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伊凡·伊裏奇的生活，作者托爾斯泰評價說，它是“最簡單、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觀點。後世的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對此故作不以為然，他說，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簡單、最平常，按美國標準卻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裏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國人來看是難得的好事兒，如果有誰認為在成功富有之外還得感受靈魂的質地，那就叫有毛病。菲利普·羅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實他嘲諷的是美國，支持的是托爾斯泰。
那麽“聰明以致不夠快樂”，或者說某人是如此有個性以致無法熱愛生活，它應該是什麽呢?愚見以為，除了扮酷之外，這個人還得真有點兒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隻需要在秋風中望向地平線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銀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賺幾筆的心理建設先吧。
打從上小學起，我就發現那些活得特有勁的同學寫作文都跟我們不一樣，我隻會寫一些駢詞儷句，比如“時光如水，歲月如梭，又到了小鳥媽媽給小鳥餵奶的季節”，他們卻會特別嚴肅地質問老師：“我們該如何度過這一生呢?”老師偏偏特吃這一套，說他們有思想雲雲。對我來說這簡直是無事生非，我如何度過一生，跟我有什麽關係，難道不是歸我媽說了算嗎?
那時我最常看的雜誌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頁上都連載漫畫《丁丁和寧寧》，丁丁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弟弟，寧寧則是其深明大義的兄長，每個故事的開頭兒都是丁丁幹了什麽上房揭瓦的事兒，結尾則一律是寧寧像個班長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這組漫畫，我都意誌消沉地想：怎麽我們二年一班的每個同學都像寧寧呢?就我跟張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丟了魂兒似的，張一蛋則智力有問題，每天帶一隻水煮蛋上學，吃完了找不著了就大哭一場：“我的蛋呢?”
如此悲慘的記憶一直跟隨著我，直到長大成人，彼時我已經喜歡上了一款叫《主題醫院》的電子遊戲。玩家在這遊戲裏經營醫院，要麵臨好多麻煩事，比如護士跟醫生調情啊、護工沒事兒就打撞球啊、女病人們大便時的吶喊聲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時醫院裏總是不斷死人，於是我最愛的橋段就來了——整個醫院裏反覆迴蕩著播音員的清脆女聲：“請病人不要隨便死在走廊上!”敢情這個還有呼籲的。我覺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這個女播音員，把多嚴重的事兒都變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過去，我這個女播音員就會先去學校，張一蛋一開始哭，我就塞給他一隻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後我會跟小時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們玩吧，其實他們隻是有點兒苯。”最後我會告訴他，活著本來可以是快樂的，如果不再賦予生活本不具備的意義，拿死亡之類的事情開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過一生”當回事，隻不過我們很難做到這些而已。如果不像別人那麽烏泱烏泱地在走廊上跑來跑去的話，活著本可以是簡明、安靜和值得嚐試的。
@人性的因素
普利茲攝影獎獲得者凱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車尾氣自殺身亡，他的遺言說：“對不起，生命中的悲傷遠遠超過了歡樂。”當時離他憑藉那張著名的禿鷲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獲獎不過3個月。有那麽一段時間我非常喜歡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攝的照片——當然都沒有獲獎的那張好。卡特兩頰消瘦，風塵僕僕，非常窮，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個不隻是記者的記者。榮格說，同一個時代中會有心理學意義上的不同時代的人，比如現代社會中也會有古代迦太基人類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說凱文-卡特不算當代記者，要歸入很早以前理想主義的那一撥兒，心裏裝著悲天憫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現代記者們則大多戴著半框眼鏡兩眼迸射賊光，喜歡輕鬆的工作方式，跟別的行業的人沒什麽區別，對於痛苦所知不多。
凱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個心事重重的傢夥到底適合不適合加入經世致用的行當，更明確地說，這類人適合不適合現代社會?時代有其強大的法則，如果我們不夠能滿足而快樂地與它調情就很可能什麽都不是，莫奈式的樸素藝術家因此絕跡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賺錢的商業是最棒的藝術”因此崛起了——各行各業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隻是如此而已?
戈爾.維達寫過一篇名為《熱愛飛翔》的文章，講的是他親身經歷的美國航空業發軔年代的往事。在結尾處，戈爾.維達說：“今天科技的發展真是令人談為觀止。我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土星的光環漸漸消失，還能推測銀河係的邊緣還有哪些未知的星球，這是多麽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們更不可能擁有生活在相信飛行將創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裏的人們的崇高希望了。我們未能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覺得我們比那一代美國人失去的更多。我們失去了改變哪怕隻是身邊的小小世界的願望。我們總是可以看到令人沮喪的先例。梁啓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輩強出千萬倍，但對這個國家沒起什麽作用。胡適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寫了那麽多文章，也沒什麽用處。你隻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盡管每個造出了燦爛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歐洲，進步的核心動力總是來自於一幫書生們。那麽問題在哪兒呢?我們常說，問題不在我們能解決的範疇之內。
於是我們偃旗息鼓，承認世界是不可改變的，戮力賺錢即可，甚至連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單位的一條愚蠢的內部製度也是不可改變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義”，我覺得叫什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正是這麽做的。
並不是說以前的人們不是這樣，而是傑出的人們不是這樣。胡適先生回國時才26歲，跟現在的韓寒一樣大，在他前麵已經有了眾多先賢的失敗例證，他仍舊對著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從義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話：“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那時的中國，在某些部分比現在老邁得多，在另一部分則年輕得多。如今我們身處更繁華的文明之中，卻再也聽不到類似的明朗之聲了。
如今我們很容易認為“一切都會不同”無非癡人說夢，在我看來，這說明了我們有多麽聰明。的確，在改變中國方麵，胡適的作用可能還沒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當崇拜後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點的基礎上的商業模式，甚至稱其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這便是天才，那麽這個世界就是徹底抽瘋了，我輩餘生中的任務就是沖它吐唾沫，享受這惟一可以享受的樂趣。
其實凱文-卡特隻是一名負債纍纍的自由記者，連份固定薪水都沒有，套用中國的標準來講，就是一沒有記者證的假記者。這路人要是膽敢採訪我們的小煤礦，早被亂棍叉出去了。可是與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兒幹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樣，他是人類的精華，而我們不是，大多數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著聰明的頭腦，貪婪果敢、敏於行動，另些人則有著不合時宜的個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傑出者。我們在蠅營狗苟的生活之中學到的是貪婪，而失去的正是個性，當我們在朝陽區或者浦東的昂貴寫字樓裏尋覓各種機會的時候，並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麽糟糕，用戈爾.維達的話說：“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那麽“聰明以致不夠快樂”，或者說某人是如此有個性以致無法熱愛生活，它應該是什麽呢?愚見以為，除了扮酷之外，這個人還得真有點兒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隻需要在秋風中望向地平線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銀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賺幾筆的心理建設先吧。
打從上小學起，我就發現那些活得特有勁的同學寫作文都跟我們不一樣，我隻會寫一些駢詞儷句，比如“時光如水，歲月如梭，又到了小鳥媽媽給小鳥餵奶的季節”，他們卻會特別嚴肅地質問老師：“我們該如何度過這一生呢?”老師偏偏特吃這一套，說他們有思想雲雲。對我來說這簡直是無事生非，我如何度過一生，跟我有什麽關係，難道不是歸我媽說了算嗎?
那時我最常看的雜誌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頁上都連載漫畫《丁丁和寧寧》，丁丁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弟弟，寧寧則是其深明大義的兄長，每個故事的開頭兒都是丁丁幹了什麽上房揭瓦的事兒，結尾則一律是寧寧像個班長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這組漫畫，我都意誌消沉地想：怎麽我們二年一班的每個同學都像寧寧呢?就我跟張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丟了魂兒似的，張一蛋則智力有問題，每天帶一隻水煮蛋上學，吃完了找不著了就大哭一場：“我的蛋呢?”
如此悲慘的記憶一直跟隨著我，直到長大成人，彼時我已經喜歡上了一款叫《主題醫院》的電子遊戲。玩家在這遊戲裏經營醫院，要麵臨好多麻煩事，比如護士跟醫生調情啊、護工沒事兒就打撞球啊、女病人們大便時的吶喊聲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時醫院裏總是不斷死人，於是我最愛的橋段就來了——整個醫院裏反覆迴蕩著播音員的清脆女聲：“請病人不要隨便死在走廊上!”敢情這個還有呼籲的。我覺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這個女播音員，把多嚴重的事兒都變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過去，我這個女播音員就會先去學校，張一蛋一開始哭，我就塞給他一隻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後我會跟小時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們玩吧，其實他們隻是有點兒苯。”最後我會告訴他，活著本來可以是快樂的，如果不再賦予生活本不具備的意義，拿死亡之類的事情開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過一生”當回事，隻不過我們很難做到這些而已。如果不像別人那麽烏泱烏泱地在走廊上跑來跑去的話，活著本可以是簡明、安靜和值得嚐試的。
@人性的因素
普利茲攝影獎獲得者凱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車尾氣自殺身亡，他的遺言說：“對不起，生命中的悲傷遠遠超過了歡樂。”當時離他憑藉那張著名的禿鷲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獲獎不過3個月。有那麽一段時間我非常喜歡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攝的照片——當然都沒有獲獎的那張好。卡特兩頰消瘦，風塵僕僕，非常窮，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個不隻是記者的記者。榮格說，同一個時代中會有心理學意義上的不同時代的人，比如現代社會中也會有古代迦太基人類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說凱文-卡特不算當代記者，要歸入很早以前理想主義的那一撥兒，心裏裝著悲天憫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現代記者們則大多戴著半框眼鏡兩眼迸射賊光，喜歡輕鬆的工作方式，跟別的行業的人沒什麽區別，對於痛苦所知不多。
凱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個心事重重的傢夥到底適合不適合加入經世致用的行當，更明確地說，這類人適合不適合現代社會?時代有其強大的法則，如果我們不夠能滿足而快樂地與它調情就很可能什麽都不是，莫奈式的樸素藝術家因此絕跡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賺錢的商業是最棒的藝術”因此崛起了——各行各業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隻是如此而已?
戈爾.維達寫過一篇名為《熱愛飛翔》的文章，講的是他親身經歷的美國航空業發軔年代的往事。在結尾處，戈爾.維達說：“今天科技的發展真是令人談為觀止。我們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土星的光環漸漸消失，還能推測銀河係的邊緣還有哪些未知的星球，這是多麽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們更不可能擁有生活在相信飛行將創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裏的人們的崇高希望了。我們未能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覺得我們比那一代美國人失去的更多。我們失去了改變哪怕隻是身邊的小小世界的願望。我們總是可以看到令人沮喪的先例。梁啓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輩強出千萬倍，但對這個國家沒起什麽作用。胡適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寫了那麽多文章，也沒什麽用處。你隻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盡管每個造出了燦爛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歐洲，進步的核心動力總是來自於一幫書生們。那麽問題在哪兒呢?我們常說，問題不在我們能解決的範疇之內。
於是我們偃旗息鼓，承認世界是不可改變的，戮力賺錢即可，甚至連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單位的一條愚蠢的內部製度也是不可改變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義”，我覺得叫什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正是這麽做的。
並不是說以前的人們不是這樣，而是傑出的人們不是這樣。胡適先生回國時才26歲，跟現在的韓寒一樣大，在他前麵已經有了眾多先賢的失敗例證，他仍舊對著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從義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話：“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那時的中國，在某些部分比現在老邁得多，在另一部分則年輕得多。如今我們身處更繁華的文明之中，卻再也聽不到類似的明朗之聲了。
如今我們很容易認為“一切都會不同”無非癡人說夢，在我看來，這說明了我們有多麽聰明。的確，在改變中國方麵，胡適的作用可能還沒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當崇拜後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點的基礎上的商業模式，甚至稱其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這便是天才，那麽這個世界就是徹底抽瘋了，我輩餘生中的任務就是沖它吐唾沫，享受這惟一可以享受的樂趣。
其實凱文-卡特隻是一名負債纍纍的自由記者，連份固定薪水都沒有，套用中國的標準來講，就是一沒有記者證的假記者。這路人要是膽敢採訪我們的小煤礦，早被亂棍叉出去了。可是與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兒幹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樣，他是人類的精華，而我們不是，大多數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著聰明的頭腦，貪婪果敢、敏於行動，另些人則有著不合時宜的個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傑出者。我們在蠅營狗苟的生活之中學到的是貪婪，而失去的正是個性，當我們在朝陽區或者浦東的昂貴寫字樓裏尋覓各種機會的時候，並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麽糟糕，用戈爾.維達的話說：“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