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撫陳寶箴、臬司黃遵憲更在這種氛圍的激勵下，力行新政。一麵大力開發地方資源，鼓勵創辦企業。湖南礦務總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學製造公司、和豐火柴公司、寶善成公司也相繼在省垣長沙開辦起來。又有紳商與湖北同人合作，辦起了有線電報站，小輪船公司。一麵又設立課吏局和保衛局。課吏局以培訓官員為主要內容，保衛局則以維護社會治安為職責。
在教育、社會團體、經濟與政治各方麵一派新氣象的同時，湖南的報紙更是辦得有聲有色，影響巨大。
早在光緒二十三年四月，由學政江標發起，唐才常任編輯的《湘學報》便在長沙創刊。《湘學報》以《時務報》為榜樣，旨在使讀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見，達到開民智而育新風的目的。
《湘學報》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報紙，分史學、掌故、輿地、算學、商學、交涉六大門類，較多介紹國外的情況，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時事評論，對開啟湖南的新風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啓超來到長沙不久，學政江標調離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長子徐仁鑄。梁啓超和徐仁鑄都認為十天一報與當今世界的快速發展極不相宜。梁啓超說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舊。”於是又在湖南創辦《湘報》，每日一報，熊希齡又請陳寶箴將非機密的政府公文公牘隨時在報端刊發。《湘報》團結當時三湘一批時代精英，他們在報上宣傳愛國，倡導救亡，鼓吹維新，批評時弊，在社會各界的影響力上，又大為超過《湘學報》。
然而這一切卻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這些人中的積極者大多在士紳界，他們的大本營則是嶽麓書院。
位於長沙城湘江西岸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創立於北宋開寶年間。匾額“嶽麓書院”四字乃真宗親手所書。北宋書院繁盛，當時各省都立有書院，然而在後來的歲月裏，或毀於天災，或敗於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惟獨嶽麓書院，九百年來一直杏壇高築，弦歌不絕。書院不僅保持北宋開辦之初的麵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擴大。
這裏培養了數不清的顯宦名士，光是鹹同時期的中興名臣，就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李元度、劉蓉、劉長佑、曾國荃、劉坤一等一長串名單。在造就人才的同時，嶽麓書院也以其獨特的優勢釀就了一種學問一種文化，即人們所熟知的湘學或稱之謂湖湘文化，然後又通過這種學問文化薰陶化育成千上萬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獨具特色的湖湘風尚。嶽麓書院於是便成了湖南官紳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鬥，獲得“瀟湘洙泗”的美譽。它以大門上的楹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向世人高標書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脈”的講堂橫匾宣布它儒學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於朱熹曾做過它的名譽山長，也由於張拭、真德秀、李東陽、王守仁做過它的教習，所以，嶽麓書院對山長擇人甚嚴，非做過大臣、或在學術界有著大影響的人不可。對教習也要求甚高，不是品性敦厚學有專長的宿學，絕難在書院謀得一個教席。
當今的山長王先謙便不是一個等閑人物。這位字益吾號葵園的長沙人，乃翰林出身，做過江蘇學政、國子監祭酒，曾因指責慈禧太後而以直聲享譽士林，又以著作等身號稱大儒。
四年前在一片眾望所歸的呼聲中王先謙由京師回到家鄉，接掌嶽麓書院。四年來，他從四麵八方延聘不少名流來書院任教，又整飭教規，嚴督學生，把嶽麓書院治理得有條不紊，名氣更大。
王先謙和他掌管的嶽麓書院一向執湖南學界之牛耳，現在突然來了個梁啓超，冒出了個時務學堂，大受時譽讚揚，又何況梁啓超不過一個二十多歲的布衣，時務學堂連師帶生不足百人，這如何令王先謙和嶽麓書院的師生心裏服氣。更有甚者，梁啓超在時務學堂公然鼓吹乃師的那一套學問，說古文經書是偽學，堯舜禹湯，盡皆孔子的臆造。又宣揚什麽君權輕民權重，民權更勝過君權，國家大事要付諸議院討論，還要廢八股罷科舉，憑西學取士，等等。
一向視綱常名教為安身立命之所，以科舉功名為進身之途的王先謙和他的同仁及學生們如何能容得下這種大逆不道、數典忘祖的邪說謬論，遂在長沙城掀起了衛道翼教的風潮。王先謙這一派有一個得力的支持人，此人名叫葉德輝。葉德輝的父親本是江蘇人，後來定居湖南湘潭，葉德輝便也以湘潭人自居。他考中進士後分發吏部任主事，但不樂於在京城做官，更喜歡做個自由自在的文士，遂回到湖南住在長沙，一邊做他的校勘版本目錄學問，一邊印書賺錢，養家糊口。他的學問做得好，販書業也做得好，是長沙城裏一個大名流。他也很看不慣湖南的新變化，遂和王先謙沆瀣一氣，組成聯盟。這樣，反對派的勢力就更大了。
新派利用《湘學報》、《湘報》和時務學堂為陣地，舊派利用嶽麓書院為堡壘，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論爭。
這一天，《湘報》刊登了一篇署名為易鼐的文章。文章說，要將中國由弱變強，有四種辦法可以採納，一為改法以同法，二為通教以綿教，三為屈尊以保尊，四為合種以留種。並解釋說，改法即西法與中法相參，通教即西教與中教並行，屈尊即民權與君權兩重，合種即黃人與白人互婚。易鼐這篇文章如同在本已沸騰的油鍋裏澆上一勺冷水，頓時濺起滿鍋油浪，湖湘士人都被這篇文章攪得鬧騰騰的。舊派則更是抓到一個大把柄，對(湘報》及其背後的支持者大加抨擊，葉德輝義憤填膺，斥之為無恥之甚。
在教育、社會團體、經濟與政治各方麵一派新氣象的同時，湖南的報紙更是辦得有聲有色，影響巨大。
早在光緒二十三年四月，由學政江標發起，唐才常任編輯的《湘學報》便在長沙創刊。《湘學報》以《時務報》為榜樣，旨在使讀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見，達到開民智而育新風的目的。
《湘學報》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報紙，分史學、掌故、輿地、算學、商學、交涉六大門類，較多介紹國外的情況，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時事評論，對開啟湖南的新風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啓超來到長沙不久，學政江標調離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長子徐仁鑄。梁啓超和徐仁鑄都認為十天一報與當今世界的快速發展極不相宜。梁啓超說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舊。”於是又在湖南創辦《湘報》，每日一報，熊希齡又請陳寶箴將非機密的政府公文公牘隨時在報端刊發。《湘報》團結當時三湘一批時代精英，他們在報上宣傳愛國，倡導救亡，鼓吹維新，批評時弊，在社會各界的影響力上，又大為超過《湘學報》。
然而這一切卻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這些人中的積極者大多在士紳界，他們的大本營則是嶽麓書院。
位於長沙城湘江西岸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創立於北宋開寶年間。匾額“嶽麓書院”四字乃真宗親手所書。北宋書院繁盛，當時各省都立有書院，然而在後來的歲月裏，或毀於天災，或敗於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惟獨嶽麓書院，九百年來一直杏壇高築，弦歌不絕。書院不僅保持北宋開辦之初的麵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擴大。
這裏培養了數不清的顯宦名士，光是鹹同時期的中興名臣，就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李元度、劉蓉、劉長佑、曾國荃、劉坤一等一長串名單。在造就人才的同時，嶽麓書院也以其獨特的優勢釀就了一種學問一種文化，即人們所熟知的湘學或稱之謂湖湘文化，然後又通過這種學問文化薰陶化育成千上萬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獨具特色的湖湘風尚。嶽麓書院於是便成了湖南官紳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鬥，獲得“瀟湘洙泗”的美譽。它以大門上的楹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向世人高標書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脈”的講堂橫匾宣布它儒學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於朱熹曾做過它的名譽山長，也由於張拭、真德秀、李東陽、王守仁做過它的教習，所以，嶽麓書院對山長擇人甚嚴，非做過大臣、或在學術界有著大影響的人不可。對教習也要求甚高，不是品性敦厚學有專長的宿學，絕難在書院謀得一個教席。
當今的山長王先謙便不是一個等閑人物。這位字益吾號葵園的長沙人，乃翰林出身，做過江蘇學政、國子監祭酒，曾因指責慈禧太後而以直聲享譽士林，又以著作等身號稱大儒。
四年前在一片眾望所歸的呼聲中王先謙由京師回到家鄉，接掌嶽麓書院。四年來，他從四麵八方延聘不少名流來書院任教，又整飭教規，嚴督學生，把嶽麓書院治理得有條不紊，名氣更大。
王先謙和他掌管的嶽麓書院一向執湖南學界之牛耳，現在突然來了個梁啓超，冒出了個時務學堂，大受時譽讚揚，又何況梁啓超不過一個二十多歲的布衣，時務學堂連師帶生不足百人，這如何令王先謙和嶽麓書院的師生心裏服氣。更有甚者，梁啓超在時務學堂公然鼓吹乃師的那一套學問，說古文經書是偽學，堯舜禹湯，盡皆孔子的臆造。又宣揚什麽君權輕民權重，民權更勝過君權，國家大事要付諸議院討論，還要廢八股罷科舉，憑西學取士，等等。
一向視綱常名教為安身立命之所，以科舉功名為進身之途的王先謙和他的同仁及學生們如何能容得下這種大逆不道、數典忘祖的邪說謬論，遂在長沙城掀起了衛道翼教的風潮。王先謙這一派有一個得力的支持人，此人名叫葉德輝。葉德輝的父親本是江蘇人，後來定居湖南湘潭，葉德輝便也以湘潭人自居。他考中進士後分發吏部任主事，但不樂於在京城做官，更喜歡做個自由自在的文士，遂回到湖南住在長沙，一邊做他的校勘版本目錄學問，一邊印書賺錢，養家糊口。他的學問做得好，販書業也做得好，是長沙城裏一個大名流。他也很看不慣湖南的新變化，遂和王先謙沆瀣一氣，組成聯盟。這樣，反對派的勢力就更大了。
新派利用《湘學報》、《湘報》和時務學堂為陣地，舊派利用嶽麓書院為堡壘，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論爭。
這一天，《湘報》刊登了一篇署名為易鼐的文章。文章說，要將中國由弱變強，有四種辦法可以採納，一為改法以同法，二為通教以綿教，三為屈尊以保尊，四為合種以留種。並解釋說，改法即西法與中法相參，通教即西教與中教並行，屈尊即民權與君權兩重，合種即黃人與白人互婚。易鼐這篇文章如同在本已沸騰的油鍋裏澆上一勺冷水，頓時濺起滿鍋油浪，湖湘士人都被這篇文章攪得鬧騰騰的。舊派則更是抓到一個大把柄，對(湘報》及其背後的支持者大加抨擊，葉德輝義憤填膺，斥之為無恥之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