，但他沒有機會讓人聽到他的危言。
如今我不再是一個記者了。某種程度上說，我已厭倦於那些大同小異的故事。當我看到“躲貓貓”，我可不覺得幽默，我能想像到我去採訪的話，人們會告訴我“這是一個體製問題”。我能想到我會煩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