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調整工商業工作，必須糾正黨內初露端鬩的“左”傾思想。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及時發現了一些財經工作人員中存在的對待資產階級問題上的“左”的情緒，對種傾向進行了批評、糾正。
建國初期，為了穩定經濟，人民政府對投機資本採取了一些嚴厲的措施，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財經部門有的幹部指導思想上有些急進，存在著想擠垮私營工商業的不正確思想和做法，希望借打垮投機的勝利之勢，一舉搞掉私人資本，早日實現社會主義，因此在處理公私關係上，要求過嚴過緊。
陳雲當時對私營企業局局長薛暮橋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時間長著呢，何必急急忙忙限製他們?”“要讓私營工商業發展，發展起來以後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跑不到外國去。”
1950年5月8日至25日，中財委召開了以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北京、重慶、西安七大城市為主的工商局長會議。陳雲在會上做了調整工商業的專題發言，提出了解決工商業困難的幾條辦法：
(一)重點維持生產。對華東紡織業準備採取國家撥給原料、私營工廠加工方式;部分工業如機器製造、橡膠、造紙等採取國家對私營工廠訂貨辦法。
(二)開導工業品銷路。一是收購農產品來增加農民購買力，二是政府給予優惠條件，組織目前暫時難以出口的工業品出口。
(三)聯合公私力量，組織資金周轉。
(四)幫助私營工廠改善經營管理。
(五)重點舉辦失業救濟。
調整工作到1950年9月基本完成。經過調整，國家的財政經濟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對此，陳雲高興地說：“3月物價穩定，5月中旬全國各地工商業者都叫喊貨賣不出去。於是我們發了兩路‘救兵’，一為加工訂貨，一為收購土產。起決定作用的是收購土產，因為收購土產，就發出了鈔票，農村有了錢就可以買東西。到9月全國情況就改觀了，霓虹燈都亮了。”
調整工商業的各措施收效以後，全國經濟開始步入正軌。後來，陳雲對這一段的工作曾作過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說：當時我們主要抓了兩件事，一是統一，二是調整。統一是統一財經管理;調整是調整工商業。一統一調，“隻此兩事，天下大定。”
戰爭創傷未愈戰火又燒到家門口，以積貧積弱的國力，既要支撐與最強大帝國主義的戰爭又要穩定市場，為應對艱巨的挑戰陳雲晝夜操勞，常常緊張得睡不好覺。
就在中國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復戰爭創傷，重建家園的時候，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了。1950年10月18日，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軍朝鮮。
一邊是經濟實力雄厚、軍事力量強大的美國，一邊是歷經連年戰爭後百廢待興、軍事裝備極其落後的中國。兩國發生直接碰撞，中國隻有動員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爭取勝利。
1950年10月15日到27日舉行的第二次會國財政會議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抗美援朝開始後的財經方針。用陳雲的話來說，這個問題的性質，是屬於財經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決定誌願軍入朝參戰後，作為中財委主任領導著全國經濟工作的陳雲最直接地麵對這一問題。他對此作了極其周密細緻的考慮。在這個會上，陳雲提出了自己的局勢發展的判斷和對財經方針的決策。
陳雲主張，要在準確判斷形勢的基礎上，集中力量，把財力使用在主要方麵，解決主要問題。財政上的各項支出，必須分清主次，不能麵麵俱到。麵麵俱到，反而會一事無成。
他當時分析，時局的發展可能有三種不同的情況：(一)鄰境戰爭，國內平安;(二)鄰境戰爭，國內被炸;(三)鄰境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一國捲入戰爭。
顯然，如果估計為第三種，那就是一種全麵戰爭狀態。財經工作必須轉入戰時經濟體製，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戰爭，一切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都談不上。如果估計為第一種或第二種，戰爭將局限於朝鮮境內，國內可能遭到敵人轟炸，但不會受到直接的攻擊。雖然炸有先後，有大小，其基本情況是一樣的。這樣，財經工作就可以考慮國內經濟恢復與建設。
陳雲提出：國家財經工作的對策，暫以第二種局勢為基點。就是把明年的財經工作方針放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基礎之上，與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復經濟的基礎上完全不同，表現在財政上就是要增加軍費及與軍事有關的支出，同時各種收入也必然要減少。這就是應付第二種局勢對策的主要點。
他說：如果時局隻變到第一種情況，則我可應付裕如;如果時局變到第三種情況，則財經對策需要另行討論。但目前先把基點放在第二種局勢上，對將來另製第三種局勢的對策，也不矛盾。
基於這樣一種估計，陳雲提出，抗美援朝開始後財經工作的方針應當是：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
經過討論，會議接受陳雲的意見，確定了1951年財經工作的方針，實行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這個意見上報中共中央後，中央基本上同意。
經過這樣周密地考慮以後，陳雲提出了“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針，並為這一方針的實現作出了明確部署。但執行中的困難程度絲毫不亞於判斷形勢、確定方針。
建國初期，為了穩定經濟，人民政府對投機資本採取了一些嚴厲的措施，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財經部門有的幹部指導思想上有些急進，存在著想擠垮私營工商業的不正確思想和做法，希望借打垮投機的勝利之勢，一舉搞掉私人資本，早日實現社會主義，因此在處理公私關係上，要求過嚴過緊。
陳雲當時對私營企業局局長薛暮橋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時間長著呢，何必急急忙忙限製他們?”“要讓私營工商業發展，發展起來以後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跑不到外國去。”
1950年5月8日至25日，中財委召開了以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北京、重慶、西安七大城市為主的工商局長會議。陳雲在會上做了調整工商業的專題發言，提出了解決工商業困難的幾條辦法：
(一)重點維持生產。對華東紡織業準備採取國家撥給原料、私營工廠加工方式;部分工業如機器製造、橡膠、造紙等採取國家對私營工廠訂貨辦法。
(二)開導工業品銷路。一是收購農產品來增加農民購買力，二是政府給予優惠條件，組織目前暫時難以出口的工業品出口。
(三)聯合公私力量，組織資金周轉。
(四)幫助私營工廠改善經營管理。
(五)重點舉辦失業救濟。
調整工作到1950年9月基本完成。經過調整，國家的財政經濟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對此，陳雲高興地說：“3月物價穩定，5月中旬全國各地工商業者都叫喊貨賣不出去。於是我們發了兩路‘救兵’，一為加工訂貨，一為收購土產。起決定作用的是收購土產，因為收購土產，就發出了鈔票，農村有了錢就可以買東西。到9月全國情況就改觀了，霓虹燈都亮了。”
調整工商業的各措施收效以後，全國經濟開始步入正軌。後來，陳雲對這一段的工作曾作過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說：當時我們主要抓了兩件事，一是統一，二是調整。統一是統一財經管理;調整是調整工商業。一統一調，“隻此兩事，天下大定。”
戰爭創傷未愈戰火又燒到家門口，以積貧積弱的國力，既要支撐與最強大帝國主義的戰爭又要穩定市場，為應對艱巨的挑戰陳雲晝夜操勞，常常緊張得睡不好覺。
就在中國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復戰爭創傷，重建家園的時候，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了。1950年10月18日，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軍朝鮮。
一邊是經濟實力雄厚、軍事力量強大的美國，一邊是歷經連年戰爭後百廢待興、軍事裝備極其落後的中國。兩國發生直接碰撞，中國隻有動員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爭取勝利。
1950年10月15日到27日舉行的第二次會國財政會議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抗美援朝開始後的財經方針。用陳雲的話來說，這個問題的性質，是屬於財經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決定誌願軍入朝參戰後，作為中財委主任領導著全國經濟工作的陳雲最直接地麵對這一問題。他對此作了極其周密細緻的考慮。在這個會上，陳雲提出了自己的局勢發展的判斷和對財經方針的決策。
陳雲主張，要在準確判斷形勢的基礎上，集中力量，把財力使用在主要方麵，解決主要問題。財政上的各項支出，必須分清主次，不能麵麵俱到。麵麵俱到，反而會一事無成。
他當時分析，時局的發展可能有三種不同的情況：(一)鄰境戰爭，國內平安;(二)鄰境戰爭，國內被炸;(三)鄰境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一國捲入戰爭。
顯然，如果估計為第三種，那就是一種全麵戰爭狀態。財經工作必須轉入戰時經濟體製，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戰爭，一切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都談不上。如果估計為第一種或第二種，戰爭將局限於朝鮮境內，國內可能遭到敵人轟炸，但不會受到直接的攻擊。雖然炸有先後，有大小，其基本情況是一樣的。這樣，財經工作就可以考慮國內經濟恢復與建設。
陳雲提出：國家財經工作的對策，暫以第二種局勢為基點。就是把明年的財經工作方針放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基礎之上，與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復經濟的基礎上完全不同，表現在財政上就是要增加軍費及與軍事有關的支出，同時各種收入也必然要減少。這就是應付第二種局勢對策的主要點。
他說：如果時局隻變到第一種情況，則我可應付裕如;如果時局變到第三種情況，則財經對策需要另行討論。但目前先把基點放在第二種局勢上，對將來另製第三種局勢的對策，也不矛盾。
基於這樣一種估計，陳雲提出，抗美援朝開始後財經工作的方針應當是：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
經過討論，會議接受陳雲的意見，確定了1951年財經工作的方針，實行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這個意見上報中共中央後，中央基本上同意。
經過這樣周密地考慮以後，陳雲提出了“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針，並為這一方針的實現作出了明確部署。但執行中的困難程度絲毫不亞於判斷形勢、確定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