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於當時經濟工作中首要的任務是實現工業化。在生產力水平低、底子薄的情況下必須集中財力物力，這種情況使市場作用擴大受到很大限製。1957年反右派鬥爭後，黨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發生“左”的錯誤，陳雲這些與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不相符的設想實際上已不可能付諸實施。
在陳雲的探索中，最緊迫而又最艱難的，是關於經濟運行的方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蘇聯的經驗都表明，國民經濟按比例平衡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當然，有計劃按比例平衡發展作為原則，在指導實踐時，必須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機動地貫徹，而不能教條地機械地搬用現成的結論。這個原則在中國運用時，也要考慮中國的特殊有利條件和製約因素，考慮中國跨越式發展的需要，探索中國經濟中一些突出的比例關係及其具體比例，確定適當的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
爭取盡可能快地發展國民經濟，改變長期貧窮落後的麵貌，改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迫切願望。但是，主觀的願望必須與客觀條件相適應。當時國民經濟的基礎非常薄弱，特別是現代工業少得可憐。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主義陣營各國願意、而且確實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無私援助，但因這些國家自身在戰爭中受創甚巨，因此這種援助雖然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麵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可以爭取外援，但不能依賴外援，很大程度上不能不盡可能依靠自力更生。如何處理好快速發展國民經濟的願望與新中國自身資金、技術、物質基礎等資源局限不足的矛盾，製定合適的發展速度，是擺在新中國領導人麵前的一道現實難題。
1954年6月30日，陳雲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編製情況向中共中央的匯報中說：“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具體比例，在各個國家，甚至一個國家的各個時期，都不會是相同的。一個國家，應根據自己當時的經濟狀況，來規定計劃中應有的比例。究竟幾比幾才是對的，很難說。唯一的辦法隻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
同時，在陳雲看來，這種平衡不是消極的平衡，而是積極的平衡，是緊平衡。他說：“我國因為經濟落後，要在短時期內趕上去，因此，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計劃中要有帶頭的東西。就近期來說，就是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工業發展了，其他部門就一定得跟上。這樣就不能不顯得很吃力，很緊張。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齊頭並進是進不快的。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們的計劃是緊張的，但可以過得去，不至於破裂。”
總的說來，這種平衡是緊張的，是積極的，但是總要有個限製，那就是保持平衡，不能使平衡破裂。因而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是緊平衡下的最大可能的規模和最快發展速度。
但對這樣一種確定發展速度的方法，大家在探索中認識上並不一致。1955年7月，毛澤東感到農業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責某些幹部象“小腳女人”。 隨即，他把對農業、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擴大到了經濟建設領域。他主張不要按常規走路，“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當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
由於從指導思想上拋棄平衡觀點，就使經濟工作中急躁冒進的思想在黨內迅速膨脹起來。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化”的口號激勵下，各生產部門紛紛開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產計劃。1956年初，各部專業會議，大都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和《農業十七條》中規定12年或8年的任務，提前在5年甚至3年內完成。當時的形勢正如周恩來所說：“各方麵千軍萬馬，奔騰而來。”
麵對這股建設高潮，作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以及主管經濟工作的幾位副總理，雖然也為這種積極性所鼓舞。但由於他們職責所在，經過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和分析後，頭腦最先冷靜下來，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對盲目冒進的問題。於是，1956年，在組織當年的生產建設中，在編製1957年的計劃和“二五”計劃草案中，進行了反冒進的努力。
後來，陳雲總結這一時期的教訓時說：我當時的辦法就是“砍”，“砍”到國家財力、物力特別是農業生產所能承擔的程度才定下來。
在具體工作中削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壓縮過大的建設規模後，陳雲並沒有就此滿足。他通過總結了一五期間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和這一階段反冒進的思考，係統地提出了以“國力論”防止冒進的理論。
1957年1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陳雲將這一時期的思考作了係統整理和完善，在會上作了題為《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講話。這篇講話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總結了“一五”建設特別是1956年經濟工作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通過建設規模同國力相適應來實現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觀點。
在陳雲的探索中，最緊迫而又最艱難的，是關於經濟運行的方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蘇聯的經驗都表明，國民經濟按比例平衡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當然，有計劃按比例平衡發展作為原則，在指導實踐時，必須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機動地貫徹，而不能教條地機械地搬用現成的結論。這個原則在中國運用時，也要考慮中國的特殊有利條件和製約因素，考慮中國跨越式發展的需要，探索中國經濟中一些突出的比例關係及其具體比例，確定適當的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
爭取盡可能快地發展國民經濟，改變長期貧窮落後的麵貌，改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迫切願望。但是，主觀的願望必須與客觀條件相適應。當時國民經濟的基礎非常薄弱，特別是現代工業少得可憐。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主義陣營各國願意、而且確實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無私援助，但因這些國家自身在戰爭中受創甚巨，因此這種援助雖然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麵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可以爭取外援，但不能依賴外援，很大程度上不能不盡可能依靠自力更生。如何處理好快速發展國民經濟的願望與新中國自身資金、技術、物質基礎等資源局限不足的矛盾，製定合適的發展速度，是擺在新中國領導人麵前的一道現實難題。
1954年6月30日，陳雲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編製情況向中共中央的匯報中說：“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具體比例，在各個國家，甚至一個國家的各個時期，都不會是相同的。一個國家，應根據自己當時的經濟狀況，來規定計劃中應有的比例。究竟幾比幾才是對的，很難說。唯一的辦法隻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
同時，在陳雲看來，這種平衡不是消極的平衡，而是積極的平衡，是緊平衡。他說：“我國因為經濟落後，要在短時期內趕上去，因此，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計劃中要有帶頭的東西。就近期來說，就是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工業發展了，其他部門就一定得跟上。這樣就不能不顯得很吃力，很緊張。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齊頭並進是進不快的。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們的計劃是緊張的，但可以過得去，不至於破裂。”
總的說來，這種平衡是緊張的，是積極的，但是總要有個限製，那就是保持平衡，不能使平衡破裂。因而建設規模和發展速度，是緊平衡下的最大可能的規模和最快發展速度。
但對這樣一種確定發展速度的方法，大家在探索中認識上並不一致。1955年7月，毛澤東感到農業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責某些幹部象“小腳女人”。 隨即，他把對農業、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擴大到了經濟建設領域。他主張不要按常規走路，“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當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
由於從指導思想上拋棄平衡觀點，就使經濟工作中急躁冒進的思想在黨內迅速膨脹起來。在批判“右傾保守”、“提前實現工業化”的口號激勵下，各生產部門紛紛開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產計劃。1956年初，各部專業會議，大都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和《農業十七條》中規定12年或8年的任務，提前在5年甚至3年內完成。當時的形勢正如周恩來所說：“各方麵千軍萬馬，奔騰而來。”
麵對這股建設高潮，作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以及主管經濟工作的幾位副總理，雖然也為這種積極性所鼓舞。但由於他們職責所在，經過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和分析後，頭腦最先冷靜下來，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對盲目冒進的問題。於是，1956年，在組織當年的生產建設中，在編製1957年的計劃和“二五”計劃草案中，進行了反冒進的努力。
後來，陳雲總結這一時期的教訓時說：我當時的辦法就是“砍”，“砍”到國家財力、物力特別是農業生產所能承擔的程度才定下來。
在具體工作中削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壓縮過大的建設規模後，陳雲並沒有就此滿足。他通過總結了一五期間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和這一階段反冒進的思考，係統地提出了以“國力論”防止冒進的理論。
1957年1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陳雲將這一時期的思考作了係統整理和完善，在會上作了題為《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講話。這篇講話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總結了“一五”建設特別是1956年經濟工作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通過建設規模同國力相適應來實現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