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進行救濟工作的經驗表明，解決食品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在每年的4月～5月通常要比冬季更為重要，當國內發生動亂影響收割莊稼或是在接下來的夏季裏，情況也是如此。由於我們的糧食快要用完，為了對付這種可能出現的情況，無論如何需要購買新的儲備糧。我們合法擁有的1.0933萬袋米和 l萬袋麵粉肯定足夠應付這種情況。
在我們過去和日本當局就此事的談判中，他們曾表示，他們希望一切儲備糧均由自治委員會進行分發。在他們占領南京兩個月內，他們通過自治委員會隻免費分發了2000袋米。此外，他們還賣給了自治委員會8000袋米和1萬袋麵粉，由它轉售給居民(例外的情況是有幾次零星的救濟和不定期的分發，但數量很少，而且不是通過自治。委員會分發的。關於此事，我們想在這裏指出，25萬人吃飯每天需要1600袋米)，但現在日本人給自治委員會的每天交貨量已減少到400袋米；在我離開南京的前3天，他們既不提供米也不提供麵粉了。這樣，提供免費分發的數量要比沒收我們的儲備糧少得很多很多。
如果日本軍隊真像他們聲稱的那樣關心中國居民的健康，它就應當相應地對國外的救援組織施加影響，使其為購買米、麵和其他糧食募捐款項，達到相當於14.433萬元價值的食品(按照南京現行市價計算)，隻有這樣，才能補償原本合法屬於國際委員會，但後來被日軍沒收的那批糧食，也隻有這樣才能令國外的救濟救援組織刮目相看。
2月23日(在英國炮艇“蜜蜂”號上)
“蜜蜂”號於上午9時起航，下午經過鎮江。因為按日本人的命令夜間不得在長江上航行，晚上我們拋錨停泊在口岸。
我在船上被安置得十分好，艙房、夥食和服務都是一流的。艇上的中國服務人員似乎對汪先生(現在名叫羅福祥)在絞盡腦汁地猜想。他們看出他不是傭人，但我們絕不吐露。“蜜蜂”號上的軍官們認為，他是我的買辦。我的健康狀況好了一些。
2月24日(在英國炮艇“蜜蜂”號上)
11時左右，我們航行經過江陰要塞。我們看得到中國人的許多大炮顯然還很完好。除去一些彈坑外，沒有受到太嚴重的破壞，據多家報紙的報導，破壞情況要嚴重得多。可以看到揚子江兩岸有中國人在田裏勞動。我們從3艘軍艦的殘骸旁駛過去：一艘日本炮艇、一艘中國炮艇和一艘中國的“海鷹”號巡洋艦。下午3時我們經過了通州。我們停泊在(吳漱口上遊約30英裏處)浮標附近宿夜。
2月25日
昨天晚上有些激動。從南京來了無線電消息，說根據日本軍隊的禁令，“萬通”號船上的蠶豆不得運入南京。人們擔心“蜜蜂”號有可能必須立即返回。在這種情況下，返航途中我就要在通州上岸。幸運的是並非一定要求返航，使我們今天上午能夠繼續向上海行駛，計劃抵達上海時間是下午2時。我請人用無線電通過美國總領事館和德國總領事館分別向菲奇和西門子洋行(中國)通知我的到達。據說菲奇要在次日下午出發到美國去，我非常想在他出發之前還能見到他，把他的南京郵件交給他。
2月26日
我們於昨天下午2時駛抵上海。在經過停在港內準備起航的“格奈森諾”號(譯註：德國護衛艦)時，我聽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但卻不能確定呼叫聲來自眾多艙房的哪一個窗戶。今天我聽說，原來是瑪戈特·施密特，她正在“格奈森諾”號船上送別普羅布斯特夫人和霍普一家人。菲奇先生也在船上。因此我不再能把他的南京郵件親手交給他，因為當我於3時15分上岸時，“格奈森諾”號已經駛走，並且聯繫不上了。在經過海關碼頭時，我看到妻子正在等我，但她在遠處沒有認出我，雖然我極力讓自己表現得引人注目。
現在，我已在上海舒適而暖和地(像樹與樹皮之間的一條蠕蟲)坐著，覺得很像是“勝利部隊進入柏林後的吹牛家”。每個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這使人十分難堪。因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在內心有什麽堪稱英雄的東西。每當有人唱起讚歌時，我就會一再想起一首美麗的詩歌。這首詩是說有一個漢堡少年，他救了一個快要淹死的夥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的父親去拜訪他(他已躺在床上)，感謝他救了他兒子的命，他說：“救了命？？哦，沒有的事！”滿不高興地又翻過身去睡了。
上海的德文報紙於星期六(1938年2月26日)刊出文章：
向約翰·拉貝先生致敬
當日本的部隊在11月底以極快的速度向中國首都南京挺進時，在外國人的私人圈子裏產生了建立一個安全區的想法，使外國的僑民和中國的平民在預期發生的戰鬥時可以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
國際委員會由此誕生了。它把不同國家的公民(其中有3個德國人，還有美國人、英國人等)聯合了起來。西門子洋行(中國)南京辦事處代表約翰·拉貝先生在他的全體委員們的信任下，被任命為委員會的主席。
戰鬥爆發時，安全區已經組織完畢。委員會的成員們本來可以到停泊在揚子江上的輪船上去避難，這並不困難。可是，拉貝先生和他的委員們放棄了讓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機會，決心將承擔的使命進行到底。由於他們不怕自我犧牲的行動，在中國部隊撤退和日本人占領南京後那些困難日子裏，使數十萬人得以免受飢餓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他們免受可怕的遭遇。
在我們過去和日本當局就此事的談判中，他們曾表示，他們希望一切儲備糧均由自治委員會進行分發。在他們占領南京兩個月內，他們通過自治委員會隻免費分發了2000袋米。此外，他們還賣給了自治委員會8000袋米和1萬袋麵粉，由它轉售給居民(例外的情況是有幾次零星的救濟和不定期的分發，但數量很少，而且不是通過自治。委員會分發的。關於此事，我們想在這裏指出，25萬人吃飯每天需要1600袋米)，但現在日本人給自治委員會的每天交貨量已減少到400袋米；在我離開南京的前3天，他們既不提供米也不提供麵粉了。這樣，提供免費分發的數量要比沒收我們的儲備糧少得很多很多。
如果日本軍隊真像他們聲稱的那樣關心中國居民的健康，它就應當相應地對國外的救援組織施加影響，使其為購買米、麵和其他糧食募捐款項，達到相當於14.433萬元價值的食品(按照南京現行市價計算)，隻有這樣，才能補償原本合法屬於國際委員會，但後來被日軍沒收的那批糧食，也隻有這樣才能令國外的救濟救援組織刮目相看。
2月23日(在英國炮艇“蜜蜂”號上)
“蜜蜂”號於上午9時起航，下午經過鎮江。因為按日本人的命令夜間不得在長江上航行，晚上我們拋錨停泊在口岸。
我在船上被安置得十分好，艙房、夥食和服務都是一流的。艇上的中國服務人員似乎對汪先生(現在名叫羅福祥)在絞盡腦汁地猜想。他們看出他不是傭人，但我們絕不吐露。“蜜蜂”號上的軍官們認為，他是我的買辦。我的健康狀況好了一些。
2月24日(在英國炮艇“蜜蜂”號上)
11時左右，我們航行經過江陰要塞。我們看得到中國人的許多大炮顯然還很完好。除去一些彈坑外，沒有受到太嚴重的破壞，據多家報紙的報導，破壞情況要嚴重得多。可以看到揚子江兩岸有中國人在田裏勞動。我們從3艘軍艦的殘骸旁駛過去：一艘日本炮艇、一艘中國炮艇和一艘中國的“海鷹”號巡洋艦。下午3時我們經過了通州。我們停泊在(吳漱口上遊約30英裏處)浮標附近宿夜。
2月25日
昨天晚上有些激動。從南京來了無線電消息，說根據日本軍隊的禁令，“萬通”號船上的蠶豆不得運入南京。人們擔心“蜜蜂”號有可能必須立即返回。在這種情況下，返航途中我就要在通州上岸。幸運的是並非一定要求返航，使我們今天上午能夠繼續向上海行駛，計劃抵達上海時間是下午2時。我請人用無線電通過美國總領事館和德國總領事館分別向菲奇和西門子洋行(中國)通知我的到達。據說菲奇要在次日下午出發到美國去，我非常想在他出發之前還能見到他，把他的南京郵件交給他。
2月26日
我們於昨天下午2時駛抵上海。在經過停在港內準備起航的“格奈森諾”號(譯註：德國護衛艦)時，我聽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但卻不能確定呼叫聲來自眾多艙房的哪一個窗戶。今天我聽說，原來是瑪戈特·施密特，她正在“格奈森諾”號船上送別普羅布斯特夫人和霍普一家人。菲奇先生也在船上。因此我不再能把他的南京郵件親手交給他，因為當我於3時15分上岸時，“格奈森諾”號已經駛走，並且聯繫不上了。在經過海關碼頭時，我看到妻子正在等我，但她在遠處沒有認出我，雖然我極力讓自己表現得引人注目。
現在，我已在上海舒適而暖和地(像樹與樹皮之間的一條蠕蟲)坐著，覺得很像是“勝利部隊進入柏林後的吹牛家”。每個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這使人十分難堪。因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在內心有什麽堪稱英雄的東西。每當有人唱起讚歌時，我就會一再想起一首美麗的詩歌。這首詩是說有一個漢堡少年，他救了一個快要淹死的夥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的父親去拜訪他(他已躺在床上)，感謝他救了他兒子的命，他說：“救了命？？哦，沒有的事！”滿不高興地又翻過身去睡了。
上海的德文報紙於星期六(1938年2月26日)刊出文章：
向約翰·拉貝先生致敬
當日本的部隊在11月底以極快的速度向中國首都南京挺進時，在外國人的私人圈子裏產生了建立一個安全區的想法，使外國的僑民和中國的平民在預期發生的戰鬥時可以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
國際委員會由此誕生了。它把不同國家的公民(其中有3個德國人，還有美國人、英國人等)聯合了起來。西門子洋行(中國)南京辦事處代表約翰·拉貝先生在他的全體委員們的信任下，被任命為委員會的主席。
戰鬥爆發時，安全區已經組織完畢。委員會的成員們本來可以到停泊在揚子江上的輪船上去避難，這並不困難。可是，拉貝先生和他的委員們放棄了讓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機會，決心將承擔的使命進行到底。由於他們不怕自我犧牲的行動，在中國部隊撤退和日本人占領南京後那些困難日子裏，使數十萬人得以免受飢餓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他們免受可怕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