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起草完畢並經周恩來審查修改後，周恩來叫薛暮橋把草案帶到杭州去徵求陳雲的意見。這時陳雲的身體仍很虛弱，每天隻能談2個小時，分3天報告完畢，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見，要薛暮橋把他的意見轉告總理。
根據陳雲的意見進行部署後，經濟調整工作很快就有了成果。1962年工業生產發展速度比上年降低16.6%，產鐵量比上年減少476萬噸，鋼產量減少200多萬噸，基本建設投資比上年減少56億元。陳雲建議出售高價糖果、點心，開高價飯館，後來又出售部分高檔的高價商品作為補充，並藉此回籠貨幣，穩定物價。此後三四年間靠出售高價商品共計多回籠貨幣50億元，相當於1961年貨幣發行總額125億元的40%，為物價穩定創造了條件。
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經濟調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正式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看準了的事，不避風險也要說。陳雲提出為渡過困難需要“分田到戶”，卻受到了嚴厲批評和冷遇。
工業調整有辦法了，農業調整也需要想辦法。農業生產受“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影響是最大的，在那段困難的日子裏，陳雲給予農業問題以極大關注。糧食危機的救急辦法隻可 應付一時，要走出困境，還是要想辦法增加糧食產量。
前幾年糧食減產，到底是什麽原因?誰都不敢找“大躍進”的問題，就歸因於自然災害。陳雲不同意這種說法。1961年剛重新工作，他就旗幟鮮明地表示：有人說去年因災減產1200億斤，我不信。李先念說是500億斤，我計算頂多360億斤。我跑了幾個省，印象是北方幾個省主要是因災減產，而浙江、江蘇、廣東則不是，浙江農民就不承認有災。搞平均主義，大大降低了農民的積極性。
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看法肯定會有人抵製。因此，陳雲最初考慮較多的，是如何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問題。他認為，發展化工和水利事業，可以對農業增產起很大作用，其中發展化肥是農業增產最快、最重要的一條。年產100萬噸化肥，隻要10億元投資，可增產糧食300萬噸即60億斤。同樣增產這麽多糧食，用開荒的辦法，需要投資15億元開3000萬畝土地。
農業生產遭破壞，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公社化”運動嚴重脫離農業生產力實際，在生產關係上冒進，瞎指揮、浮誇風、一平二調、平均主義、高指標高徵購、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為的錯誤，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不能不趕快解決。陳雲一直認為，搞好糧食生產，首要的是解決政策問題。1961年5月，陳雲把這個問題提到了中央。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政策問題不解決，農民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其他的措施再多，農業生產也上不去。
為了掌握來自農村的第一手的材料，陳雲帶著一個調查組，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回到故鄉上海青浦縣，在小蒸公社住了15天，進行農村調查，親眼看到了農村的情況，親耳聽到了農民和基層幹部的呼聲。那時候基層為了應付上級，領導來了，就搞些布置，掩過飾非，隻讓領導看好的一麵，隱瞞真實情況。陳雲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曾經在這裏搞過農民運動，工作組中有兩個成員也參加那時的工作，農民知道他們，敢於講話，使他們了解到了農村生活中最真實的一麵。
在這裏，陳雲聽了公社黨委兩次匯報，召開了十次專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有幾次主要是向農民做調查，有幾次是和公社黨委交換意見。他自己還去農民家中跑了若幹次，觀察他們養豬、種自留地、住房和吃飯等情況。
最後，陳雲把這次調查發現的問題和幾點建議整理出來，專門給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陳雲在信中把這次了解到群眾的幾點意見概括為4點，一是糧食吃不飽;二是基層幹部不顧實際、瞎吹高指標，參加勞動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幹部在生產中瞎指揮，不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四是沒有把集體生產組織好，農民積極性差，相反，對自留地、副業生產積極性高。隨信附了這次青浦農村調查的3個專題調查報告：《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總結幾年困難局勢的時候，提出不能到處照搬缺點錯誤“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公式，有人說一些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陳雲這次調查中了解到的問題，也突出反映出農業集體經營中出現的一些不適應(如幹部特殊化、作物安排、生產組織)，以及農民個體經營方麵的一些優勢(如養豬、自留地)。這些問題不能不引起陳雲更進一步的思考：在這樣困難的時期，能否想辦法盡可能發揮一下農民個體經營的積極性，以發展生產、解決糧食問題呢?
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後，陳雲提出全黨都要研究農業問題，他首先就帶頭研究思考這個問題。他到杭州、上海休養，還在經常考慮如何解救缺糧的農民，如何加快恢復糧食生產。他對當時安徽等一些地方的包產到戶做法非常感興趣。
1962年春夏之交，陳雲在上海、杭州休養，又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非常重視，認為與他在農村所見、所設想的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是一個路子。他指出，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
根據陳雲的意見進行部署後，經濟調整工作很快就有了成果。1962年工業生產發展速度比上年降低16.6%，產鐵量比上年減少476萬噸，鋼產量減少200多萬噸，基本建設投資比上年減少56億元。陳雲建議出售高價糖果、點心，開高價飯館，後來又出售部分高檔的高價商品作為補充，並藉此回籠貨幣，穩定物價。此後三四年間靠出售高價商品共計多回籠貨幣50億元，相當於1961年貨幣發行總額125億元的40%，為物價穩定創造了條件。
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經濟調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正式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看準了的事，不避風險也要說。陳雲提出為渡過困難需要“分田到戶”，卻受到了嚴厲批評和冷遇。
工業調整有辦法了，農業調整也需要想辦法。農業生產受“大躍進”和自然災害的影響是最大的，在那段困難的日子裏，陳雲給予農業問題以極大關注。糧食危機的救急辦法隻可 應付一時，要走出困境，還是要想辦法增加糧食產量。
前幾年糧食減產，到底是什麽原因?誰都不敢找“大躍進”的問題，就歸因於自然災害。陳雲不同意這種說法。1961年剛重新工作，他就旗幟鮮明地表示：有人說去年因災減產1200億斤，我不信。李先念說是500億斤，我計算頂多360億斤。我跑了幾個省，印象是北方幾個省主要是因災減產，而浙江、江蘇、廣東則不是，浙江農民就不承認有災。搞平均主義，大大降低了農民的積極性。
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看法肯定會有人抵製。因此，陳雲最初考慮較多的，是如何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問題。他認為，發展化工和水利事業，可以對農業增產起很大作用，其中發展化肥是農業增產最快、最重要的一條。年產100萬噸化肥，隻要10億元投資，可增產糧食300萬噸即60億斤。同樣增產這麽多糧食，用開荒的辦法，需要投資15億元開3000萬畝土地。
農業生產遭破壞，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公社化”運動嚴重脫離農業生產力實際，在生產關係上冒進，瞎指揮、浮誇風、一平二調、平均主義、高指標高徵購、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為的錯誤，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不能不趕快解決。陳雲一直認為，搞好糧食生產，首要的是解決政策問題。1961年5月，陳雲把這個問題提到了中央。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政策問題不解決，農民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其他的措施再多，農業生產也上不去。
為了掌握來自農村的第一手的材料，陳雲帶著一個調查組，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回到故鄉上海青浦縣，在小蒸公社住了15天，進行農村調查，親眼看到了農村的情況，親耳聽到了農民和基層幹部的呼聲。那時候基層為了應付上級，領導來了，就搞些布置，掩過飾非，隻讓領導看好的一麵，隱瞞真實情況。陳雲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曾經在這裏搞過農民運動，工作組中有兩個成員也參加那時的工作，農民知道他們，敢於講話，使他們了解到了農村生活中最真實的一麵。
在這裏，陳雲聽了公社黨委兩次匯報，召開了十次專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有幾次主要是向農民做調查，有幾次是和公社黨委交換意見。他自己還去農民家中跑了若幹次，觀察他們養豬、種自留地、住房和吃飯等情況。
最後，陳雲把這次調查發現的問題和幾點建議整理出來，專門給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陳雲在信中把這次了解到群眾的幾點意見概括為4點，一是糧食吃不飽;二是基層幹部不顧實際、瞎吹高指標，參加勞動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幹部在生產中瞎指揮，不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四是沒有把集體生產組織好，農民積極性差，相反，對自留地、副業生產積極性高。隨信附了這次青浦農村調查的3個專題調查報告：《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總結幾年困難局勢的時候，提出不能到處照搬缺點錯誤“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公式，有人說一些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陳雲這次調查中了解到的問題，也突出反映出農業集體經營中出現的一些不適應(如幹部特殊化、作物安排、生產組織)，以及農民個體經營方麵的一些優勢(如養豬、自留地)。這些問題不能不引起陳雲更進一步的思考：在這樣困難的時期，能否想辦法盡可能發揮一下農民個體經營的積極性，以發展生產、解決糧食問題呢?
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後，陳雲提出全黨都要研究農業問題，他首先就帶頭研究思考這個問題。他到杭州、上海休養，還在經常考慮如何解救缺糧的農民，如何加快恢復糧食生產。他對當時安徽等一些地方的包產到戶做法非常感興趣。
1962年春夏之交，陳雲在上海、杭州休養，又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非常重視，認為與他在農村所見、所設想的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是一個路子。他指出，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