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忍辱負重謀大局第22節 對陳雲最中肯的評價
另一方麵，他也提醒說，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象鳥和籠子的關係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裏，捏在手裏會死，要讓它飛，但隻能讓它在籠子裏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於一個省，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另外，“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比如對五年計劃的修改。但無論如何如何，總得有個“籠子”。就是說，搞活經濟、市場調節，這些隻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開計劃的指導。
1985年9月，陳雲在全國黨代表會議上發言說，計劃是宏觀控製的主要依據。計劃包括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兩種計劃方法不同，但都要運用各種經濟調節手段。
陳雲的這些觀點，對在當時條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經濟體製，重視市場調節，以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的束縛，起了積極作用。
在對外開放問題上，陳雲在多次主持財經工作時，態度始終是非常積極的。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對外資、外國技術，“一定要，而且還要充分利用”。
但是，當時的問題是有些幹部過分熱心，頭腦已經很不清醒了。外債能借多少是多少，經濟特區一下子就要遍地開花。陳雲以自己的豐富閱歷和高度的責任心，提醒大家要頭腦清醒，要認真分析，不斷總結經驗。
1979年9月28日，他在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開的匯報會上，明確提出：“現在誰也不反對借外債，但對所借外債要加以分別。”“不要用自由外匯兌換成為人民幣來彌補基建投資的赤字。” “設備貸款，我們每年能夠使用多少，不決定於我們的主觀願望，而決定於我們使用它時，國內為它配套所需的投資數量。”
他告誡大家：“利用外資來進行建設，我們的經驗還很少，需要認真加以研究。”
這樣的冷靜，在對外開放之初的狂熱中，是極其寶貴的。如果不是這樣，拉丁美洲國家因不計後果盲目引進外資，導致經濟不堪重負，長期為外債打工的悲劇，就難保不在中國上演。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自己這樣考慮的原因。他說：“我所以一再說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這中要警惕，這是因為我們有些幹部對這件事還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這樣的總是，絲毫沒有不要利用外資的意思，隻是敲敲警鍾。再重複一遍，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這是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不過要頭腦清醒。”
陳雲在就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時已經表示過，自己身體不行，難以承擔全盤領導經濟工作的重任。大量繁重的工作，嚴重損害了陳雲本來就虛弱的身體，寶鋼調查後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場。雖然大家都希望他全麵主持經濟工作，但他從大局出發，主張讓更年輕的人上來。
1979年10月，陳雲在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講話，主動提出，為了黨的利益，建議中央調比較接觸實際、比較年青一些的幹部，到中央來搞財經工作，這是國家的大計。如果不採取這樣的組織措施，自己身體不行，工作搞不動。中央認真考慮了陳雲的意見。
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撤銷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繼續貫徹經濟調整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
陳雲雖然不再直接主持經濟工作了。但他積極支持和配合新的財經領導機構工作，並為調整和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1981年，陳雲熱情地讚揚說：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以來農業和工商業及財政計劃等方麵的改革，是要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將會大大調動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進行四化建設的積極性，使我國的生產力獲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其意義不下於50年代消滅剝削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陳雲為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作出了重要貢獻。黨的十二大確定2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同時確定在步驟上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這是陳雲極力推動和支持的。1982年12月2日，陳雲同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上海代表團部分代表座談時指出：“如果急於求成，把本來應該放在後十年辦的事也勉強拿到前十年來辦，在‘六五’和‘七五’期間亂上基本建設項目，那末，經濟又可能出現混亂，翻兩番的任務反而有可能完不成。”由於採取了穩妥的步驟，新時期以來國民經濟既實現了高速增長，又避免了急於求成的大折騰。
改革開放是一項全新的實踐，需要不斷創新、不斷探索，有時難免遇到困難，陳雲總是給予幫助、鼓勵。1988年10月8日，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總是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1992年7月21日，他在悼念老戰友李先念的文章中，又鼓勵大家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 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另一方麵，他也提醒說，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象鳥和籠子的關係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裏，捏在手裏會死，要讓它飛，但隻能讓它在籠子裏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於一個省，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另外，“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比如對五年計劃的修改。但無論如何如何，總得有個“籠子”。就是說，搞活經濟、市場調節，這些隻能在計劃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開計劃的指導。
1985年9月，陳雲在全國黨代表會議上發言說，計劃是宏觀控製的主要依據。計劃包括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兩種計劃方法不同，但都要運用各種經濟調節手段。
陳雲的這些觀點，對在當時條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經濟體製，重視市場調節，以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的束縛，起了積極作用。
在對外開放問題上，陳雲在多次主持財經工作時，態度始終是非常積極的。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對外資、外國技術，“一定要，而且還要充分利用”。
但是，當時的問題是有些幹部過分熱心，頭腦已經很不清醒了。外債能借多少是多少，經濟特區一下子就要遍地開花。陳雲以自己的豐富閱歷和高度的責任心，提醒大家要頭腦清醒，要認真分析，不斷總結經驗。
1979年9月28日，他在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開的匯報會上，明確提出：“現在誰也不反對借外債，但對所借外債要加以分別。”“不要用自由外匯兌換成為人民幣來彌補基建投資的赤字。” “設備貸款，我們每年能夠使用多少，不決定於我們的主觀願望，而決定於我們使用它時，國內為它配套所需的投資數量。”
他告誡大家：“利用外資來進行建設，我們的經驗還很少，需要認真加以研究。”
這樣的冷靜，在對外開放之初的狂熱中，是極其寶貴的。如果不是這樣，拉丁美洲國家因不計後果盲目引進外資，導致經濟不堪重負，長期為外債打工的悲劇，就難保不在中國上演。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自己這樣考慮的原因。他說：“我所以一再說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這中要警惕，這是因為我們有些幹部對這件事還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這樣的總是，絲毫沒有不要利用外資的意思，隻是敲敲警鍾。再重複一遍，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這是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不過要頭腦清醒。”
陳雲在就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時已經表示過，自己身體不行，難以承擔全盤領導經濟工作的重任。大量繁重的工作，嚴重損害了陳雲本來就虛弱的身體，寶鋼調查後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場。雖然大家都希望他全麵主持經濟工作，但他從大局出發，主張讓更年輕的人上來。
1979年10月，陳雲在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講話，主動提出，為了黨的利益，建議中央調比較接觸實際、比較年青一些的幹部，到中央來搞財經工作，這是國家的大計。如果不採取這樣的組織措施，自己身體不行，工作搞不動。中央認真考慮了陳雲的意見。
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撤銷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繼續貫徹經濟調整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
陳雲雖然不再直接主持經濟工作了。但他積極支持和配合新的財經領導機構工作，並為調整和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1981年，陳雲熱情地讚揚說：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以來農業和工商業及財政計劃等方麵的改革，是要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將會大大調動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幹部進行四化建設的積極性，使我國的生產力獲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其意義不下於50年代消滅剝削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陳雲為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作出了重要貢獻。黨的十二大確定2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同時確定在步驟上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這是陳雲極力推動和支持的。1982年12月2日，陳雲同出席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的上海代表團部分代表座談時指出：“如果急於求成，把本來應該放在後十年辦的事也勉強拿到前十年來辦，在‘六五’和‘七五’期間亂上基本建設項目，那末，經濟又可能出現混亂，翻兩番的任務反而有可能完不成。”由於採取了穩妥的步驟，新時期以來國民經濟既實現了高速增長，又避免了急於求成的大折騰。
改革開放是一項全新的實踐，需要不斷創新、不斷探索，有時難免遇到困難，陳雲總是給予幫助、鼓勵。1988年10月8日，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總是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1992年7月21日，他在悼念老戰友李先念的文章中，又鼓勵大家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 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