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票號的老闆，盡管本人在全國各大分號來回巡視，但他們的根子都還紮在原籍。通常在原籍都有大莊院和大片的田土，或由父親，或由兄弟，或由嫡妻掌管家政，虛銜執照這種朝廷頒發的重要文書，照例都保存於原籍的老家。因此，查核正本並不是一件難事。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員，分頭到這四十二家票號老闆的原籍去查核。兩個月後，這些委員都相繼回到太原。果然如閻敬銘所料的，此行收穫巨大。四十二個老闆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麵所書寫的捐銀數量，除七人與副本相符外，其餘三十五名的正本均與副本不符，正本的銀數一律多於副本，相差大的達三千兩，相差小的也有八百兩，總共有七萬餘兩，約占四十二名老闆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餘張虛銜執照共換來五百餘萬兩銀子，照此推算，當有二十五萬兩左右的出入。
楊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記錄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隻記錄了兩個半月的捐款細目，將這張細目與保存在藩庫裏的，由徐時霖簽名的一千二百餘張軍功牌副本上的銀數相比，有二萬兩銀子的出入。
現在情況大致明白了。在光緒三年賑災期間，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寧道員王定安為副手，以陽曲縣令徐時霖為主要辦事人的善後局，在接受捐款一項中，有確鑿證據的貪汙銀子為九萬兩，懷疑貪汙銀子三十萬兩左右。
張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來的這份稟帖，不由得怒火中燒。這可不是尋常的貪汙，它貪汙的是救災的銀子。在那大災大荒的年月，一兩銀子就是一條人命呀！身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權力，處於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著百姓的生死命運，卻利用權力去中飽私囊，置百姓的生死於不顧，真正是良心喪盡，天理不容！張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將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來，綁赴街市，殺頭示眾，以平民憤而大快民心。但他們身為司道大員，不能如此簡單從事。他和桑治平商量著。
桑治平說：“閻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賑災款裏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貪汙嫌疑，但他就是不出聲。既不向朝廷奏報，也不向曾國荃、衛榮光揭發，假若這次若不是去京師任戶部尚書，他可能還會緘默不語。這是為什麽?”
張之洞說：“你這個疑問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身處客位，雖有懷疑，不便去一一查實，手中沒有真憑實據，則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桑治平兩隻手來回地搓了很久，說：“這兩個原因是不錯，不妨還可深入思考一下：閻老先生以賑災欽差大臣的身分，來告發山西的司道大員貪汙賑災款，他自己覺得可能不合適。要說顧慮，他最大的顧慮可能是那個曾九帥。前幾年，曾九帥在山西，葆庚為其所信任，王定安又是其一手提拔的心腹。曾九帥不願意傷害這兩個人，況且身為一省之主，賑災款中出了這樣的大問題，巡撫也難逃其咎。閻老先生是深知曾九帥的為人的，若觸及此事，他會來個一手遮天，全盤否定。衛靜瀾膽小怕事，既怕麻煩，更怕得罪曾九帥。故而歸根結底，山西的事情都在曾九帥身上。香濤兄，你要先有這個準備，得想想如何對付那個恃功自傲，又得到太後信任的威毅伯。”
“我不怕那個威毅伯！”張之洞毫不猶豫地說，“去年二月，授他陝甘總督重任，朝廷倚重他，他卻在老家養病，居然一養半年不赴任。八月，我上疏太後，說陝甘重地，不可久無總督，曾國荃既然病情嚴重，不如開缺，讓他安心在家養病。結果朝廷真的將他開缺了。要說得罪，我早已得罪了他。”
桑治平笑道：“這兩者之間有所不同。去年那道奏疏，固然是對曾九帥不客氣，但沒有傷他的麵子。他可以說自己的確是重病纏身，說不定他是不願意去蘭州那個苦地方，巴不得你上這道折。你看他今年放兩廣總督，接旨就起程了，前後判若兩人。同是總督，他願意去廣州，不願意去蘭州。若去年放的就是兩廣，他決不會在湘鄉呆半年。”
張之洞也笑道：“正是的哩，你說到他的心窩裏去了，我倒真的是小罵大幫忙了。”
桑治平說：“這次不一樣。葆庚、王定安都與他關係密切，他至少有失察之誤。曾九帥是個極霸道的人，給他臉上抹黑，他不會善罷甘休。”
“他不善罷甘休又怎樣?”張之洞有點氣憤起來，“大不了他反咬一口，告我一個誣陷之罪，要朝廷撤掉我這個巡撫之職，我也不怕。何況，隻要證據確鑿，他也反咬不成。”
“你有這個準備就好。”桑治平沉吟片刻後說，“閻老先生不願以共事人的身分揭發對方，他的這種謹慎的處事方式也不是不可效法的。我看，這事是不是可以這樣辦。”
“你說怎麽辦?”張之洞兩眼盯著桑治平，急切地等著他的下文。
“我們把證據辦得紮紮實實的，然後再把這些證據弄到京師去，請你過去的那批朋友張佩綸、陳寶琛他們上一道參劾折。這樣做，或許更妥當些。”
張之洞想了想，說：“也好，把這個功勞送給幼樵、弢庵。我叫叔嶠去協助馬丕瑤，把文字理得順暢些。”
就在巡撫衙門商量如何懲處貪官汙吏的時候，藩司衙門也在緊張地計議如何對付這位辦事認真的名士撫台。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員，分頭到這四十二家票號老闆的原籍去查核。兩個月後，這些委員都相繼回到太原。果然如閻敬銘所料的，此行收穫巨大。四十二個老闆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麵所書寫的捐銀數量，除七人與副本相符外，其餘三十五名的正本均與副本不符，正本的銀數一律多於副本，相差大的達三千兩，相差小的也有八百兩，總共有七萬餘兩，約占四十二名老闆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餘張虛銜執照共換來五百餘萬兩銀子，照此推算，當有二十五萬兩左右的出入。
楊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記錄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隻記錄了兩個半月的捐款細目，將這張細目與保存在藩庫裏的，由徐時霖簽名的一千二百餘張軍功牌副本上的銀數相比，有二萬兩銀子的出入。
現在情況大致明白了。在光緒三年賑災期間，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寧道員王定安為副手，以陽曲縣令徐時霖為主要辦事人的善後局，在接受捐款一項中，有確鑿證據的貪汙銀子為九萬兩，懷疑貪汙銀子三十萬兩左右。
張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來的這份稟帖，不由得怒火中燒。這可不是尋常的貪汙，它貪汙的是救災的銀子。在那大災大荒的年月，一兩銀子就是一條人命呀！身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權力，處於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著百姓的生死命運，卻利用權力去中飽私囊，置百姓的生死於不顧，真正是良心喪盡，天理不容！張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將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來，綁赴街市，殺頭示眾，以平民憤而大快民心。但他們身為司道大員，不能如此簡單從事。他和桑治平商量著。
桑治平說：“閻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賑災款裏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貪汙嫌疑，但他就是不出聲。既不向朝廷奏報，也不向曾國荃、衛榮光揭發，假若這次若不是去京師任戶部尚書，他可能還會緘默不語。這是為什麽?”
張之洞說：“你這個疑問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身處客位，雖有懷疑，不便去一一查實，手中沒有真憑實據，則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桑治平兩隻手來回地搓了很久，說：“這兩個原因是不錯，不妨還可深入思考一下：閻老先生以賑災欽差大臣的身分，來告發山西的司道大員貪汙賑災款，他自己覺得可能不合適。要說顧慮，他最大的顧慮可能是那個曾九帥。前幾年，曾九帥在山西，葆庚為其所信任，王定安又是其一手提拔的心腹。曾九帥不願意傷害這兩個人，況且身為一省之主，賑災款中出了這樣的大問題，巡撫也難逃其咎。閻老先生是深知曾九帥的為人的，若觸及此事，他會來個一手遮天，全盤否定。衛靜瀾膽小怕事，既怕麻煩，更怕得罪曾九帥。故而歸根結底，山西的事情都在曾九帥身上。香濤兄，你要先有這個準備，得想想如何對付那個恃功自傲，又得到太後信任的威毅伯。”
“我不怕那個威毅伯！”張之洞毫不猶豫地說，“去年二月，授他陝甘總督重任，朝廷倚重他，他卻在老家養病，居然一養半年不赴任。八月，我上疏太後，說陝甘重地，不可久無總督，曾國荃既然病情嚴重，不如開缺，讓他安心在家養病。結果朝廷真的將他開缺了。要說得罪，我早已得罪了他。”
桑治平笑道：“這兩者之間有所不同。去年那道奏疏，固然是對曾九帥不客氣，但沒有傷他的麵子。他可以說自己的確是重病纏身，說不定他是不願意去蘭州那個苦地方，巴不得你上這道折。你看他今年放兩廣總督，接旨就起程了，前後判若兩人。同是總督，他願意去廣州，不願意去蘭州。若去年放的就是兩廣，他決不會在湘鄉呆半年。”
張之洞也笑道：“正是的哩，你說到他的心窩裏去了，我倒真的是小罵大幫忙了。”
桑治平說：“這次不一樣。葆庚、王定安都與他關係密切，他至少有失察之誤。曾九帥是個極霸道的人，給他臉上抹黑，他不會善罷甘休。”
“他不善罷甘休又怎樣?”張之洞有點氣憤起來，“大不了他反咬一口，告我一個誣陷之罪，要朝廷撤掉我這個巡撫之職，我也不怕。何況，隻要證據確鑿，他也反咬不成。”
“你有這個準備就好。”桑治平沉吟片刻後說，“閻老先生不願以共事人的身分揭發對方，他的這種謹慎的處事方式也不是不可效法的。我看，這事是不是可以這樣辦。”
“你說怎麽辦?”張之洞兩眼盯著桑治平，急切地等著他的下文。
“我們把證據辦得紮紮實實的，然後再把這些證據弄到京師去，請你過去的那批朋友張佩綸、陳寶琛他們上一道參劾折。這樣做，或許更妥當些。”
張之洞想了想，說：“也好，把這個功勞送給幼樵、弢庵。我叫叔嶠去協助馬丕瑤，把文字理得順暢些。”
就在巡撫衙門商量如何懲處貪官汙吏的時候，藩司衙門也在緊張地計議如何對付這位辦事認真的名士撫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