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又送來他在湖南搞調查的報告，那裏農民對這個辦法也有強烈願望，他們得出類似結論。陳雲稱讚這個報告“觀點鮮明”。但毛澤東聽了田家英的口頭匯報後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毛澤東對此持否定態度，陳雲打算就此問題向他直接陳述。他把這個打算給一些領導幹部講了，他們勸他再慎重考慮，不必急於提出。顯然，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雖然同意調整，進行局部改變，但並未放棄，如提出“包產到戶”等方案，預料他是難以接受的。
但陳雲看準了的事情，態度也是非常堅決的。他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既然看準了，找到了辦法，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係到黨的聲譽，關係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
6月24日，陳雲從上海回到北京，立即與中央常委同誌交換意見，看法基本一致。7月6日，陳雲給當天早晨才從外地視察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寫信說：“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下午4點，毛澤東約陳雲去談了1個多小時，陳雲主要闡述了個體經營與合作小組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是要並存的。建議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以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困難。當時，毛澤東未表示意見。
幾天後，毛澤東在一個小範圍的會上說，他很不同意陳雲的意見。但陳雲是中央常委，向黨的主席講意見，組織上沒有錯。他還嚴厲地批評了鄧子恢和田家英，說他們主張“分田單幹”，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
問題提得如此之高，聞者十分震驚。陳雲聽後態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語。他隻向身邊工作人員表示，這隻是根據家鄉調查的結果，覺得個人搞積極性高一點，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說是“分田單幹”，我還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
第三部分 忍辱負重謀大局第17節 陳雲放眼世界
8月上旬，北戴河會議第一天，毛澤東發表了關於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講話，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在半個月的會議中，集中批評了“反對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和“單幹”的思想，並批評了所謂“翻案風”、“黑暗風”等。
這次會上雖然沒有點名批評陳雲，但了解情況的都清楚，陳雲是批評的對象之一。此後，隨著國內政治氣氛日益嚴峻，陳雲的處境更加困難，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實際上等於“靠邊站”了。
“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和許多老幹部一樣，受到衝擊，隻保留了中央委員職務。1969年10月被“下放”去江西的工廠“蹲點”。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溫都爾汗半年多以後，陳雲才從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澤東，請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澤東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陳雲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總理考慮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麵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問題。
“文化大革命”對經濟工作造成極大破壞。雖然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在盡力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了糾“左”的努力，但極左路線對經濟工作束縛和幹擾仍然十分嚴重。雖然自五十年代末以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在政治上屢遭打擊，但他並不將個人沉浮榮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機會，以對黨和人民高度的責任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抵製“左”傾錯誤、打開對外經貿新局麵的工作中。
陳雲放眼世界，直言和資本主義打交道
大勢已定，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縛住
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交惡，占中國外貿75%以上的對蘇東貿易受到極大影響。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不僅勝利渡過了三年困難，更咬緊牙關提前還清了欠蘇聯的債務，做到了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大革命”一來，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上綱上線到政治路線的高度，與開展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對立起來，把建國以來的對外經濟交流工作貶得一無是處，實際上搞閉關鎖國。
進入70年代，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1971年中國重訪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中國外交逐漸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極端孤立的局麵，獲得了走向世界的極好機遇。外交關係的突破帶來了對外經貿合作關係的新契機。而且西方發達國家當時麵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生產過剩的矛盾逼著他們的資本、產品、設備、技術都急於尋找出路，中國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令他們心動不已，也為中國擴大對外交流提供十分有利的條件。
但是，對外經貿工作仍受到極左錯誤政治路線的嚴重束縛，對與資本主義各國開展經濟交流更是顧慮重重，深怕越雷池一步。這樣，雖然也認識到這樣的機遇，想擴大對外經濟交流，但在實際工作中卻舉步維艱，十分被動。
毛澤東對此持否定態度，陳雲打算就此問題向他直接陳述。他把這個打算給一些領導幹部講了，他們勸他再慎重考慮，不必急於提出。顯然，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雖然同意調整，進行局部改變，但並未放棄，如提出“包產到戶”等方案，預料他是難以接受的。
但陳雲看準了的事情，態度也是非常堅決的。他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既然看準了，找到了辦法，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係到黨的聲譽，關係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
6月24日，陳雲從上海回到北京，立即與中央常委同誌交換意見，看法基本一致。7月6日，陳雲給當天早晨才從外地視察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寫信說：“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下午4點，毛澤東約陳雲去談了1個多小時，陳雲主要闡述了個體經營與合作小組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是要並存的。建議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以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困難。當時，毛澤東未表示意見。
幾天後，毛澤東在一個小範圍的會上說，他很不同意陳雲的意見。但陳雲是中央常委，向黨的主席講意見，組織上沒有錯。他還嚴厲地批評了鄧子恢和田家英，說他們主張“分田單幹”，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
問題提得如此之高，聞者十分震驚。陳雲聽後態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語。他隻向身邊工作人員表示，這隻是根據家鄉調查的結果，覺得個人搞積極性高一點，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說是“分田單幹”，我還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
第三部分 忍辱負重謀大局第17節 陳雲放眼世界
8月上旬，北戴河會議第一天，毛澤東發表了關於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講話，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在半個月的會議中，集中批評了“反對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和“單幹”的思想，並批評了所謂“翻案風”、“黑暗風”等。
這次會上雖然沒有點名批評陳雲，但了解情況的都清楚，陳雲是批評的對象之一。此後，隨著國內政治氣氛日益嚴峻，陳雲的處境更加困難，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實際上等於“靠邊站”了。
“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和許多老幹部一樣，受到衝擊，隻保留了中央委員職務。1969年10月被“下放”去江西的工廠“蹲點”。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溫都爾汗半年多以後，陳雲才從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澤東，請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澤東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陳雲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協助周恩來總理考慮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麵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問題。
“文化大革命”對經濟工作造成極大破壞。雖然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在盡力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了糾“左”的努力，但極左路線對經濟工作束縛和幹擾仍然十分嚴重。雖然自五十年代末以來，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在政治上屢遭打擊，但他並不將個人沉浮榮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機會，以對黨和人民高度的責任感，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抵製“左”傾錯誤、打開對外經貿新局麵的工作中。
陳雲放眼世界，直言和資本主義打交道
大勢已定，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縛住
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交惡，占中國外貿75%以上的對蘇東貿易受到極大影響。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不僅勝利渡過了三年困難，更咬緊牙關提前還清了欠蘇聯的債務，做到了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大革命”一來，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上綱上線到政治路線的高度，與開展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對立起來，把建國以來的對外經濟交流工作貶得一無是處，實際上搞閉關鎖國。
進入70年代，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1971年中國重訪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中國外交逐漸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極端孤立的局麵，獲得了走向世界的極好機遇。外交關係的突破帶來了對外經貿合作關係的新契機。而且西方發達國家當時麵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生產過剩的矛盾逼著他們的資本、產品、設備、技術都急於尋找出路，中國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令他們心動不已，也為中國擴大對外交流提供十分有利的條件。
但是，對外經貿工作仍受到極左錯誤政治路線的嚴重束縛，對與資本主義各國開展經濟交流更是顧慮重重，深怕越雷池一步。這樣，雖然也認識到這樣的機遇，想擴大對外經濟交流，但在實際工作中卻舉步維艱，十分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