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千個初冬的晴朗日子，陽光溫和，小草雖大半枯萎，而樹葉卻多數還留在枝椏上，隻是顏色變得暗黑，猶如翠衣上加了一件深色外套，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九九嚴寒。幾株高大的楓樹上掛滿了紅紅黃黃的五角葉片，給略帶幾分肅殺的冬景增添不少亮麗的色彩。
在三三兩兩的遊客中，有一位三十七八歲的男子。他中等身材，略微有點胖，白白淨淨的臉皮，嘴唇上留一口烏黑的八字短須。頭戴一頂茶色小圓帽，身穿一件黃褐色的布長衫，夾雜在遊人中，沒有絲毫的特別之處。然而此人卻非同一般，他就是名動海內的康有為。
康有為乃廣東南海縣人，出生在一個官宦書香的大家族中。
他從小聰穎過人，且抱負宏大。十歲喪父後，便跟著做學官的祖父讀書做文章。他博覽群書，記性悟性都特別出色，本是一個通過科舉考試而走上仕途的好料子。無奈他厭惡八股文，又極愛讀那些與應試無關的雜書，故功名場中極不順利，直到三十六歲時還隻是秀才。
廣東乃近代中國風雲際會的重要省份，康有為受家族和環.境的影響，從小便仰慕曾國藩、左宗棠和駱秉章等人的事業，誌在用世。目睹國家的外患內憂，百姓的貧窮困苦，康有為憂心忡忡，竭力尋求救世的學問。他從程朱轉陽明，又從陽明入佛學，均未找到藥方。後在忘年交翰林張鼎華的影響下，開始注重時務和西書。二十二歲時，康有為來到香港考察，見原來的一個漁村荒島，在英國人的治理下，不過短短四十多年的時間，便成了一個繁榮的都市。這裏貨物山積，生活富裕，管理有序，文明禮貌，遠非內地所可比擬。香港的現實，使他確認中國的出路在於向西方學習。
光緒十四年，康有為再次北上參加直隸鄉試。在京期間，他廣為結交開明學生和士紳，深入了解朝廷的政治動向。他希望通過向朝中權要上書的途徑，來闡明自己的救國主張，以期引起最高層對自己的重視。他先是向軍機大臣潘祖蔭致書求見。不料他初見潘時，便大談改革變法，把潘嚇了一跳，便以長輩的身分教訓他應熟讀大清律例，不可想人非非，輕言變法。潘祖蔭到底是個清流領袖，惜才愛才，是他的本色。他雖不喜歡康有為的輕率造次，卻也沒有給他太難堪，勉勵他好好讀通聖賢之書，又送他二十兩銀子作盤纏，要他盡快離京回粵，以免生事惹禍。
康有為回到寓所，越想越不是味道。他怕自己方言很重的敘說，沒有表達清楚自己的思想，於是又提起筆給這位在士大夫中素負重名的老才子寫了一封長信，指出“大廈將傾而酣臥安處，若罔聞知，真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的國勢現狀，希望能借潘之言“感悟聖意，使翻然有欲治之心”。但這封信如泥牛人海，再無回音。康有為失望之餘，又向學界領袖、同治帝師大學士徐桐上書，誰知不懂世故的康有為看錯了人。徐桐乃徹底守舊派，凡聽新、高、洋之類的話便厭惡，且架子極大。在徐桐的眼裏，康有為簡直是一個狂妄的無稽之徒，他拒絕接受康有為的信。徐桐的傲慢，使康有為極為不快，但他仍不灰心。他聽說從西洋回國不久的曾紀澤是個通達明白、禮賢下士的君子，便又投書曾紀澤。曾紀澤對康有為頗為欣賞，他親到南海會館看望康，與他商討澳門及變法等問題。但終因地位的懸殊與相知的不深，曾康之間這次見麵，沒有對康有為產生實質性的效果。康有為仍不罷休，又寫信求見翁同龢，但翁同龢因對康有為了解不夠，拒絕了康的求見。康又寫信給都察院都禦史祁世長，這封信也無回音。一連串的挫折，不僅對康有為心靈打擊甚大，還影響了他的功名。這次鄉試，他的文章已被列為第三名，但徐桐視他為狂生，強行命令主考官將他的名字刷下，中舉之望再次破滅。
但這一係列的打擊，反而刺激了康有為，使生性倔強的他更加執著了。他借當時皇陵附近山崩的機會，越過阻擋他的王公大臣們，直接向慈禧、光緒上書，並標了一個極為刺眼的題目：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變折。在這份摺子中，康有為將中國喻為一個身患重病的人，臥不能起，手足麻木，百竅迷塞，內潰外侵，百脈潰敗，病入骨髓，而這還不是最大的憂慮，最大的憂慮是皇太後、皇上無欲治之心，赫然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項建議。.康有為乃一介布衣，根本無權向皇帝上折，於是他隻能請大臣代遞。他找到國子監祭酒，即甲申年彈劾掉恭親王及全班軍機的盛昱。盛昱為康有為的愛國激情所感，將其折交給翁同龢。
但翁讀了這份摺子後，覺得語氣太亢直，不合宜，予以謝絕。盛昱又去找祁世長。祁當麵盛讚康有為的忠義，答應為其代奏，但臨時又變卦失約。於是這封飽含康有為心血的摺子終於未能到達光緒的手中。康有為在京師的活動，沒有取得成效，隻得快快離京回家。
回到廣州後，他結識了從四川來到廣州的經學大師廖平。廖平接續龔自珍、魏源的學業，治的是今文經學。康有為為廖平的學說所折服，轉而潛心於今文經學的研究，他終於從冷落千餘年的今文經學中找到改革變法的理論根據。從此，他以今文經學中的通三經、張三世為基礎，演繹出自己的一套維新理論。在他所親手創辦的萬木草堂中，他一邊教學傳道，一邊發憤著作，將他的研究和思考寫進《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兩本書中。前書將祖祖輩輩士人尊奉的古文經學，宣布為劉歆所偽造的學說，後書把夏商周三代歷史稱之為孔子為改製所擬托的理想，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孔子的托古改製。這種驚世駭俗的說法，無異於給死水一潭的中國學界和政界投入一顆驚天動地的炸彈，引來無數士紳官員們的憤恨抗議，直欲把康有為食肉寢皮而後快。《新學偽經考》一書因此而不得不毀版停印。《孔子改製考》也因此而未能付梓，隻是以手抄本在民間流傳。但康有為的學說，卻贏得了他的萬木草堂的學生梁啓超、陳千秋、徐勤等人的五體投地的崇拜，也獲得了海內無以計數的有誌之士的敬重。
在三三兩兩的遊客中，有一位三十七八歲的男子。他中等身材，略微有點胖，白白淨淨的臉皮，嘴唇上留一口烏黑的八字短須。頭戴一頂茶色小圓帽，身穿一件黃褐色的布長衫，夾雜在遊人中，沒有絲毫的特別之處。然而此人卻非同一般，他就是名動海內的康有為。
康有為乃廣東南海縣人，出生在一個官宦書香的大家族中。
他從小聰穎過人，且抱負宏大。十歲喪父後，便跟著做學官的祖父讀書做文章。他博覽群書，記性悟性都特別出色，本是一個通過科舉考試而走上仕途的好料子。無奈他厭惡八股文，又極愛讀那些與應試無關的雜書，故功名場中極不順利，直到三十六歲時還隻是秀才。
廣東乃近代中國風雲際會的重要省份，康有為受家族和環.境的影響，從小便仰慕曾國藩、左宗棠和駱秉章等人的事業，誌在用世。目睹國家的外患內憂，百姓的貧窮困苦，康有為憂心忡忡，竭力尋求救世的學問。他從程朱轉陽明，又從陽明入佛學，均未找到藥方。後在忘年交翰林張鼎華的影響下，開始注重時務和西書。二十二歲時，康有為來到香港考察，見原來的一個漁村荒島，在英國人的治理下，不過短短四十多年的時間，便成了一個繁榮的都市。這裏貨物山積，生活富裕，管理有序，文明禮貌，遠非內地所可比擬。香港的現實，使他確認中國的出路在於向西方學習。
光緒十四年，康有為再次北上參加直隸鄉試。在京期間，他廣為結交開明學生和士紳，深入了解朝廷的政治動向。他希望通過向朝中權要上書的途徑，來闡明自己的救國主張，以期引起最高層對自己的重視。他先是向軍機大臣潘祖蔭致書求見。不料他初見潘時，便大談改革變法，把潘嚇了一跳，便以長輩的身分教訓他應熟讀大清律例，不可想人非非，輕言變法。潘祖蔭到底是個清流領袖，惜才愛才，是他的本色。他雖不喜歡康有為的輕率造次，卻也沒有給他太難堪，勉勵他好好讀通聖賢之書，又送他二十兩銀子作盤纏，要他盡快離京回粵，以免生事惹禍。
康有為回到寓所，越想越不是味道。他怕自己方言很重的敘說，沒有表達清楚自己的思想，於是又提起筆給這位在士大夫中素負重名的老才子寫了一封長信，指出“大廈將傾而酣臥安處，若罔聞知，真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的國勢現狀，希望能借潘之言“感悟聖意，使翻然有欲治之心”。但這封信如泥牛人海，再無回音。康有為失望之餘，又向學界領袖、同治帝師大學士徐桐上書，誰知不懂世故的康有為看錯了人。徐桐乃徹底守舊派，凡聽新、高、洋之類的話便厭惡，且架子極大。在徐桐的眼裏，康有為簡直是一個狂妄的無稽之徒，他拒絕接受康有為的信。徐桐的傲慢，使康有為極為不快，但他仍不灰心。他聽說從西洋回國不久的曾紀澤是個通達明白、禮賢下士的君子，便又投書曾紀澤。曾紀澤對康有為頗為欣賞，他親到南海會館看望康，與他商討澳門及變法等問題。但終因地位的懸殊與相知的不深，曾康之間這次見麵，沒有對康有為產生實質性的效果。康有為仍不罷休，又寫信求見翁同龢，但翁同龢因對康有為了解不夠，拒絕了康的求見。康又寫信給都察院都禦史祁世長，這封信也無回音。一連串的挫折，不僅對康有為心靈打擊甚大，還影響了他的功名。這次鄉試，他的文章已被列為第三名，但徐桐視他為狂生，強行命令主考官將他的名字刷下，中舉之望再次破滅。
但這一係列的打擊，反而刺激了康有為，使生性倔強的他更加執著了。他借當時皇陵附近山崩的機會，越過阻擋他的王公大臣們，直接向慈禧、光緒上書，並標了一個極為刺眼的題目：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變折。在這份摺子中，康有為將中國喻為一個身患重病的人，臥不能起，手足麻木，百竅迷塞，內潰外侵，百脈潰敗，病入骨髓，而這還不是最大的憂慮，最大的憂慮是皇太後、皇上無欲治之心，赫然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項建議。.康有為乃一介布衣，根本無權向皇帝上折，於是他隻能請大臣代遞。他找到國子監祭酒，即甲申年彈劾掉恭親王及全班軍機的盛昱。盛昱為康有為的愛國激情所感，將其折交給翁同龢。
但翁讀了這份摺子後，覺得語氣太亢直，不合宜，予以謝絕。盛昱又去找祁世長。祁當麵盛讚康有為的忠義，答應為其代奏，但臨時又變卦失約。於是這封飽含康有為心血的摺子終於未能到達光緒的手中。康有為在京師的活動，沒有取得成效，隻得快快離京回家。
回到廣州後，他結識了從四川來到廣州的經學大師廖平。廖平接續龔自珍、魏源的學業，治的是今文經學。康有為為廖平的學說所折服，轉而潛心於今文經學的研究，他終於從冷落千餘年的今文經學中找到改革變法的理論根據。從此，他以今文經學中的通三經、張三世為基礎，演繹出自己的一套維新理論。在他所親手創辦的萬木草堂中，他一邊教學傳道，一邊發憤著作，將他的研究和思考寫進《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兩本書中。前書將祖祖輩輩士人尊奉的古文經學，宣布為劉歆所偽造的學說，後書把夏商周三代歷史稱之為孔子為改製所擬托的理想，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孔子的托古改製。這種驚世駭俗的說法，無異於給死水一潭的中國學界和政界投入一顆驚天動地的炸彈，引來無數士紳官員們的憤恨抗議，直欲把康有為食肉寢皮而後快。《新學偽經考》一書因此而不得不毀版停印。《孔子改製考》也因此而未能付梓，隻是以手抄本在民間流傳。但康有為的學說，卻贏得了他的萬木草堂的學生梁啓超、陳千秋、徐勤等人的五體投地的崇拜，也獲得了海內無以計數的有誌之士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