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告訴劉瑞芬，就說銀錢一個子兒都不會少，請他先給我墊著，我即刻就匯過去。隻是要快，鐵廠明年夏天要開工，不能誤了我的工期。”
“還有，電報上說兩個爐子連運費，共需八十萬兩銀子。”
“好，我知道了，到時一手交貨，一手交銀子。這個利物浦的工廠也是小氣，我一個堂堂大清國的湖廣總督，向他買東西還會少他的錢嗎?這些洋人也太計較了！”
蔡錫勇笑道：“香帥，這就是洋人辦事的習慣，事先雙方都說清楚。你對他的貨物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他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不做。他要的錢他也說清楚，你同意，這筆生意就做，不同意就算了。彼此一點不傷和氣。我們這份電報拍過去後，他就會來一個合同，上麵將雙方的要求都寫得一清二楚，雙方為頭的在上麵簽字。事情就這樣定了，彼此不得反悔，反悔就要賠償損失。哪像我們中國人，起先都是拍胸脯的君子協定，無隻字憑據，到時出了事，彼此又互相推諉，都不承擔責任。”
“洋人辦事死板是死板點，但這種認真的態度還是可取的。”張之洞點點頭說，“事先說清楚，白紙黑字，也好免得日後麻煩。待他們的合同來後，我來簽字，你先把電報拍過去吧！”、辦鐵廠、槍炮廠，這都屬於洋務興作，從曾國藩鹹豐十一年在安慶創辦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座兵工廠算起，到現在亦不過二十幾年歷史，其後不論李鴻章、左宗棠，還是沈葆楨、丁汝昌等人創辦的各種機器局，、製造局，也幾乎都是為軍事服務的。由朝廷頒下專款，通過戶部撥給總署，再由總署撥給辦洋務的督撫。海軍衙門成立後，總署的這個差事便移交給了海軍衙門。
張之洞向朝廷上折，請求由海軍衙門盡快撥下一百萬兩銀子的專款。他知道掌戶部的翁同籪不是一個好說話的人，軍機處裏，閻敬銘是離開多年了，堂兄這些年也年老多病，長期在家休養，不大問事，大權已逐漸落於最善迎逢又最喜攬權的孫毓汶的手裏。孫毓汶身為軍機大臣，卻並不是個一心為國的人，一向置個人得失在國家得失之上。張之洞不願意拿國家的銀子和自己的人格去走這種人的門子，所以他估計這一百萬銀子的批覆下來不是件順暢的事。
但龜山的地要立即買下來，這遷移、填土、築堤都得抓緊時間進行，買煉鐵爐的訂金也得匯，這幾項銀就得二十萬兩；大冶鐵礦和新近確定的江夏馬鞍山煤礦也必須盡快開工，眼下非得有四十萬兩銀子不可。若坐等朝廷的專款，不知要推延到何時。性情急躁素來辦事隻爭朝夕的湖廣總督不能坐等，更何況神州第一大廠的巨大成就感，更在強烈地鼓動著他那顆好大喜功的雄心。他決定先要湖北巡撫拿出四十萬兩銀子來。
按照朝廷的製度，總督對所轄省份的民政刑事雖有管理之權，但偏重於軍事。這種製度，鹹豐朝期間因戰爭的緣故，在江南一帶則被改變了。因為當時這些省份裏，用兵打仗成為壓倒一切的大事，所有舉措都得服從戰爭這個大局，故而當時的湖廣總督、兩江總督、閩浙總督乃至兩廣總督、雲貴總督都擁有調動一切、指揮一切的權力。為了收指臂之效，所轄省份的巡撫、藩司、臬司便往往由該總督提名，朝廷照準不誤。戰爭進行了十多年，朝廷過去的定製在江南各省被無形中破壞了。待戰爭結束後，已實行多年的製度便成了新的定製。張之洞做兩廣總督時，所麵臨的第一樁大事便是在越南的中法戰爭，這又是一場用兵打仗的大事，廣東、廣西的巡撫不能不聽憑他的調遣。來到武昌後，張之洞也同樣以這種心態對待兩湖的撫、藩、臬。他以先前兩廣總督召見廣東巡撫的架勢，請湖北巡撫來督署有要事相商。不科，初與湖北地方大員打交道的張之洞，便碰了一個不硬不軟的釘子。
三 病入膏肓的黃彭年冒死勸諫張之洞莫辦洋務
張之洞到武昌後不久，湖北的巡撫就由奎斌換成了譚繼洵。從小恪遵聖賢之教刻苦攻讀“四書”“五經”，一心在科舉功名上下功夫的譚繼洵是湖南瀏陽人，今年已經六十八歲，是個鬚髮皆自的老者。
譚繼洵二十七歲中舉，三十七歲中進士，分發戶部做主事，五十五歲才外放甘肅鞏秦階道，直到六十一歲時仍隻是一個四品銜的中級官員。正當譚繼洵嘆息仕途不順的時候，不料老來吉星高照，官運亨通。這一年，他被擢升為甘肅按察使，第二年又被擢升為甘肅布政使，今年又簡授湖北巡撫。短短的七年工夫，譚繼洵便直線上升為一省的封疆大吏，而且將他由苦寒邊遠的西北調到湖廣。作為一個望七之年的湖南人，譚繼洵自認為對朝廷的恩德粉身碎骨不足以報答。
二人在布置得十分精緻的小客廳坐下後，譚繼洵謙恭地說：“不知張大人叫下官來有何事。”
“譚大人，”張之洞也以很客氣的稱呼叫著。“鐵廠的廠址已最後選定了，就在龜山的腳下，我看那地方很寬闊，以後在旁邊還可再建一個槍炮廠。”
張之洞要在湖北辦鐵廠，譚繼洵是知道的，他心裏很不贊成。一來他墨守成規，對洋人有深刻的成見，並不認為洋人的那一套就是致富強的惟一之路。中國是禮義之邦，還是得遵循歷朝歷代行之有效的清吏治、厚風俗、獎農桑、薄賦稅等辦法，那才是一條利國利民的康莊大道。洋人隻重強權，不要義理，那隻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終歸不是長治久安之策。二來在甘肅時，他深知左宗棠創辦的蘭州織布局、機器局、製造局等洋務，資大而收效微，管理混亂，連年巨虧的內幕。左宗棠是中興功臣，又為朝廷收復了新疆，厥功甚偉。他不敢公開批評，隻是私下裏對同僚們說，洋務這碼事，隻能由洋人在他們國家裏辦，我們中國辦不成。來到武昌，他聽說張之洞要在湖北大辦洋務，心裏就著急，本想給頭腦發熱的總督潑點冷水，但轉念一想，張之洞是個剛立下赫赫戰功，又倔強自信、甚受太後恩寵的人，一定聽不進去，於是打消了這個想法。隻在心裏暗自決定：他張之洞折騰讓他去折騰吧，隻要不損傷湖北就行了，我一個老頭子，既犯不著與他唱對台戲，更不能與他同台共演一出明知要砸台的戲。
“還有，電報上說兩個爐子連運費，共需八十萬兩銀子。”
“好，我知道了，到時一手交貨，一手交銀子。這個利物浦的工廠也是小氣，我一個堂堂大清國的湖廣總督，向他買東西還會少他的錢嗎?這些洋人也太計較了！”
蔡錫勇笑道：“香帥，這就是洋人辦事的習慣，事先雙方都說清楚。你對他的貨物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他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不做。他要的錢他也說清楚，你同意，這筆生意就做，不同意就算了。彼此一點不傷和氣。我們這份電報拍過去後，他就會來一個合同，上麵將雙方的要求都寫得一清二楚，雙方為頭的在上麵簽字。事情就這樣定了，彼此不得反悔，反悔就要賠償損失。哪像我們中國人，起先都是拍胸脯的君子協定，無隻字憑據，到時出了事，彼此又互相推諉，都不承擔責任。”
“洋人辦事死板是死板點，但這種認真的態度還是可取的。”張之洞點點頭說，“事先說清楚，白紙黑字，也好免得日後麻煩。待他們的合同來後，我來簽字，你先把電報拍過去吧！”、辦鐵廠、槍炮廠，這都屬於洋務興作，從曾國藩鹹豐十一年在安慶創辦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座兵工廠算起，到現在亦不過二十幾年歷史，其後不論李鴻章、左宗棠，還是沈葆楨、丁汝昌等人創辦的各種機器局，、製造局，也幾乎都是為軍事服務的。由朝廷頒下專款，通過戶部撥給總署，再由總署撥給辦洋務的督撫。海軍衙門成立後，總署的這個差事便移交給了海軍衙門。
張之洞向朝廷上折，請求由海軍衙門盡快撥下一百萬兩銀子的專款。他知道掌戶部的翁同籪不是一個好說話的人，軍機處裏，閻敬銘是離開多年了，堂兄這些年也年老多病，長期在家休養，不大問事，大權已逐漸落於最善迎逢又最喜攬權的孫毓汶的手裏。孫毓汶身為軍機大臣，卻並不是個一心為國的人，一向置個人得失在國家得失之上。張之洞不願意拿國家的銀子和自己的人格去走這種人的門子，所以他估計這一百萬銀子的批覆下來不是件順暢的事。
但龜山的地要立即買下來，這遷移、填土、築堤都得抓緊時間進行，買煉鐵爐的訂金也得匯，這幾項銀就得二十萬兩；大冶鐵礦和新近確定的江夏馬鞍山煤礦也必須盡快開工，眼下非得有四十萬兩銀子不可。若坐等朝廷的專款，不知要推延到何時。性情急躁素來辦事隻爭朝夕的湖廣總督不能坐等，更何況神州第一大廠的巨大成就感，更在強烈地鼓動著他那顆好大喜功的雄心。他決定先要湖北巡撫拿出四十萬兩銀子來。
按照朝廷的製度，總督對所轄省份的民政刑事雖有管理之權，但偏重於軍事。這種製度，鹹豐朝期間因戰爭的緣故，在江南一帶則被改變了。因為當時這些省份裏，用兵打仗成為壓倒一切的大事，所有舉措都得服從戰爭這個大局，故而當時的湖廣總督、兩江總督、閩浙總督乃至兩廣總督、雲貴總督都擁有調動一切、指揮一切的權力。為了收指臂之效，所轄省份的巡撫、藩司、臬司便往往由該總督提名，朝廷照準不誤。戰爭進行了十多年，朝廷過去的定製在江南各省被無形中破壞了。待戰爭結束後，已實行多年的製度便成了新的定製。張之洞做兩廣總督時，所麵臨的第一樁大事便是在越南的中法戰爭，這又是一場用兵打仗的大事，廣東、廣西的巡撫不能不聽憑他的調遣。來到武昌後，張之洞也同樣以這種心態對待兩湖的撫、藩、臬。他以先前兩廣總督召見廣東巡撫的架勢，請湖北巡撫來督署有要事相商。不科，初與湖北地方大員打交道的張之洞，便碰了一個不硬不軟的釘子。
三 病入膏肓的黃彭年冒死勸諫張之洞莫辦洋務
張之洞到武昌後不久，湖北的巡撫就由奎斌換成了譚繼洵。從小恪遵聖賢之教刻苦攻讀“四書”“五經”，一心在科舉功名上下功夫的譚繼洵是湖南瀏陽人，今年已經六十八歲，是個鬚髮皆自的老者。
譚繼洵二十七歲中舉，三十七歲中進士，分發戶部做主事，五十五歲才外放甘肅鞏秦階道，直到六十一歲時仍隻是一個四品銜的中級官員。正當譚繼洵嘆息仕途不順的時候，不料老來吉星高照，官運亨通。這一年，他被擢升為甘肅按察使，第二年又被擢升為甘肅布政使，今年又簡授湖北巡撫。短短的七年工夫，譚繼洵便直線上升為一省的封疆大吏，而且將他由苦寒邊遠的西北調到湖廣。作為一個望七之年的湖南人，譚繼洵自認為對朝廷的恩德粉身碎骨不足以報答。
二人在布置得十分精緻的小客廳坐下後，譚繼洵謙恭地說：“不知張大人叫下官來有何事。”
“譚大人，”張之洞也以很客氣的稱呼叫著。“鐵廠的廠址已最後選定了，就在龜山的腳下，我看那地方很寬闊，以後在旁邊還可再建一個槍炮廠。”
張之洞要在湖北辦鐵廠，譚繼洵是知道的，他心裏很不贊成。一來他墨守成規，對洋人有深刻的成見，並不認為洋人的那一套就是致富強的惟一之路。中國是禮義之邦，還是得遵循歷朝歷代行之有效的清吏治、厚風俗、獎農桑、薄賦稅等辦法，那才是一條利國利民的康莊大道。洋人隻重強權，不要義理，那隻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終歸不是長治久安之策。二來在甘肅時，他深知左宗棠創辦的蘭州織布局、機器局、製造局等洋務，資大而收效微，管理混亂，連年巨虧的內幕。左宗棠是中興功臣，又為朝廷收復了新疆，厥功甚偉。他不敢公開批評，隻是私下裏對同僚們說，洋務這碼事，隻能由洋人在他們國家裏辦，我們中國辦不成。來到武昌，他聽說張之洞要在湖北大辦洋務，心裏就著急，本想給頭腦發熱的總督潑點冷水，但轉念一想，張之洞是個剛立下赫赫戰功，又倔強自信、甚受太後恩寵的人，一定聽不進去，於是打消了這個想法。隻在心裏暗自決定：他張之洞折騰讓他去折騰吧，隻要不損傷湖北就行了，我一個老頭子，既犯不著與他唱對台戲，更不能與他同台共演一出明知要砸台的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