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在桑家的書房裏來回踱步。桑治平說的山西省的情形固然是事實，但其他各省又比山西強得多少呢?湖北雖稱糧倉，自古有“湖廣熟，天下足”的民謠，但做過三年湖北學政的張之洞非常清楚，經過前些年湘軍和太平軍的混戰，湖北元氣大傷，不但年年不熟，即使偶爾有一年熟了，連湖北本省民眾都不能滿足，何況天下！四川也比湖北好不了多少。天府之國的錢糧，因江南戰事淘空得差不多了。至於吏治的腐敗，官民之間對立的情緒，東鄉之案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要想做一個輕鬆太平的巡撫，眼下十八省怕是找不出一個省來。
張之洞苦笑著說：“朝廷所差，身不由己呀！山西再貧瘠，我也隻得去赴任了。”
“我幫你出個主意，可以讓你躲開這個差使，另謀優缺。”桑治平眨了眨眼睛，狡黠地笑著。
“你有什麽好主意呀?”
“你可借生病為由，請假三個月，禮部侍郎王世民已病人膏肓，大概在這一兩月內便會出缺。那時你再請醇王幫幫忙，調一調，不去太原，而補王世民的缺。如此，則可免去一項苦差而獲得一優缺。你數任學使學政，一向以詞臣言官聞名於世，補禮部的缺，正可謂人地兩宜，今後仍可以一邊做官，一邊吟詩作文，不失文人本色。”
“仲子兄此言差矣！”張之洞正色道，“古人雲，士大夫於進退之處，當謹慎自重。我張之洞一生清白狷介，於自身進退之處光明磊落，不願也不屑於玩弄此等小伎倆。上個月醇王召見我，問我若有巡撫與侍郎兩者可選的話選何缺。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願選巡撫。不是不知道巡撫苦累而侍郎優裕，乃是願為國為民做幾件實事。早在進翰苑之初，我就對子青老哥說過：平生誌趣，雅不以文人自命。文人清高，自娛有餘，若幸而有幾篇詩文做得好的話，不僅可享譽當時，還有可能傳名後世，但究竟於國於民實效不大。倘是命運不濟，不得實職，也隻得如此了。我今日幸而得到太後、皇上器重，外放一方巡撫，且正當年富力強之時，豈可因所赴之地貧瘠艱難而止步?仲子兄，實話對你說，隻要能為山西百姓辦成幾樁實事，給山西百姓帶來實惠，我日後就是累死於三晉，也心甘情願，決不後悔！”
“好，誌氣可嘉！”桑治平擊掌贊道，“香濤兄之誌與桑某不謀而合，剛才的話，不過戲言耳，請萬勿記在心上。關於履任後的打算，你有沒有好好想過?”
“實話告訴你吧，我奉旨才幾天，內人便因難產而去世。遭此不幸，方寸迷亂，故這一個多月來根本無心思考履任後的打算，我很想聽聽你的高見。”
聽到這話後，桑治平心頭一沉：人生禍福真是捉摸不定。他知道遇上這等不幸之事幾句安慰話並無補益，不如不說，隻以沉默來表示心中的同情。
過了好長時間，桑治平才開口：“陶淵明說得好：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嫂夫人該去就讓她去吧！生者活在世上，該做的事也還得要去做！”
“也隻能這樣想了。”張之洞無可奈何地應了一句。
“你請我出來為你佐幕，這是你相信我，我很感激，惟其如此，才更須坦誠相待。我要對你說句老實話，我這二十年來差不多已拋開了儒學，我習的乃是雜學，兵家、陰陽、墨、道一併看重，尤重管學即管子之學，愛讀《鹽鐵論》，奉管子、桑弘羊為宗師。從名教角度來看，我乃野狐禪一類，不為正統士人所齒。你是清流名士，或許難於接受，與其日後不歡而散，不如今日先挑個明白，行則共事，不行則各不相幹。”
以儒家信徒自居、以聖人名教為性命的張之洞，乍一聽到這番話，頗出意外。不過，他到底不是倭仁、徐桐那樣的迂腐理學家，稍停一會兒，他說：“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桑弘羊創平準均輸良法，都是一時之大才，奉管、桑為師，也並非不好。你不妨詳細說說你的看法。”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變，近兩千年來的一家獨霸，這對鞏固皇權統一人心或許有利，但卻扼殺學術壓製人才。尤其不好的是，儒家發展到後來成了一門空疏之學，虛偽之學，與孔子當年的學說相差甚遠，與國計民生更是毫無聯繫。依我看，中國淪落到今天國弱民貧的境地，尋根溯源，便要追尋到漢武帝所推行的這種霸道國策上去。”
張之洞用心聽著這位隱逸者的獨特議論，注意到他並沒有攻擊孔子的學說，隻是指責西漢以後的儒家學派，這與全盤否定周公孔孟還是有區別的。
“天底下國與民的事，《管子》一書開宗明義就講清楚了。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又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又說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一部《管子》反覆陳述的就是這幾層意義，而這幾層意義則揭開治國治民全部奧秘。也就是說，為政者的所有作為，最終的結果都要落實到百姓的頭上，即使百姓快樂。快樂在於富有，富有在於有吃有穿，有吃有穿才知禮節榮辱。而二千年來的所謂儒學隻講禮節榮辱，不講衣食財富，完全顛倒了本末。香濤兄，在我看來，中國之誤，誤在從政者隻重虛不重實，隻重末不重本。這如何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又如何能把國家治理得好?”
張之洞苦笑著說：“朝廷所差，身不由己呀！山西再貧瘠，我也隻得去赴任了。”
“我幫你出個主意，可以讓你躲開這個差使，另謀優缺。”桑治平眨了眨眼睛，狡黠地笑著。
“你有什麽好主意呀?”
“你可借生病為由，請假三個月，禮部侍郎王世民已病人膏肓，大概在這一兩月內便會出缺。那時你再請醇王幫幫忙，調一調，不去太原，而補王世民的缺。如此，則可免去一項苦差而獲得一優缺。你數任學使學政，一向以詞臣言官聞名於世，補禮部的缺，正可謂人地兩宜，今後仍可以一邊做官，一邊吟詩作文，不失文人本色。”
“仲子兄此言差矣！”張之洞正色道，“古人雲，士大夫於進退之處，當謹慎自重。我張之洞一生清白狷介，於自身進退之處光明磊落，不願也不屑於玩弄此等小伎倆。上個月醇王召見我，問我若有巡撫與侍郎兩者可選的話選何缺。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願選巡撫。不是不知道巡撫苦累而侍郎優裕，乃是願為國為民做幾件實事。早在進翰苑之初，我就對子青老哥說過：平生誌趣，雅不以文人自命。文人清高，自娛有餘，若幸而有幾篇詩文做得好的話，不僅可享譽當時，還有可能傳名後世，但究竟於國於民實效不大。倘是命運不濟，不得實職，也隻得如此了。我今日幸而得到太後、皇上器重，外放一方巡撫，且正當年富力強之時，豈可因所赴之地貧瘠艱難而止步?仲子兄，實話對你說，隻要能為山西百姓辦成幾樁實事，給山西百姓帶來實惠，我日後就是累死於三晉，也心甘情願，決不後悔！”
“好，誌氣可嘉！”桑治平擊掌贊道，“香濤兄之誌與桑某不謀而合，剛才的話，不過戲言耳，請萬勿記在心上。關於履任後的打算，你有沒有好好想過?”
“實話告訴你吧，我奉旨才幾天，內人便因難產而去世。遭此不幸，方寸迷亂，故這一個多月來根本無心思考履任後的打算，我很想聽聽你的高見。”
聽到這話後，桑治平心頭一沉：人生禍福真是捉摸不定。他知道遇上這等不幸之事幾句安慰話並無補益，不如不說，隻以沉默來表示心中的同情。
過了好長時間，桑治平才開口：“陶淵明說得好：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嫂夫人該去就讓她去吧！生者活在世上，該做的事也還得要去做！”
“也隻能這樣想了。”張之洞無可奈何地應了一句。
“你請我出來為你佐幕，這是你相信我，我很感激，惟其如此，才更須坦誠相待。我要對你說句老實話，我這二十年來差不多已拋開了儒學，我習的乃是雜學，兵家、陰陽、墨、道一併看重，尤重管學即管子之學，愛讀《鹽鐵論》，奉管子、桑弘羊為宗師。從名教角度來看，我乃野狐禪一類，不為正統士人所齒。你是清流名士，或許難於接受，與其日後不歡而散，不如今日先挑個明白，行則共事，不行則各不相幹。”
以儒家信徒自居、以聖人名教為性命的張之洞，乍一聽到這番話，頗出意外。不過，他到底不是倭仁、徐桐那樣的迂腐理學家，稍停一會兒，他說：“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桑弘羊創平準均輸良法，都是一時之大才，奉管、桑為師，也並非不好。你不妨詳細說說你的看法。”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變，近兩千年來的一家獨霸，這對鞏固皇權統一人心或許有利，但卻扼殺學術壓製人才。尤其不好的是，儒家發展到後來成了一門空疏之學，虛偽之學，與孔子當年的學說相差甚遠，與國計民生更是毫無聯繫。依我看，中國淪落到今天國弱民貧的境地，尋根溯源，便要追尋到漢武帝所推行的這種霸道國策上去。”
張之洞用心聽著這位隱逸者的獨特議論，注意到他並沒有攻擊孔子的學說，隻是指責西漢以後的儒家學派，這與全盤否定周公孔孟還是有區別的。
“天底下國與民的事，《管子》一書開宗明義就講清楚了。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又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又說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一部《管子》反覆陳述的就是這幾層意義，而這幾層意義則揭開治國治民全部奧秘。也就是說，為政者的所有作為，最終的結果都要落實到百姓的頭上，即使百姓快樂。快樂在於富有，富有在於有吃有穿，有吃有穿才知禮節榮辱。而二千年來的所謂儒學隻講禮節榮辱，不講衣食財富，完全顛倒了本末。香濤兄，在我看來，中國之誤，誤在從政者隻重虛不重實，隻重末不重本。這如何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又如何能把國家治理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