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頗為緊張，想不到自己剛才的那幾句話居然對大阿哥的命運起了作用。一個小小的知縣，一介草莽出身的平常人，竟然會對當今帝王的廢立起作用，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事，而此事竟然就發生了。想到這裏，吳永又不禁自豪起來。
“如此看來，我想，為了太後，為了祖宗的江山，也為了大阿哥自己，還是廢了為好，而且必須立即搬出宮，永遠斷絕他的念頭。這樁事不能寫奏摺，隻能麵稟。我又不能到西安去，真是天賜良機，讓你到武昌來了。漁川，你千萬不要前怕狼後怕虎的瞻前顧後，一定要以國家大義為重，將我的這個想法麵稟太後。萬一有什麽事出來，我張某人會向太後上書，說清事情的原委，洗去你的責任。你不要有顧慮。你曾經做過曾家的女婿，要像你的丈人和太丈人一樣，在緊急關頭，拋開一己得失，為國家挺身而出。”
這兩句話激勵了吳永，他站起身來堅定地說：“香帥放心，我一定會把你的這個建白如實稟報太後。香帥身處如此高的地位，尚且不顧自身利害，我吳永一個七品芝麻官，算得了什麽！若能協助香帥為國家辦成這樁大事，也不枉曾家賞識我一場了。”
第五章 爆炸慘案
一 八閩名士向張之洞獻融資奇策
吳永離開武昌兩個月後，一道關於廢除大阿哥的上諭頒發下來。張之洞心裏欣慰：太後盡管糊塗迷誤過一段時期，但畢竟還是醒悟過來了。
是的，這次親身遭逢的巨變，的確給一向自以為了不起的慈禧以深重的創傷和刻骨的刺激，嚴酷的現實迫使她不得不自我反省，也迫使她不能不承認自己的失誤。為了挽回喪失殆盡的人心，維護自己搖搖欲墜的至尊形象，在西逃的路上，她便指示跟從的軍機大臣草擬以皇上名義下達的“罪己詔”。又在批準和約的上諭裏再次表示“自責不暇，何忍責人”的沉痛心情。在所有痛定思痛的奏章中，慈禧最看重的是朝廷奉為客卿的英國人赫德所上的條陳。這位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近四十年的洋人，以極為誠懇的語言勸告太後，西方各國決不是要中國的國土和人民，隻是希望中國改弦易轍，實行新政，奉行和他們一樣的國策。赫德請太後早日迴鑾，今後隻要認真實行改革，中國是可以富強的；中國富強了，與世界各國也就相安無事了。
慈禧完全接受這位洋朋友的建議，一麵籌備迴鑾北京的準備，一麵籌謀實行新政，並明詔國民：“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為日星之照世，而可變在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大抵法積則弊，法弊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又要求各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撫及出使各國大臣，取外國之長，補中國之短，參酌中西政要，對有關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方麵，向朝廷提出有關變法改革除舊布新的建議。一時間，仿佛戊戌年的“百日維新”之劇又重新上演，隻是戲中的主角由皇帝變成太後而已！
庚子年的這場慘變，任何一個稍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都會痛心疾首，任何一個稍有頭腦的中國人都知道，要想不亡國滅種，隻有變法一條路。相對於兩年多以前的那個夏天來說，這次的變法，在表麵上已經是沒有反對派，大家鹹與維新了。在新一輪的變法高潮中，最為積極也最為朝野看重的封疆大吏，當首推既有新政實質、又有“中體西用”理論主張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次則為對辦局廠辦新軍有興趣的碩果僅存的湘軍元戎兩江總督劉坤一，另一個則是辦新軍大有成績，又在鎮壓拳民中嶄露頭角的山東巡撫袁世凱，他們都在組織一批智囊文膽，切磋研討關於變革方略的文稿。
袁世凱多次向張之洞寫信，以晚輩自居，請他牽頭，選擇幾個有影響的督撫會銜上奏，共同提出關於新政全局的建議來。因為有吳永的那番話，張之洞不理睬袁世凱的示好，而主動與劉坤一聯合，希望以他們兩人會銜的形式，提出改革方略。戎馬一生一向以戰功自炫的劉坤一，晚年親眼目睹湘淮軍在洋兵麵前屢戰屢敗的現狀，真是痛心不已。洋兵打進京師，帝、後棄逃，在劉坤一看來，這無異於亡國，是軍人的奇恥大辱。他欣然贊同張之洞的建議，願意為中國的復興，與張之洞一起擔當這個重任。
經過兩三個月的起草修改審訂的過程，關於新政的三個奏摺產生了。第一個摺子名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此折提出變法圖強，以人才為先的主張，指出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不弱於兵，而弱於誌氣。並提出育才興學四條辦法：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舉，停置武科舉，獎勵遊學。第二個摺子名曰《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此折從十二個方麵提出對中國舊的法規法則加以改革，即提倡節儉，打破資格限製，停止捐納，考核官員並增加俸祿，改進官員詮選，取消書吏和差役，改善刑獄，籌八旗生計，裁撤屯衛、綠營等等。第三折名曰《遵旨籌議變法謹採用西法十一條折》，提出應當採納的切實有用的西法有：廣派官員出國考察，編練新軍，改良農業，提倡工藝製造，製訂有關礦業鐵路商業交涉等法律，貨幣改用銀元，徵收印花稅，推行郵政，多譯各國書籍等等。
“如此看來，我想，為了太後，為了祖宗的江山，也為了大阿哥自己，還是廢了為好，而且必須立即搬出宮，永遠斷絕他的念頭。這樁事不能寫奏摺，隻能麵稟。我又不能到西安去，真是天賜良機，讓你到武昌來了。漁川，你千萬不要前怕狼後怕虎的瞻前顧後，一定要以國家大義為重，將我的這個想法麵稟太後。萬一有什麽事出來，我張某人會向太後上書，說清事情的原委，洗去你的責任。你不要有顧慮。你曾經做過曾家的女婿，要像你的丈人和太丈人一樣，在緊急關頭，拋開一己得失，為國家挺身而出。”
這兩句話激勵了吳永，他站起身來堅定地說：“香帥放心，我一定會把你的這個建白如實稟報太後。香帥身處如此高的地位，尚且不顧自身利害，我吳永一個七品芝麻官，算得了什麽！若能協助香帥為國家辦成這樁大事，也不枉曾家賞識我一場了。”
第五章 爆炸慘案
一 八閩名士向張之洞獻融資奇策
吳永離開武昌兩個月後，一道關於廢除大阿哥的上諭頒發下來。張之洞心裏欣慰：太後盡管糊塗迷誤過一段時期，但畢竟還是醒悟過來了。
是的，這次親身遭逢的巨變，的確給一向自以為了不起的慈禧以深重的創傷和刻骨的刺激，嚴酷的現實迫使她不得不自我反省，也迫使她不能不承認自己的失誤。為了挽回喪失殆盡的人心，維護自己搖搖欲墜的至尊形象，在西逃的路上，她便指示跟從的軍機大臣草擬以皇上名義下達的“罪己詔”。又在批準和約的上諭裏再次表示“自責不暇，何忍責人”的沉痛心情。在所有痛定思痛的奏章中，慈禧最看重的是朝廷奉為客卿的英國人赫德所上的條陳。這位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近四十年的洋人，以極為誠懇的語言勸告太後，西方各國決不是要中國的國土和人民，隻是希望中國改弦易轍，實行新政，奉行和他們一樣的國策。赫德請太後早日迴鑾，今後隻要認真實行改革，中國是可以富強的；中國富強了，與世界各國也就相安無事了。
慈禧完全接受這位洋朋友的建議，一麵籌備迴鑾北京的準備，一麵籌謀實行新政，並明詔國民：“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為日星之照世，而可變在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大抵法積則弊，法弊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又要求各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撫及出使各國大臣，取外國之長，補中國之短，參酌中西政要，對有關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方麵，向朝廷提出有關變法改革除舊布新的建議。一時間，仿佛戊戌年的“百日維新”之劇又重新上演，隻是戲中的主角由皇帝變成太後而已！
庚子年的這場慘變，任何一個稍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都會痛心疾首，任何一個稍有頭腦的中國人都知道，要想不亡國滅種，隻有變法一條路。相對於兩年多以前的那個夏天來說，這次的變法，在表麵上已經是沒有反對派，大家鹹與維新了。在新一輪的變法高潮中，最為積極也最為朝野看重的封疆大吏，當首推既有新政實質、又有“中體西用”理論主張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次則為對辦局廠辦新軍有興趣的碩果僅存的湘軍元戎兩江總督劉坤一，另一個則是辦新軍大有成績，又在鎮壓拳民中嶄露頭角的山東巡撫袁世凱，他們都在組織一批智囊文膽，切磋研討關於變革方略的文稿。
袁世凱多次向張之洞寫信，以晚輩自居，請他牽頭，選擇幾個有影響的督撫會銜上奏，共同提出關於新政全局的建議來。因為有吳永的那番話，張之洞不理睬袁世凱的示好，而主動與劉坤一聯合，希望以他們兩人會銜的形式，提出改革方略。戎馬一生一向以戰功自炫的劉坤一，晚年親眼目睹湘淮軍在洋兵麵前屢戰屢敗的現狀，真是痛心不已。洋兵打進京師，帝、後棄逃，在劉坤一看來，這無異於亡國，是軍人的奇恥大辱。他欣然贊同張之洞的建議，願意為中國的復興，與張之洞一起擔當這個重任。
經過兩三個月的起草修改審訂的過程，關於新政的三個奏摺產生了。第一個摺子名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此折提出變法圖強，以人才為先的主張，指出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不弱於兵，而弱於誌氣。並提出育才興學四條辦法：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舉，停置武科舉，獎勵遊學。第二個摺子名曰《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此折從十二個方麵提出對中國舊的法規法則加以改革，即提倡節儉，打破資格限製，停止捐納，考核官員並增加俸祿，改進官員詮選，取消書吏和差役，改善刑獄，籌八旗生計，裁撤屯衛、綠營等等。第三折名曰《遵旨籌議變法謹採用西法十一條折》，提出應當採納的切實有用的西法有：廣派官員出國考察，編練新軍，改良農業，提倡工藝製造，製訂有關礦業鐵路商業交涉等法律，貨幣改用銀元，徵收印花稅，推行郵政，多譯各國書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