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都不是特別的悲觀主義者。我竭力迴避那些具有“預卜吉凶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罵成是“不祥的烏鴉”(譯註：“烏鴉”在德語中和“拉貝”為同一個詞。)。雖然我健全的理智不會總是百分之百地冤枉這些悲觀估計者，但我在最後一刻總會用一句“得啦，約翰尼(譯註：拉貝的呢稱)，別害怕”來寬慰自己，躲進樂觀主義者的陣營裏去。不這樣，我怎能在這個遠東地區堅持30年！這裏軍閥和各省當權者之間的戰爭與革命，就像一條轉動的傳送帶正在迅速地交替著，它對商業也產生了影響。上海和天津之間的交通動脈——津浦鐵路，由於戰事不斷，已完全癱瘓了兩年之久，就是一個小小的例子。戰事不止一次地切斷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聯繫達幾周或數月之久，但我並沒有因此產生某種“特別的”擔心。我們對自己說，這些戰爭隻是中國人的事，我們歐洲人是不會因此受到真正威脅的，但我們必須忍受這些，就像人們忍受夏季的炎熱、塵暴和“赤色分子”那樣。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區盧溝橋發生所謂的“中日摩擦”時，在南京的我們曾認為，這起發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會在當地加以調停解決的。後來天津也遭厄運，去北方的鐵路因此而中斷，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變得十分炎熱。因此在七八月間，人們都到青島海濱、煙臺(譯註：原文係“芝罘”，煙臺舊稱。以下統譯為煙臺。)或是位於天津和瀋陽之間的美麗的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於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因為從陸路(津浦鐵路)不再能駛到天津，我便乘坐開灤煤礦管理局的一艘內燃機輪船去秦皇島。施密特先生的兩個女兒對此非常高興，因為她們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沒有男人的保護就不許她們從上海去北戴河。後來她們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縮短了我的行程和時間。輪船相當骯髒，但我的艙房寬敞而涼快。要是我早知道艙房裏的那張外交官辦公桌是兩用的，掀開桌麵就是一個盟洗台的話，那我就會更好地享受這次旅行，而不用經常到洗澡間去了。人們在真正認識這艘破舊的小內燃機船之前，決不應該咒罵它。帶著家眷的挪威船長對他的旅客感到很興奮(我們是他船上僅有的旅客)，抵達秦皇島後，他邀請我們到煤礦管理局的俱樂部去喝咖啡。這天晚上的小聚後來發展成了一場音樂茶會，過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島有聲望的人也陸續都來了。在這個茶會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開灤煤礦管理局的一個經理，我開玩笑地向他打聽與他共事的日本經理的情況。“噓！”他做了一個手勢，“您千萬別招鬼，他就站在後麵！”秦皇島那時已被日本人占領。不斷有運送軍隊的火車駛向天津，每列火車都架有高射火炮，這使我感到有些緊張，情況看來要比我估計的嚴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離秦皇島約一小時路程)，人們對日軍早已占領此地似乎沒什麽感覺，但空氣有些緊張，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島請人給我預訂返回上海的飛機票。回答卻是：“兩個月內的機票已售完。”正當我在考慮怎樣才能盡快返回的時候，傳來了一個消息，說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進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經上海港返回了。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後又逐漸傳來消息說，日本飛機已經襲擊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轟炸，這時我醒悟到了形勢的嚴重性。現在就隻有從天津經海上去煙臺或青島，再從那兒坐膠濟鐵路的火車經過濟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下告別了我的妻子。約15個小時後我到達天津，晚了一會兒。一些好朋友在那裏給我搞到了英國海輪的船票，這艘輪船連煙囪邊上都擠滿了中國難民。我正好還有足夠的時間看到了戰爭在天津造成的破壞，其中有一個我們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來的自動電話局被損壞就證實了這一點。街道上設置了鐵絲網路障，但每處日本兵都讓我們德國人順利通行。在傾盆大雨中，一隻小小的拖輪拖著兩隻擠滿了逃難的中國人的小船。從白河(譯註：當指海河。)向下遊駛去，數小時後才到達大沽。那裏，那艘應該送我們去煙臺的輪船一下子擁上了許多中國難民，我在擁擠中一度丟失了行李，後來用了很長時間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沒有發生什麽事。
在煙臺，下船時又下起了傾盆大雨，爬過幾道鐵絲網路障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輛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車。這時已是黃昏時分。我把人力車頂篷推到邊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來到的這個地方。我們經過了一家、兩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顧的小酒館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兩家、三家小酒館和兩所教堂，接著又是幾家小酒館。之後，人力車到達普拉察旅社，車夫想在那裏停下來。我這個人雖然並不太刻板，但是作為一個已是兩個孫輩孩子的爺爺來說，和普拉察旅社前麵那麽多衣著單薄的姑娘們是很不相稱的，這點我總還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中國最難聽的罵人話“王八蛋”來罵他。這話雖然不那麽文明，但卻很管用。於是，那個可憐的人力車夫隻得邁開他疲乏的雙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濱大道盡頭的海濱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樣得多。到達那裏時我已成了一隻“落湯雞”。我們在煙臺的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闆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國(他那時是我在諾瓦拉海輪上建立的應急貨幣銀行的經理，該銀行有自己臨時簽發的紙幣)。我與他接通了電話：“親愛的布瑟，我經過了9家小酒館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擺脫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這裏還有什麽值得看的嗎？“‘好傢夥，”他回答說，“您幾乎連一半還沒有看到哩！”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區盧溝橋發生所謂的“中日摩擦”時，在南京的我們曾認為，這起發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會在當地加以調停解決的。後來天津也遭厄運，去北方的鐵路因此而中斷，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變得十分炎熱。因此在七八月間，人們都到青島海濱、煙臺(譯註：原文係“芝罘”，煙臺舊稱。以下統譯為煙臺。)或是位於天津和瀋陽之間的美麗的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於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因為從陸路(津浦鐵路)不再能駛到天津，我便乘坐開灤煤礦管理局的一艘內燃機輪船去秦皇島。施密特先生的兩個女兒對此非常高興，因為她們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沒有男人的保護就不許她們從上海去北戴河。後來她們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縮短了我的行程和時間。輪船相當骯髒，但我的艙房寬敞而涼快。要是我早知道艙房裏的那張外交官辦公桌是兩用的，掀開桌麵就是一個盟洗台的話，那我就會更好地享受這次旅行，而不用經常到洗澡間去了。人們在真正認識這艘破舊的小內燃機船之前，決不應該咒罵它。帶著家眷的挪威船長對他的旅客感到很興奮(我們是他船上僅有的旅客)，抵達秦皇島後，他邀請我們到煤礦管理局的俱樂部去喝咖啡。這天晚上的小聚後來發展成了一場音樂茶會，過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島有聲望的人也陸續都來了。在這個茶會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開灤煤礦管理局的一個經理，我開玩笑地向他打聽與他共事的日本經理的情況。“噓！”他做了一個手勢，“您千萬別招鬼，他就站在後麵！”秦皇島那時已被日本人占領。不斷有運送軍隊的火車駛向天津，每列火車都架有高射火炮，這使我感到有些緊張，情況看來要比我估計的嚴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離秦皇島約一小時路程)，人們對日軍早已占領此地似乎沒什麽感覺，但空氣有些緊張，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島請人給我預訂返回上海的飛機票。回答卻是：“兩個月內的機票已售完。”正當我在考慮怎樣才能盡快返回的時候，傳來了一個消息，說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進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經上海港返回了。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後又逐漸傳來消息說，日本飛機已經襲擊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轟炸，這時我醒悟到了形勢的嚴重性。現在就隻有從天津經海上去煙臺或青島，再從那兒坐膠濟鐵路的火車經過濟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下告別了我的妻子。約15個小時後我到達天津，晚了一會兒。一些好朋友在那裏給我搞到了英國海輪的船票，這艘輪船連煙囪邊上都擠滿了中國難民。我正好還有足夠的時間看到了戰爭在天津造成的破壞，其中有一個我們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來的自動電話局被損壞就證實了這一點。街道上設置了鐵絲網路障，但每處日本兵都讓我們德國人順利通行。在傾盆大雨中，一隻小小的拖輪拖著兩隻擠滿了逃難的中國人的小船。從白河(譯註：當指海河。)向下遊駛去，數小時後才到達大沽。那裏，那艘應該送我們去煙臺的輪船一下子擁上了許多中國難民，我在擁擠中一度丟失了行李，後來用了很長時間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沒有發生什麽事。
在煙臺，下船時又下起了傾盆大雨，爬過幾道鐵絲網路障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輛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車。這時已是黃昏時分。我把人力車頂篷推到邊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來到的這個地方。我們經過了一家、兩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顧的小酒館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兩家、三家小酒館和兩所教堂，接著又是幾家小酒館。之後，人力車到達普拉察旅社，車夫想在那裏停下來。我這個人雖然並不太刻板，但是作為一個已是兩個孫輩孩子的爺爺來說，和普拉察旅社前麵那麽多衣著單薄的姑娘們是很不相稱的，這點我總還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中國最難聽的罵人話“王八蛋”來罵他。這話雖然不那麽文明，但卻很管用。於是，那個可憐的人力車夫隻得邁開他疲乏的雙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濱大道盡頭的海濱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樣得多。到達那裏時我已成了一隻“落湯雞”。我們在煙臺的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闆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國(他那時是我在諾瓦拉海輪上建立的應急貨幣銀行的經理，該銀行有自己臨時簽發的紙幣)。我與他接通了電話：“親愛的布瑟，我經過了9家小酒館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擺脫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這裏還有什麽值得看的嗎？“‘好傢夥，”他回答說，“您幾乎連一半還沒有看到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