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少年時代在興義府長大的張之洞，經常親眼看到貧病交加的貴州老鄉流落街頭、逃荒討飯的情景。一年到頭，光倒斃在知府衙門外的餓殍就數以百計。興義府所屬各縣的苗民常常鬧事，身為知府的父親一麵彈壓，一麵也同情，在飯桌邊對家人說：“苗民沒飯吃，沒衣穿，受苦受罪，鬧事也是逼出來的。”父親的這些嘆息，深深地印在張之洞幼小的心靈中。
青年時代回直隸老家參加鄉試，後又去河南巡撫衙門做幕僚，再後來又去浙江、湖北、四川，從西南到京畿，從江南到荊楚，張之洞所到之處，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動的多，安居樂業的少；怨聲載道的多，歌功頌德的少。真的是國本鬆動，民心可慮呀！
身為大清詹事府官員，理所當然應當借東鄉一案的典型事例，將“民心”二字的重要向太後、皇上指出，這實在是關係到大清長治久安的頭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對朝廷的最大忠誠。張之洞想到這裏，凜然提起筆來繼續寫下去。豐厚的學養，過人的記誦能力，使得他在引經據典這方麵，一向得心應手，左右逢源——
我朝深仁厚澤，美不勝書，然大要則有二事：一曰賦斂輕，一目刑罰平。賦輕不至竭民財，刑平則不肯殘民命。順治元年，世祖告誡群臣，凡官吏矇混倍征者殺無赦。十三年又下令嚴禁加派。康熙五十二年，聖祖特頒“永不加賦”之諭。此為古今數千年所無之善政。至於好生惡殺，慎重刑
辟，乃列聖相傳之心。順治十年，聖諭告誡：死者不可復生，誤者不可復改，務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敕刑部，所押罪犯，凡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釋。康熙二十四年又規定，凡官吏犯有貪汙之罪，概不寬免。
接下來，張之洞又列舉康熙、雍正、幹隆、道光等朝對幾個大案件的慎重處理事例。因為懲治了貪官汙吏，故而贏得民心，在史冊上留下美譽。這些先例應是這次處理東鄉冤案的借鑑。最後，張之洞傾注滿腔之情，為這道奏章收了尾：
臣來自蜀中，實有見聞，若不發言，上無以對朝廷，下無以對四川通省之士民。願皇太後、皇上深惟祖訓至嚴，人命至重，民心可畏，天鑒難欺，關係至大，不獨一蜀。應如何核議之處，恭候聖裁！
擱下筆，張之洞這才發覺肚子已餓了，對著窗外大叫“開飯”。王夫人笑吟吟地走過來告訴丈夫，全家人為等他吃餃子，中飯已足足推遲一個時辰了。
吃完飯後，張之洞在小庭院裏散著步，思維仍沒有從東鄉案件中解脫出來。東鄉發生的這一起四百多條人命的重大慘案，完全是人為的，縣令孫定揚、提督李有恆負有主要責任，不殺這兩個人不足以平民憤，也不能達到為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還沒有來得及講這一點，而這個體現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須上達天聽，請求聖旨批準。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張之洞匆匆結束散步，走進書房，又拿起筆來。正要動筆時，關於東鄉之案的另一方麵的情況突然浮出腦海。而這，又恰恰是這幾年來無論定案，還是覆審時都被各方忽視了。張之洞在四川時就聽說過，前兩天楊銳、何燃、黃奇祥也說到了。原來，此案發生前還有這樣一個過程。
光緒元年春天，一股對苛政不滿的情緒，開始在東鄉縣四鄉農人中蔓延，大有釀成事端的可能。綏定府知府易蔭芝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指示縣令孫定揚下鄉查訪實情，並主張減輕勒索。緩解民怨。孫定揚拒不執行，反而向川北鎮請求派兵鎮壓。易蔭芝派人飛馳川北鎮，止其發兵。又派署太平縣令祝士棻前往東鄉。祝士棻與四鄉農人和談，並簽字畫押，遵守共同訂下的條款。東鄉民情有所緩和。不料，孫定揚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狀。於是總督文格派出總兵謝思友帶兵前往東鄉。謝思友到了東鄉後知道農人並非叛逆，遂施行安撫之策。後來，易、祝、謝三人均遭彈劾，由提督李有恆、縣令孫定揚一手造成了那場慘禍。
張之洞認為，這個慘痛的教訓應該給人們以重大的啟示，即負有地方之責的官員，必須時刻關注民情，應製止事件於剛萌芽的時候。如此，則不易出現難以收拾的大變。東鄉之事，若按易蔭芝的辦法去做，早減捐勒，則不會惡化。另外，同一件事情，處理方式不同，也會引出完全不同的結果。若遵照祝士棻的方式去做，與鄉民相約畫押，各自信守，則將會平靜地解決紛爭。若按謝思友之法，安撫鬧事之人，則能消去怨氣，也不會使事端激發。可惜的是，三個有識的官員，卻被無知的庸吏給排擠了。
張之洞想，一定要把這個過程向朝廷報告，一定要表彰在東鄉事件中那三個見識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彈劾的好官。這對各省各級官吏都是極好的教育，從提高辦事才能、整頓吏治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比平反一個東鄉冤案更顯得重要。
張之洞提起筆來，為附片擬了一個“陳明重案初起辦理各員情形片”的題目，然後筆走龍蛇，把自己的這段認識急速地草擬出來。
掌燈時光，楊銳風塵僕僕地回到張府，向老師稟報了兩天來外出活動的情況。
這兩天，楊銳拜訪了一位川籍禦史、兩位川籍內閣中書，又在一個中書的引導下，拜訪了一位川籍戶部侍郎。這些官員對東鄉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鑑於覆審仍維持原判，又都認為要翻過來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隻能慢慢尋找機會。
青年時代回直隸老家參加鄉試，後又去河南巡撫衙門做幕僚，再後來又去浙江、湖北、四川，從西南到京畿，從江南到荊楚，張之洞所到之處，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動的多，安居樂業的少；怨聲載道的多，歌功頌德的少。真的是國本鬆動，民心可慮呀！
身為大清詹事府官員，理所當然應當借東鄉一案的典型事例，將“民心”二字的重要向太後、皇上指出，這實在是關係到大清長治久安的頭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對朝廷的最大忠誠。張之洞想到這裏，凜然提起筆來繼續寫下去。豐厚的學養，過人的記誦能力，使得他在引經據典這方麵，一向得心應手，左右逢源——
我朝深仁厚澤，美不勝書，然大要則有二事：一曰賦斂輕，一目刑罰平。賦輕不至竭民財，刑平則不肯殘民命。順治元年，世祖告誡群臣，凡官吏矇混倍征者殺無赦。十三年又下令嚴禁加派。康熙五十二年，聖祖特頒“永不加賦”之諭。此為古今數千年所無之善政。至於好生惡殺，慎重刑
辟，乃列聖相傳之心。順治十年，聖諭告誡：死者不可復生，誤者不可復改，務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敕刑部，所押罪犯，凡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釋。康熙二十四年又規定，凡官吏犯有貪汙之罪，概不寬免。
接下來，張之洞又列舉康熙、雍正、幹隆、道光等朝對幾個大案件的慎重處理事例。因為懲治了貪官汙吏，故而贏得民心，在史冊上留下美譽。這些先例應是這次處理東鄉冤案的借鑑。最後，張之洞傾注滿腔之情，為這道奏章收了尾：
臣來自蜀中，實有見聞，若不發言，上無以對朝廷，下無以對四川通省之士民。願皇太後、皇上深惟祖訓至嚴，人命至重，民心可畏，天鑒難欺，關係至大，不獨一蜀。應如何核議之處，恭候聖裁！
擱下筆，張之洞這才發覺肚子已餓了，對著窗外大叫“開飯”。王夫人笑吟吟地走過來告訴丈夫，全家人為等他吃餃子，中飯已足足推遲一個時辰了。
吃完飯後，張之洞在小庭院裏散著步，思維仍沒有從東鄉案件中解脫出來。東鄉發生的這一起四百多條人命的重大慘案，完全是人為的，縣令孫定揚、提督李有恆負有主要責任，不殺這兩個人不足以平民憤，也不能達到為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還沒有來得及講這一點，而這個體現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須上達天聽，請求聖旨批準。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張之洞匆匆結束散步，走進書房，又拿起筆來。正要動筆時，關於東鄉之案的另一方麵的情況突然浮出腦海。而這，又恰恰是這幾年來無論定案，還是覆審時都被各方忽視了。張之洞在四川時就聽說過，前兩天楊銳、何燃、黃奇祥也說到了。原來，此案發生前還有這樣一個過程。
光緒元年春天，一股對苛政不滿的情緒，開始在東鄉縣四鄉農人中蔓延，大有釀成事端的可能。綏定府知府易蔭芝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指示縣令孫定揚下鄉查訪實情，並主張減輕勒索。緩解民怨。孫定揚拒不執行，反而向川北鎮請求派兵鎮壓。易蔭芝派人飛馳川北鎮，止其發兵。又派署太平縣令祝士棻前往東鄉。祝士棻與四鄉農人和談，並簽字畫押，遵守共同訂下的條款。東鄉民情有所緩和。不料，孫定揚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狀。於是總督文格派出總兵謝思友帶兵前往東鄉。謝思友到了東鄉後知道農人並非叛逆，遂施行安撫之策。後來，易、祝、謝三人均遭彈劾，由提督李有恆、縣令孫定揚一手造成了那場慘禍。
張之洞認為，這個慘痛的教訓應該給人們以重大的啟示，即負有地方之責的官員，必須時刻關注民情，應製止事件於剛萌芽的時候。如此，則不易出現難以收拾的大變。東鄉之事，若按易蔭芝的辦法去做，早減捐勒，則不會惡化。另外，同一件事情，處理方式不同，也會引出完全不同的結果。若遵照祝士棻的方式去做，與鄉民相約畫押，各自信守，則將會平靜地解決紛爭。若按謝思友之法，安撫鬧事之人，則能消去怨氣，也不會使事端激發。可惜的是，三個有識的官員，卻被無知的庸吏給排擠了。
張之洞想，一定要把這個過程向朝廷報告，一定要表彰在東鄉事件中那三個見識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彈劾的好官。這對各省各級官吏都是極好的教育，從提高辦事才能、整頓吏治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比平反一個東鄉冤案更顯得重要。
張之洞提起筆來，為附片擬了一個“陳明重案初起辦理各員情形片”的題目，然後筆走龍蛇，把自己的這段認識急速地草擬出來。
掌燈時光，楊銳風塵僕僕地回到張府，向老師稟報了兩天來外出活動的情況。
這兩天，楊銳拜訪了一位川籍禦史、兩位川籍內閣中書，又在一個中書的引導下，拜訪了一位川籍戶部侍郎。這些官員對東鄉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鑑於覆審仍維持原判，又都認為要翻過來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隻能慢慢尋找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