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質樸忠厚，富於理性，幽默風趣，平易近人，廣受稱譽，卻從不招搖；他以仁愛之心待人，以仁愛之心待中國人，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救他人於水深火熱之中；他日夜操勞奔波，不僅隨時隨地幫助別人，在救助過程中同時還能審時度勢地處理政治事務，表現出高超的組織才能和得體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國朋友密切合作，經常是冒著生命危險，為處在日本占領軍下的25萬中國人提供相對安全的保護。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拉貝竟然還能安排出時間來記日記，簡直不可思議。
他的朋友對他交口稱讚，中國人把他奉為聖人，就連遭到他不斷抵製的日本人也對他敬重三分。盡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謙遜品質。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藹與溫和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就會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辯地用德語痛斥企圖強姦婦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標舉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聽說他在家裏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長的權威形象。
他雖然謙遜，但有時也會表現出一點兒虛榮心，例如身著燕尾服，胸別各種獎章，在柏林名攝影師的鏡頭前擺姿勢弄表情。這一點還表現在《遠東新聞報》的編輯把拉貝自鳴得意的幽默話語刪掉的時候。
拉貝1908年離開德國的時候，還是威廉二世皇帝統治時期。1919年他短期回國，此時德意誌帝國已處在共和國時期，但動盪的局勢還沒有平定下來。在漢堡，他看見一個人被暴徒毆打倒地，他的性格驅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來，結果他也遭到了毆打。
在柏林，西門子工人上街罷工的時候，他看見街上架起了機關槍，於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記日記，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一個嗜好。但是他的夫人並不怎麽欣賞這個嗜好，因為下班回家後，家裏人常常會因為他記日記而和他說不上幾句話。從他的日記裏我們經常可以發現他有一種憂慮，擔心在動亂的年代日記可能會丟失。對他來講日記是一筆珍貴的財富，裏麵記錄了他的時光和他的生命。
對在柏林的歲月，他是這樣記錄的：
接著發生了暴亂。我對家鄉的政治局勢一無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個所以然。後來我才明白，當時德國的實際情況比我自己感覺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邊是施泰因廣場音樂廳，裏麵是帝國國防軍；我的右邊是烏蘭德大街的跑馬場，裏麵駐紮的是共產黨人。到了晚上，雙方交火對射，我隻好和家人從臥室跑出來，在走廊上過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時間正好是總罷工，技術救援組織到處出動，填不飽肚子的女大學生淪為娼妓，歌劇演唱家圖幾個施捨任人包唱，投機商囤積居奇造成商品短缺，買葷油要憑票，西門子內部甚至還有專買皮靴後跟的票券。我是該領的票都領了。布倫德爾是我西門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訴我，西門子城裏有個地方可以買到各種豆子，價格便宜。我買了兩大袋豌豆想帶回家，但偏巧趕上下雨，一路上又沒有有軌電車，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軟了。結果到家的時候，豌豆隻剩下了一半。我是一點也不適合於在柏林生活！
在電車上，一個姑娘餓昏過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給了她一部分。在那個人人日子都不好過的困難時期，還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腦海裏一直記憶猶新，西門子在上海辦事處的會計布朗先生回國休假，邀請我和布倫德爾，還有其他幾個朋友一塊兒去波茨坦廣場旁邊的普紹酒館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從老家巴伐利亞帶來的小吃——白麵包、香腸和黃油。當時在旁邊有一個8歲左右的小姑娘，用圍裙捧著火柴，每盒要一個馬克。我們酒足飯飽之後，布朗把剩下來的食物全部送給了這個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聲哭了起來，將圍裙裏的火柴全部拋撤在地上，如獲至寶似的捧著食物奔向正在門口等候的母親。我們的啤酒頓時索然無味了。
當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國發揮我原有的作用時，我不禁輕舒了一口氣，我想別人不會為此而責怪我吧。
此行到中國，拉貝一待就是20年，中間隻有兩次回國，第一次是在20年代，另一次是在1930年，這一次回國是為了治療感染引起的疾病。這次回到中國他被任命為西門子駐中國新定首都南京的辦事處負責人。在這之後他再次看到德國是1938年3月，西門子洋行召他回國，把他送回了家。
南京從1927年起成為中國首都，1937年時，約有130萬人口。西門子洋行在那裏設置了電話係統，為發電廠安裝了渦輪機，並為好幾家醫院提供了醫療設備，由西門子培訓的中國專業技術工人負責設備的保養和維修。拉貝每天都能從中國的各部委得到向西門子訂貨的合同。
當時南京有一家德國飯店，天津著名的基斯林－巴德爾糕餅店也在那裏開了一家分店，以大使特勞特曼為首的德國大使館從北京遷到了南京，其他國家的大使館也開始在南京忙於建館。“遠洋通訊社”從南京播發的是有關中國政治方麵的報導，而與此同時上海則是中國的經濟中心，這就像華盛頓和紐約之間的關係。
在南京實施統治的是最高統帥蔣介石，他的意願是要給這個被擁有私家軍的各路軍閥弄得四分五裂的國家帶來統一和現代化。當時還有一個割據的延安地區，毛澤東經過聞名於世的長征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
他的朋友對他交口稱讚，中國人把他奉為聖人，就連遭到他不斷抵製的日本人也對他敬重三分。盡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謙遜品質。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藹與溫和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就會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辯地用德語痛斥企圖強姦婦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標舉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聽說他在家裏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長的權威形象。
他雖然謙遜，但有時也會表現出一點兒虛榮心，例如身著燕尾服，胸別各種獎章，在柏林名攝影師的鏡頭前擺姿勢弄表情。這一點還表現在《遠東新聞報》的編輯把拉貝自鳴得意的幽默話語刪掉的時候。
拉貝1908年離開德國的時候，還是威廉二世皇帝統治時期。1919年他短期回國，此時德意誌帝國已處在共和國時期，但動盪的局勢還沒有平定下來。在漢堡，他看見一個人被暴徒毆打倒地，他的性格驅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來，結果他也遭到了毆打。
在柏林，西門子工人上街罷工的時候，他看見街上架起了機關槍，於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記日記，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一個嗜好。但是他的夫人並不怎麽欣賞這個嗜好，因為下班回家後，家裏人常常會因為他記日記而和他說不上幾句話。從他的日記裏我們經常可以發現他有一種憂慮，擔心在動亂的年代日記可能會丟失。對他來講日記是一筆珍貴的財富，裏麵記錄了他的時光和他的生命。
對在柏林的歲月，他是這樣記錄的：
接著發生了暴亂。我對家鄉的政治局勢一無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個所以然。後來我才明白，當時德國的實際情況比我自己感覺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邊是施泰因廣場音樂廳，裏麵是帝國國防軍；我的右邊是烏蘭德大街的跑馬場，裏麵駐紮的是共產黨人。到了晚上，雙方交火對射，我隻好和家人從臥室跑出來，在走廊上過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時間正好是總罷工，技術救援組織到處出動，填不飽肚子的女大學生淪為娼妓，歌劇演唱家圖幾個施捨任人包唱，投機商囤積居奇造成商品短缺，買葷油要憑票，西門子內部甚至還有專買皮靴後跟的票券。我是該領的票都領了。布倫德爾是我西門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訴我，西門子城裏有個地方可以買到各種豆子，價格便宜。我買了兩大袋豌豆想帶回家，但偏巧趕上下雨，一路上又沒有有軌電車，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軟了。結果到家的時候，豌豆隻剩下了一半。我是一點也不適合於在柏林生活！
在電車上，一個姑娘餓昏過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給了她一部分。在那個人人日子都不好過的困難時期，還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腦海裏一直記憶猶新，西門子在上海辦事處的會計布朗先生回國休假，邀請我和布倫德爾，還有其他幾個朋友一塊兒去波茨坦廣場旁邊的普紹酒館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從老家巴伐利亞帶來的小吃——白麵包、香腸和黃油。當時在旁邊有一個8歲左右的小姑娘，用圍裙捧著火柴，每盒要一個馬克。我們酒足飯飽之後，布朗把剩下來的食物全部送給了這個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聲哭了起來，將圍裙裏的火柴全部拋撤在地上，如獲至寶似的捧著食物奔向正在門口等候的母親。我們的啤酒頓時索然無味了。
當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國發揮我原有的作用時，我不禁輕舒了一口氣，我想別人不會為此而責怪我吧。
此行到中國，拉貝一待就是20年，中間隻有兩次回國，第一次是在20年代，另一次是在1930年，這一次回國是為了治療感染引起的疾病。這次回到中國他被任命為西門子駐中國新定首都南京的辦事處負責人。在這之後他再次看到德國是1938年3月，西門子洋行召他回國，把他送回了家。
南京從1927年起成為中國首都，1937年時，約有130萬人口。西門子洋行在那裏設置了電話係統，為發電廠安裝了渦輪機，並為好幾家醫院提供了醫療設備，由西門子培訓的中國專業技術工人負責設備的保養和維修。拉貝每天都能從中國的各部委得到向西門子訂貨的合同。
當時南京有一家德國飯店，天津著名的基斯林－巴德爾糕餅店也在那裏開了一家分店，以大使特勞特曼為首的德國大使館從北京遷到了南京，其他國家的大使館也開始在南京忙於建館。“遠洋通訊社”從南京播發的是有關中國政治方麵的報導，而與此同時上海則是中國的經濟中心，這就像華盛頓和紐約之間的關係。
在南京實施統治的是最高統帥蔣介石，他的意願是要給這個被擁有私家軍的各路軍閥弄得四分五裂的國家帶來統一和現代化。當時還有一個割據的延安地區，毛澤東經過聞名於世的長征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