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是建國後相當長一段時期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他也是黨內較早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中市場作用的領導人之一。
1956年9月20日，陳雲在中共八大會議發言，談了在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我國迅速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存在著若幹不可忽視的弊端，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既堅持計劃經濟，又把經濟搞活。
陳雲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著名設想。
陳雲的這個設想，是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突破蘇聯模式的一種新的構想，可惜，“左”的指導思想使這個正確構想在後來的實踐過程中被打斷了。
多年來，經濟工作中一再出現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而且為害時間長、破壞性極大。這和我們的指導思想上和體製上的失誤和弊端是分不開的。陳雲總結和建國以來工作的經驗教訓，結合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這些思考，集中反映在關於計劃與市場關係的進一步認識上。1979年2月22日下午，李先念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關於全國分行長會議情況的匯報時說：我同陳雲同誌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國內要競爭一下，不管東西好壞，都由商業部門收購不行。允許工廠自銷，也可代銷。實在不象話的要關一批。
1979年3月8日，陳雲把自己思考的一些結論寫成了提綱。這份提綱即是收入《陳雲文選》的《計劃與市場問題》。
這份提綱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後提出的設想，是完全正確的。60年來，蘇聯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馬克思這個理論來辦事的。
陳雲指出，在建立計劃經濟體製的過程中，由於沒有根據已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對馬克思的原理加以發展，導致了缺點：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謂市場調節，就是按價值規律調節，在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麵可以用“無政府”、“盲目”生產的辦法來加以調節。計劃還常常脫節，計劃機構忙於日常調度。計劃隻能對大路貨、主要品種作出計劃數字，因此生產不能豐富多彩，日用品十分單調。
這個缺點，後來被概括為“統得過多、過死。”為克服這方麵的缺點，陳雲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即有計劃按比例部分;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隻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又掌握了國民經濟的計劃經濟部分，就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市場調節部分隻能是有益的補充，當然必須基本上是無害的。
陳雲預計，在今後經濟調整和體製改革中，實際上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調節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
陳雲的這個預計是很準確的。改革中，對計劃和市場關係的探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隨著改革開放逐漸深入，市場作用一步步擴大，國民經濟煥發了新的活力。陳雲對這種進展十分高興。他進一步把關於計劃與市場關係的思想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1979年3月，擔任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以後，陳雲這一思想也進一步落到了實處。他提出，體製改革勢在必行，現在要進行研究，先改什麽，後改什麽，怎麽改。
另一方麵，在搞活經濟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擺脫國家宏觀管理的趨向。這種趨向，並不完全是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而主要是國家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管理權限上的矛盾。放權過多，在剛剛引入市場作用、實行計劃經濟轉型以搞活經濟的時候，對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是十分危險的。
為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穩定、健康地進行，陳雲提醒大家注意這種危險。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
1982年12月2日，陳雲同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上海代表團部分代表談話時，把計劃和市場關係又比喻為鳥和籠子的關係。
陳雲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工作中擴大市場作用，尊重價值規律而取得的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效果顯著。現在百貨商店裏的東西多得很，“賣方市場”正在變成“買方市場”，群眾把票子拿在手裏，好的就買，不好的就不買，這麽好的形勢，很久以來沒有見過。今後還要繼續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經濟工作中，要有時間觀念，要有利潤觀念。否則，就是大少爺辦企業，是不行的。
1956年9月20日，陳雲在中共八大會議發言，談了在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我國迅速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存在著若幹不可忽視的弊端，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既堅持計劃經濟，又把經濟搞活。
陳雲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著名設想。
陳雲的這個設想，是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突破蘇聯模式的一種新的構想，可惜，“左”的指導思想使這個正確構想在後來的實踐過程中被打斷了。
多年來，經濟工作中一再出現急躁冒進的“左”的錯誤，而且為害時間長、破壞性極大。這和我們的指導思想上和體製上的失誤和弊端是分不開的。陳雲總結和建國以來工作的經驗教訓，結合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這些思考，集中反映在關於計劃與市場關係的進一步認識上。1979年2月22日下午，李先念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關於全國分行長會議情況的匯報時說：我同陳雲同誌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國內要競爭一下，不管東西好壞，都由商業部門收購不行。允許工廠自銷，也可代銷。實在不象話的要關一批。
1979年3月8日，陳雲把自己思考的一些結論寫成了提綱。這份提綱即是收入《陳雲文選》的《計劃與市場問題》。
這份提綱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後提出的設想，是完全正確的。60年來，蘇聯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馬克思這個理論來辦事的。
陳雲指出，在建立計劃經濟體製的過程中，由於沒有根據已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對馬克思的原理加以發展，導致了缺點：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謂市場調節，就是按價值規律調節，在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麵可以用“無政府”、“盲目”生產的辦法來加以調節。計劃還常常脫節，計劃機構忙於日常調度。計劃隻能對大路貨、主要品種作出計劃數字，因此生產不能豐富多彩，日用品十分單調。
這個缺點，後來被概括為“統得過多、過死。”為克服這方麵的缺點，陳雲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即有計劃按比例部分;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隻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又掌握了國民經濟的計劃經濟部分，就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市場調節部分隻能是有益的補充，當然必須基本上是無害的。
陳雲預計，在今後經濟調整和體製改革中，實際上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調節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
陳雲的這個預計是很準確的。改革中，對計劃和市場關係的探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隨著改革開放逐漸深入，市場作用一步步擴大，國民經濟煥發了新的活力。陳雲對這種進展十分高興。他進一步把關於計劃與市場關係的思想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1979年3月，擔任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以後，陳雲這一思想也進一步落到了實處。他提出，體製改革勢在必行，現在要進行研究，先改什麽，後改什麽，怎麽改。
另一方麵，在搞活經濟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擺脫國家宏觀管理的趨向。這種趨向，並不完全是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而主要是國家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管理權限上的矛盾。放權過多，在剛剛引入市場作用、實行計劃經濟轉型以搞活經濟的時候，對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是十分危險的。
為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穩定、健康地進行，陳雲提醒大家注意這種危險。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
1982年12月2日，陳雲同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上海代表團部分代表談話時，把計劃和市場關係又比喻為鳥和籠子的關係。
陳雲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工作中擴大市場作用，尊重價值規律而取得的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效果顯著。現在百貨商店裏的東西多得很，“賣方市場”正在變成“買方市場”，群眾把票子拿在手裏，好的就買，不好的就不買，這麽好的形勢，很久以來沒有見過。今後還要繼續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經濟工作中，要有時間觀念，要有利潤觀念。否則，就是大少爺辦企業，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