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進行曲:我們的軍隊 軍樂隊


    我們上午還在四處查看被日本軍人殺害的中國人,下午卻要去欣賞日本軍隊舉行的音樂會,顯然有些過分,但是,在這充滿了欺騙的東方世界,一切都是可能的。為了給對方麵子(一張早已丟盡的臉麵),為了顧及聞名於世的東亞禮儀,我們委員會幾乎全體成員都出席了音樂會!此外,沙爾芬貝格和許爾特爾,美國領事阿利森和英國代表傑弗裏也大駕光臨。我們還極有耐心地讓人為《讀賣新聞》照了一張相,傑弗裏和一個叫蓋莎的可愛的女人站在我們中間。


    為解決我申請往返上海的事宜,福井先生約我今天一早就去日本大使館。也許他想再次提醒我,讓我切切不可忘記,在上海隻許說日本人的好話!如果他認為我會不同意,那就大錯特錯了。當然,在這方麵他不會錯,我也不會錯,他對我已經相當了解,他知道,我會以同樣的亞洲式虛偽向他保證,說他想聽的話。至於我以後是否還把它當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對此,他肯定是不會相信的。據總部最後一封來信,我是決不可能再回到這裏了,但是,現在我還不能讓別人知道。


    現在是到了最後關門的時候了!我對張(國珍)說:“我得回德國。”張聽了憂心忡忡地直搖頭。“我需要箱子,也就是說,要用木料做箱子,我還有幾件小行李要裝箱。”“木料?”張問,“現在連做棺材的木頭都不夠了。”不過,他會設法搞到幾塊木板。我們的家具以及由我自己付錢購買的辦公設備全部留下,帶不走。至於這些家具以後怎樣處置,誰也不知道。我最心疼的是那幅油畫,但又有什麽辦法呢?普菲岑羅伊特太太說什麽來著?她說,“不必為50芬尼的東西操心!”


    張剛才帶回來消息說:“根本沒有木料,惟獨日本人有,可是,他們不賣!”我真為這些漂亮的舊衣服感到可惜!


    2月10日


    昨天去日本大使館,想會見福井先生,未遇。當晚6時,他來看我,商談我去上海事宜。他果然忍不住威脅我說:“如果您在上海對報社記者說我們的壞話,您就是與日本軍隊為敵。”他告訴我說,克勒格爾的報告非常差勁,並以一封來自倫敦的長篇電報為例,說明克勒格爾的思想很壞。他相信,此份電報是從香港拍給他的。我忙安慰福井說,依我看,那段時間克勒格爾根本不在香港。這顯然毫無意義,因為電報有可能就是在上海拍的。從下麵1月28日克勒格爾的來信中得知,他在上海作了詳細報告,並同意公開發表。我問福井,允許我在上海說些什麽,他回答說:“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對此,我說:“依我看,您期待著我對報界這樣說:南京的局勢日益好轉,貴刊不要再刊登有關日本士兵罪惡行徑的報導,這樣做等於是火上加油,使日本人和歐洲人之間更增添不和的氣氛。,’“好!”他喜形於色地說,“真是太棒了!”好吧,我親愛的福井先生,現在請您給我機會與你們的麻生將軍和本後少佐親自談談此事,聽說本後先生說得一口流利的德語。我認為,我和貴方之間,即委員會和日本軍方之間總會取得諒解並進行友好合作。我們為鼓樓醫院爭取到幾個外國醫生和護理人員,您為什麽還拒發他們來南京的通行證?為什麽不允許我們從上海船運糧食來南京?為什麽禁止我們進入外交部裏麵的紅十字醫院?這個醫院還是由我們委員會提供食品的呢!”他的答覆就是聳聳肩膀或是翻來覆去的那一句話:“如果您說日本個的壞話,就要激怒日本軍方,這樣,您就回不了南京!”我問道:“能否帶一個中國傭人同往上海?”他回答說:“可以,隻是他決不能再回南京!”


    禮和洋行上海1938年1月28日


    親愛的拉貝閣下:


    火車旅行甚是辛苦,回上海後,喝了些格羅格酒暖暖身子,還洗了個熱水澡,慢慢地又像個人樣了。這星期,我到人群中走走,大家都衣冠整齊,上海還相當平靜,不像南京那樣滿街都是強盜。這段旅途很有意思,但我得承認,當我在火車站看到是敞篷車時,我的心都涼了。這是我那位可笑的警官的過錯,我本可以坐棚車走的,就像後來在鎮江坐的那樣。在那裏,我用了幾根香菸向日本士兵說明,我想搭他們的車走.盡管警官極力反對(看來他有嚴格命令),結果我們還是搭麽們的車走了。好在這次他比我凍得還厲害,這樣,理智戰勝了毫無意義的規定。


    至常州(武進)的路上,風景很美,但很荒涼。車再往前開,情況立即有了變化,農民已經在田裏耕作了。看來好像剛“掃蕩”完畢,到處都留有擄掠的痕跡。沿途也有士兵上車,他們捧著一捆捆獵物,還要幫軍官們背掠來的財物,其他就沒什麽可看的了。公路上確實不很安全,尤其是夜晚。盡管如此,我還是十分願意乘坐自己的車。


    我已經作了幾個報告,明天還要帶些人去,即便如此,還是宣傳得不夠,因為日本人到處煽風點火,矛頭對準南京,在那裏他們肯定是有企圖的。我隨信寄上兩篇報刊文章,我建議,如果時間還來得及,應對此作出反應。明天,日本人肯定會對新的“阿利森事件”作出解釋,但是日本人的文章隻要一看就知道是在欺騙。那兩次事件發生時,我去過報社,隻是我對詳情不甚清楚,所以,無法準確地用文字表達出來。以後,每逢事件發生最好立即對新聞界明確表態,這樣日本人就救作浪卻又興不起風。我擔心的是,我們通過新聞媒介施加壓力,隻不過使他們有所收斂罷了,對此,“阿利森事件”肯定是特別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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