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那年宴請俄皇太子後，張之洞再也沒來過此地了。
晴川閣果然不虧待文人學士。張之洞一坐下來，在江風濤聲、山氣鳥語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間便如泉水般地湧冒出來，仿佛當年在翰林院做學士似的，有一種奔放欲出不可遏製的衝動。世受國恩、身為疆吏獲得過皇家格外恩寵的張之洞，不論是出自內心的情感還是為了今後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已地要歌頌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陽般地仰望太後皇上，擁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湯，萬古千秋傳下去。作為一個生於世代書香家庭，從小浸泡於儒家典籍之中，做過多年學政，寫過不少代聖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張之洞對周公之禮、孔孟之學發自內心的頂禮膜拜、五體投地。無論是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還是公開與康有為等人劃清學術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魚龍相雜，他都要藉此機會向世人說個清楚。
於是，在江山如畫的龜山禹功磯上，在安謐祥和的晴川閣淨室裏，張之洞日以繼夜地揮筆疾書：
一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曰保華種，保種必須保教，保教必須保國。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社稷為第一義。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聖清者也。王化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權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於是非常可怪之論蓋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為尤甚。
張之洞認為，這些都是屬於務本的範圍，而“本”之悟，全靠的中國學問的薰陶，西洋學問是不可能教授的，甚至有大相牴觸之處。無論是兩湖書院的學子，還是天底下求學求知的年輕人，都應該深知此本不可動搖，不可移易。
倘若丟掉了這個本，何以為中國之人?無論是朝廷內外的官吏，還是準備進入仕途的士人，都應該加深對“本”的認識，絕不能在西學東漸的時候，迷亂心性，失卻方向，忘祖而背本。苟不若此，則中國將何以為中國?
他對自己的這些議論很滿意，於是開始寫西學部分。外放晉撫，尤其是擢升粵督以來，他也保境安民，也興利除弊，這些其實與其他督撫都無異處。這些年來與眾不同的，或許說他張之洞之所以成為天下矚目的原因，就在於他重西學辦洋務。可以說，他後半生的心血和事業就在於此。毫無疑問，張之洞對洋務、對西學是深有感情的，認定洋務和西學是致中國於自強的惟一法寶。中國隻有堅持這個定見，才有可能躋身世界強國。他多麽希望太後皇上也能有這個定見，堅定不移地在中國大辦洋務，倡導西學。他多麽希望十八省督撫和各級官員都能像他這樣，在自己管轄的省府州內辦洋務局廠，辦新式學堂，同心合力地走在這條使國家早日富強的康莊大道上。可惜，許多人囿於陳見，沒有這個認識；也有不少人認識到這點，但鑑於在中國辦新事的千難萬難，遂失去了實幹的豪氣。還有一些人，因為洋務和西學要影響到他們的既得利益，於是千方百計地幹擾阻擋。這些都已是障礙和困難了，但更令人擔憂的是，現在竟有一批人，在這個時候提出類似於易鼐那樣駭人聽聞的言論來，還有康有為、梁啓超之輩，本是難得的新式人才，卻偏要鼓吹公羊，倡論民權。他們難道真的不明白，這是在向六經挑戰，與朝廷爭權嗎?好好的一個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局麵，將有可能被這些邪說給毀了，自己有這個責任將中國辦洋務行西學之舉導向正確的途徑。
滾滾東逝的長江水，習習暖人的楊柳風，伴隨著張之洞為《勸學篇》續寫了一係列篇章：
《益智》：夫政刑兵食，國勢邦交，士之智也；種宜土化，農具糞料，農之智也；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訪新地，創新貨，察人情之好惡，較各國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營壘，測繪工程，兵之智也。此教養自強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
《遊學》：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
《設學》：天下非廣設學堂不可，京師省會為大學堂，道府為中學堂，州縣為小學堂。學堂宜中西兼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且宜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
《廣譯》：譯書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設譯書局；一，出使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擇之；一，上海有力書賈、好事文人，廣譯西書出售，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第五天下午，《勸學篇》已寫成二萬多字的大文章了，雖尚有不少言未盡意者，但大體上已將自己心目中的中學西學先後次序本體通用的關係理了一個頭緒。想說的話也大致說了，不能離開督署太久，許多公務還在等著辦哩。張之洞吩咐大根去結帳付錢，待衙門的馬車到後即離開晴川閣。
晴川閣果然不虧待文人學士。張之洞一坐下來，在江風濤聲、山氣鳥語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間便如泉水般地湧冒出來，仿佛當年在翰林院做學士似的，有一種奔放欲出不可遏製的衝動。世受國恩、身為疆吏獲得過皇家格外恩寵的張之洞，不論是出自內心的情感還是為了今後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已地要歌頌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陽般地仰望太後皇上，擁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湯，萬古千秋傳下去。作為一個生於世代書香家庭，從小浸泡於儒家典籍之中，做過多年學政，寫過不少代聖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張之洞對周公之禮、孔孟之學發自內心的頂禮膜拜、五體投地。無論是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還是公開與康有為等人劃清學術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魚龍相雜，他都要藉此機會向世人說個清楚。
於是，在江山如畫的龜山禹功磯上，在安謐祥和的晴川閣淨室裏，張之洞日以繼夜地揮筆疾書：
一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曰保華種，保種必須保教，保教必須保國。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社稷為第一義。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聖清者也。王化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權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於是非常可怪之論蓋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為尤甚。
張之洞認為，這些都是屬於務本的範圍，而“本”之悟，全靠的中國學問的薰陶，西洋學問是不可能教授的，甚至有大相牴觸之處。無論是兩湖書院的學子，還是天底下求學求知的年輕人，都應該深知此本不可動搖，不可移易。
倘若丟掉了這個本，何以為中國之人?無論是朝廷內外的官吏，還是準備進入仕途的士人，都應該加深對“本”的認識，絕不能在西學東漸的時候，迷亂心性，失卻方向，忘祖而背本。苟不若此，則中國將何以為中國?
他對自己的這些議論很滿意，於是開始寫西學部分。外放晉撫，尤其是擢升粵督以來，他也保境安民，也興利除弊，這些其實與其他督撫都無異處。這些年來與眾不同的，或許說他張之洞之所以成為天下矚目的原因，就在於他重西學辦洋務。可以說，他後半生的心血和事業就在於此。毫無疑問，張之洞對洋務、對西學是深有感情的，認定洋務和西學是致中國於自強的惟一法寶。中國隻有堅持這個定見，才有可能躋身世界強國。他多麽希望太後皇上也能有這個定見，堅定不移地在中國大辦洋務，倡導西學。他多麽希望十八省督撫和各級官員都能像他這樣，在自己管轄的省府州內辦洋務局廠，辦新式學堂，同心合力地走在這條使國家早日富強的康莊大道上。可惜，許多人囿於陳見，沒有這個認識；也有不少人認識到這點，但鑑於在中國辦新事的千難萬難，遂失去了實幹的豪氣。還有一些人，因為洋務和西學要影響到他們的既得利益，於是千方百計地幹擾阻擋。這些都已是障礙和困難了，但更令人擔憂的是，現在竟有一批人，在這個時候提出類似於易鼐那樣駭人聽聞的言論來，還有康有為、梁啓超之輩，本是難得的新式人才，卻偏要鼓吹公羊，倡論民權。他們難道真的不明白，這是在向六經挑戰，與朝廷爭權嗎?好好的一個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局麵，將有可能被這些邪說給毀了，自己有這個責任將中國辦洋務行西學之舉導向正確的途徑。
滾滾東逝的長江水，習習暖人的楊柳風，伴隨著張之洞為《勸學篇》續寫了一係列篇章：
《益智》：夫政刑兵食，國勢邦交，士之智也；種宜土化，農具糞料，農之智也；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訪新地，創新貨，察人情之好惡，較各國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營壘，測繪工程，兵之智也。此教養自強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
《遊學》：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
《設學》：天下非廣設學堂不可，京師省會為大學堂，道府為中學堂，州縣為小學堂。學堂宜中西兼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且宜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
《廣譯》：譯書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設譯書局；一，出使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擇之；一，上海有力書賈、好事文人，廣譯西書出售，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第五天下午，《勸學篇》已寫成二萬多字的大文章了，雖尚有不少言未盡意者，但大體上已將自己心目中的中學西學先後次序本體通用的關係理了一個頭緒。想說的話也大致說了，不能離開督署太久，許多公務還在等著辦哩。張之洞吩咐大根去結帳付錢，待衙門的馬車到後即離開晴川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