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在他們不顧個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們才能做出這種完全是人道主義的貢獻。


    安全委員會的主席承擔著最大的工作壓力,工作的成功主要應歸功於他。約翰·拉貝先生在南京困難的日子裏,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完美的人,他的獻身精神,給“德意誌”這3個字和他的祖國帶來了榮譽。


    南京的安全區委員會在我們中間人人皆知,我們十分高興地獲悉,拉貝先生已於昨天下午抵達了上海,他還是那麽身體健康和精神飽滿。他的夫人已在上海十分焦急地等了他很長時間,她的心情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他肯定會受到他在上海的全體同胞的熱烈歡迎!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國外組織中國分部的黨部機關刊物(《東亞觀察家》)1938年3月1日在上海給我的獻詞,內容如下:


    尤其是黨員約翰·拉貝在南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值得給予最高的讚賞,他的戰友、黨員克裏斯蒂安·克勒格爾和德國僑民愛德華·施佩林同樣是如此。這3個男子漢甘願冒著生命危險,自願地獻身於無法及時逃走的南京貧苦的和極端貧窮的居民。


    不僅是在極端困難時得到過這3個男子漢幫助的中國人會感激他們,我們在中國的全體德國人也會由衷地欽佩他們。


    簽名:拉曼


    中國分部部長


    德國大使館編號:5720/2550/38漢口,1938年3月22日致約翰·拉貝先生西門子洋行(中國)轉交上海


    尊敬的拉貝先生:


    鑑於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義務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及後來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主席期間,冒著生命危險,以人道主義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於犧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讚賞。


    此外,我也真誠地感謝您在這期間勇敢地為保護德國在南京的財產所做的個人努力。


    您的行為給我們的祖國帶來了榮譽。


    請允許我通知您,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請求外交部向德國紅十字會建議授予您一枚獎章。


    希特勒萬歲!


    簽名:特勞特曼


    德國大使


    迪爾曼街20號柏林西門子城1938年5月20日致大使奧斯卡·特勞特曼博士現地址:漢口


    尊敬的特勞特曼先生:


    衷心感謝您3月22日的親切來信。由於我正和我的夫人回鄉休假,您的信直到今天才收到。


    我同樣謹向您對我在南京的工作的讚賞表示衷心感謝,它使我感到十分高興。特別是您建議的獎章(紅十字功勳勳章)已在我到達這裏時,很快由大區黨部領導人、國務秘書伯勒先生親自授予我。


    這裏所有對中國友好的朋友們都希望您——尊敬的特勞特曼先生能堅持在您特別艱難的崗位上。您可以相信,這裏的許許多多朋友正以極大的關切和祝願注視著您辛勞的工作。祝您取得最終的成功。


    我在這裏作了多次關於我在南京經歷的報告,其實到現在為止隻是在很小的範圍內,例如西門子的經理們、遠東協會和外交政策局。關於那邊的情況,這些人士的確抱有懷疑的態度,我希望我的報告能一直傳到決策人物那裏,以便為消除這種懷疑盡我一點微薄之力。


    請代向您的夫人問好。我和我夫人向您致以衷心的問候。


    您永遠忠實的


    簽名:約翰·拉貝


    在中國生活30年後又回到了家


    1938年3月16日,我和妻子乘坐“孔特·比安卡·馬諾”號回家。抵達香港時,已先期到達那裏的江機長帶著他19歲的妻子以及她的已在那裏定居的全家人到碼頭上來接我們。他以令人感動的方式接待了我們3天。德國僑民在香港的德國俱樂部為我舉行了招待會,我在會上報告了我的部分經歷。以法爾肯豪森夫人為首的幾乎全體德國人都到船上來和我告別。


    我們乘坐豪華的義大利輪船經過馬尼拉和孟買,於1938年4月12日抵達熱那亞。


    4月13日我們在慕尼黑獲悉,我們7年沒有見麵的奧托此時已作為士兵進駐奧地利了。


    我們於4月15日到達柏林。國務秘書、大區黨部領導人伯勒授予了我一枚紅十字功勳勳章。在斯圖加特我被授予國外德僑功勳銀質獎章。中國政府授予我藍白紅綬帶玉石勳章。5月2日我在柏林的西門子舒克爾特廠辦公大樓電影院大廳作了報告,5月6日在外交政策局,5月12日在遠東協會,5月19日在西門子城,5月25日在蒂爾皮茨河畔的國防部也分別作了報告。國防部的人其實隻是對拍攝的影片感興趣。


    我內心期盼大區黨部領導人伯勒能帶我去見元首,但這個希望沒有實現,我便不假思索地在6月8日將我的報告1(見卷6/2《敵機飛臨南京》)寄給了元首。然後發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幾天以後我被蓋世太保逮捕了。我連同我的6本日記被兩名官員用汽車帶走。到了警察總局(阿爾布雷希特街),我在那裏被審訊了幾個小時。後來,他們責成我要保持緘默以後,又恭敬地把我釋放了。從此以後,不再允許我作報告,不準我出書,尤其是不許再放映約翰·馬吉在南京拍攝的有關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他們取走了我的日記和影片。1938年10月我收回了日記,影片卻被警方扣留了。與此同時,帝國經濟部(我曾給該部寄去過我給元首的報告副本)通知我,說我的報告已被最高層閱過,但我們的外交政策不會改變。我對此的答覆是:“我沒有期待過這點。我曾經答應過中國政府將我在南京看到的和經歷的向元首報告。這樣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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