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舍此以外，別無他法。糧食不統購統銷，國家工業化的大局就沒法保證。陳雲拋棄了個人利害得失的顧慮，毅然挑起了統購統銷這付危險的擔子。
毛澤東、周恩來等同意陳雲的意見。毛澤東讓陳雲負責起草《關於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通知》，鄧小平負責起草決議。
在討論過程中，毛澤東覺得，徵購和配售的名稱不好聽，希望改一個名稱，當時的糧食部長章乃器想了一個名稱，把在農村實行徵購叫“計劃收購”，大家覺得這個名稱比較好，於是徵購被定名為“計劃收購”，配售也相應地被稱為“計劃供應”。兩者簡稱“統購統銷”。
會後，中共中央於10月16日作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也於11月23日發布了相關命令。
糧食統購統銷，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由於陳雲充分考慮了糧食統購統銷需要調節的幾方麵關係，它對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並沒有造成過大的影響和衝擊。
然而，作為特殊時期實行的一項特殊政策，糧食統購統銷後來持續之長，範圍之廣、措施之嚴格、對生產和人民生活影響之巨、時間之長，遠遠超乎陳雲的意料之外。其原因，主要是長期“左”的經濟政策，不從保證有吃有穿的基礎出發，急躁冒進。糧食供求矛盾一直得不到緩解，統購統銷政策長期未能調整，反而日益強化。這樣雖然基本保證了國家的需要，但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這是違背陳雲設計這一政策的初衷的。另一方麵，這一政策實行32年之久，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障了城鎮居民供給、維護了經濟和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後，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突破，每年還有大量糧食進口，糧食統購才逐步為糧棉合同定購製所代替，糧食統銷製度也逐漸廢止，但糧食生產和經營至今仍然是國家宏觀調控最重要的商品，並在繼續探索有效生產經營方法。
糧食統購統銷與穩定物價統一財經、三大改造一起，被稱為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戰役”。這一重大決策的製定，充分體現了陳雲所倡導的“交換、比較、反覆”的決策思想。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社會主義體製中可以發揮市場作用。
陳雲在實踐中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自己的道路。
經過幾年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中國共產黨初步積累了經濟工作的經驗，開始以新的眼光審視共和國的建設道路。
第二部分 排除萬難恢復經濟第10節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製訂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基本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五種經濟成分，經過改造後隻剩下國家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經濟;對國營企業的直接計劃、對合作社和私營企業的間接計劃和對部分私營、手工業、社員個體經營的市場調節過渡到對社會生產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管理;國家市場和自由市場並存過渡到了對工農業產品流通實行國家壟斷。
這種經濟體製就是高度集中統一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它適應建國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的需要。要在不長的時間內，在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落後的中國搞工業化，必須將有限的資源用於主要方麵，隻有實行高度集中才能做到。
但是，這個體製也暴露出很大的弊端，主要是管得過多、過死，地方和企業缺乏自主性，導致不少商品品種減少、質量下降，經營不靈活。
作為財經工作主要領導人，陳雲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注意力更多放在經濟方麵。八大前後，他針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暴露出弊端，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進行深行了的探索。
1956年9月20日，陳雲在中共八大上發言，根據自己一段時間來對經濟體製的思考，結合當時中央其他領導人和有關部門在這方麵的探索，向大會提出了比較完整、係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總體構想。這個構想在當時是富有創見性的，也是十分尖銳的。
在9月20日的發言中，陳雲指出了經濟體製中的弊端，提出要進行改革。改革原則，是從實際出發，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滿足人民需要，而不是從教條出發，照搬外國模式。陳雲指出：“我們應該採取正確的方針指導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就是說，我們必須使消費品質量提高，品種增加，工農業產量擴大，服務行業服務周到，而決不是相反……要把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農業、手工業，改造成為這樣一種有利於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
在此基礎上，陳雲提出改革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總體構想：
“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麵，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裏，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周恩來等同意陳雲的意見。毛澤東讓陳雲負責起草《關於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通知》，鄧小平負責起草決議。
在討論過程中，毛澤東覺得，徵購和配售的名稱不好聽，希望改一個名稱，當時的糧食部長章乃器想了一個名稱，把在農村實行徵購叫“計劃收購”，大家覺得這個名稱比較好，於是徵購被定名為“計劃收購”，配售也相應地被稱為“計劃供應”。兩者簡稱“統購統銷”。
會後，中共中央於10月16日作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也於11月23日發布了相關命令。
糧食統購統銷，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由於陳雲充分考慮了糧食統購統銷需要調節的幾方麵關係，它對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並沒有造成過大的影響和衝擊。
然而，作為特殊時期實行的一項特殊政策，糧食統購統銷後來持續之長，範圍之廣、措施之嚴格、對生產和人民生活影響之巨、時間之長，遠遠超乎陳雲的意料之外。其原因，主要是長期“左”的經濟政策，不從保證有吃有穿的基礎出發，急躁冒進。糧食供求矛盾一直得不到緩解，統購統銷政策長期未能調整，反而日益強化。這樣雖然基本保證了國家的需要，但嚴重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這是違背陳雲設計這一政策的初衷的。另一方麵，這一政策實行32年之久，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障了城鎮居民供給、維護了經濟和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後，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突破，每年還有大量糧食進口，糧食統購才逐步為糧棉合同定購製所代替，糧食統銷製度也逐漸廢止，但糧食生產和經營至今仍然是國家宏觀調控最重要的商品，並在繼續探索有效生產經營方法。
糧食統購統銷與穩定物價統一財經、三大改造一起，被稱為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戰役”。這一重大決策的製定，充分體現了陳雲所倡導的“交換、比較、反覆”的決策思想。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社會主義體製中可以發揮市場作用。
陳雲在實踐中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自己的道路。
經過幾年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中國共產黨初步積累了經濟工作的經驗，開始以新的眼光審視共和國的建設道路。
第二部分 排除萬難恢復經濟第10節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製訂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基本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五種經濟成分，經過改造後隻剩下國家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經濟;對國營企業的直接計劃、對合作社和私營企業的間接計劃和對部分私營、手工業、社員個體經營的市場調節過渡到對社會生產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管理;國家市場和自由市場並存過渡到了對工農業產品流通實行國家壟斷。
這種經濟體製就是高度集中統一的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它適應建國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的需要。要在不長的時間內，在經濟發展水平相當落後的中國搞工業化，必須將有限的資源用於主要方麵，隻有實行高度集中才能做到。
但是，這個體製也暴露出很大的弊端，主要是管得過多、過死，地方和企業缺乏自主性，導致不少商品品種減少、質量下降，經營不靈活。
作為財經工作主要領導人，陳雲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注意力更多放在經濟方麵。八大前後，他針對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暴露出弊端，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進行深行了的探索。
1956年9月20日，陳雲在中共八大上發言，根據自己一段時間來對經濟體製的思考，結合當時中央其他領導人和有關部門在這方麵的探索，向大會提出了比較完整、係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總體構想。這個構想在當時是富有創見性的，也是十分尖銳的。
在9月20日的發言中，陳雲指出了經濟體製中的弊端，提出要進行改革。改革原則，是從實際出發，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滿足人民需要，而不是從教條出發，照搬外國模式。陳雲指出：“我們應該採取正確的方針指導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就是說，我們必須使消費品質量提高，品種增加，工農業產量擴大，服務行業服務周到，而決不是相反……要把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農業、手工業，改造成為這樣一種有利於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
在此基礎上，陳雲提出改革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總體構想：
“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麵，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裏，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