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捷潘利用了這一點：在礦區時，他總是當著德國工頭的麵把自己的煤鎬擦得鋥亮，可是等他們一轉身，他便把螺絲擰鬆，這樣一來磨損度就會提高十倍，甚至更多。
德國人不能理解，他們對勞動工具的神聖態度是無法灌輸給被驅趕到德國來的幾百萬人的。這些人是被趕來填補勞動中出現的窟窿的。在整個德國，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群眾性的自發抗議正在發展和擴大，起初表現為對勞動的消極態度，隨後變為有意識的怠工。主持勞動戰線的紮烏克爾向馬丁·波爾曼提供的資料展現了一幅成功的畫麵：幾百萬人從歐洲的四麵八方被運送到了德國。可是如果拿一個德國人的勞動生產率進行一下比較，那麽它至少相當於一百個，甚至一百五十個外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德國人是為自己勞動，他勞動的時候知道為什麽而勞動：不單單是為了前線的勝利，也為了得到他能夠買新衣櫥、自行車和小汽車的馬克。外國工人則是為敵人幹活的。這是其一。其次，就連那些最不堅定的、為了物質利益而準備妥協的人，也隻能得到稀菜湯和足枷。
機械師連茨有一次對波格丹諾夫說：“我要是說了算，我就會付給你們跟德國人一樣的報酬，那樣我們就準能成功。就連動物園的猴子也為了得到一塊糖果才會表演。為什麽以為外國人會為了一碗清湯而幹活呢？你與眾不同──工具總是擦得很幹淨。”
波格丹諾夫沒有搭茬，繼續擦他的工具。在被俘期間，他掌握了一條金科玉律：多聽，少說，微笑，這就夠了。
“等一會兒，”機械師說，“讓我來，你擦的方法不大對頭。”
他接過抹布，往拋光液裏浸了一下，便開始擦了起來。他不象波格丹諾夫那樣動作迅速，而是緩慢地一圈一圈地擦，就象給孩子洗背似的。
斯捷潘經常一個人在汽車庫幹活。他可以擰鬆馬達的螺栓，也可以往發動機裏撒沙子，也可以把接頭扭向一旁，但是科利亞在他們最近一次見麵時絕對禁止他這麽做。
“我全能理解，”科利亞說，“全能理解。你得克製自己。你這麽幹會把事情弄糟的。不能做那種無謂的犧牲。”
“那我該怎麽辦呢？你給我講講。我不能這麽待著。”
“我給你講過了：我想知道什麽人乘坐這些汽車，到什麽地方去，司機的名字，他們的主人。還有工兵，工兵。我對工兵和黨衛軍感興趣。”
他倆晚上在波格丹諾夫住的克雷霞家裏見麵。克雷霞很瘦，皮膚很白，藍眼睛，二十歲，非常文靜，象個小耗子。她幾乎不出家門，在家裏走動時也是側著身，腳步很輕，動作平穩而謹慎。
她是同一個德國人同居後才變成這樣子的。那人叫庫爾特·阿佩爾，也是藍眼睛，很瘦，皮膚很白──完全是個孩子。
“我全明白，”德國人說，“我隻是夜裏到你這兒來，那時誰也看不到咱們。我不會叫你出醜的，小耗子。”
他叫她“小耗子”，這時他的臉象個聖徒似的：純潔，明朗，溫柔。
他倆認識之前，克雷霞曾和謝多伊的人有聯繫。那時她很活潑，說話聲音也很大，走路跟大家一樣，不象現在這麽謹小慎微。如今她躲了起來，不再跟地下組織的同誌見麵，尤其是在謝多伊通過聯絡員要她利用那個德國人提供情報之後。
“我愛他，”她當時說，“我不能這樣。我不是出賣自己的人。”
“你明白你在說些什麽嗎？”聯絡員問。
“我要是不明白……”
“這麽說，你為了一條公狗可以出賣祖國了？”
“他不是狗，是個孩子……”
聯絡員隻有十七歲。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打了克雷霞一記耳光，又朝腳下吐了幾口唾沫，說：“哼，你這個娼婦！德國人的臭墊子……”
謝多伊知道這件事之後，肺都氣炸了，可是沒去找克雷霞，因為他不知道她會怎樣看自己。而她一直等待著。後來也就不再等了。她開始恨白天，覺得白天她會因為背叛而被人打死。她白天盼著黑夜降臨。庫爾特來了之後，波格丹諾夫聽到她倆整夜在那裏小聲說話，要麽隻是德國人一個人講話，安慰哭哭啼啼的克雷霞，到了淩晨時，可以聽到她的笑聲，一種古怪的、顫動的笑聲，很難弄清楚她是笑還是歇斯底裏發作。
斯捷潘常聽她倆竊竊私語，有時聽的時間很長，越聽越感到她倆講話象孩子似的，感到她倆用一種在戰爭年代已經消失的、純潔的、孩提般的愛情彼此相愛，她倆來自已經不復存在的那個世界，在那裏，愛情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折磨人的、苦澀而又幸福的疾病，而不是象燒酒或嗎啡那樣的麻醉工具。
有一天波格丹諾夫和科利亞坐在一起喝茶。天還不算晚，離宵禁還有一個來小時。盡管科利亞有身分證和夜間通行證，他總是在天黑以前回到家裏──無論是從波格丹諾夫這裏，還是別的接頭地點──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懷疑。
克雷霞正在廚房裏洗餐具。當房間的門打開後，斯捷潘猛地轉過身去。科利亞繼續以原來的姿勢坐著，身子微微傾向他的茶杯。
“應該告訴他，”他想，“不能這麽轉身。急劇的動作是情報員的墳墓，在所有方麵都是如此，如果思想急劇變化也是如此。”
德國人不能理解，他們對勞動工具的神聖態度是無法灌輸給被驅趕到德國來的幾百萬人的。這些人是被趕來填補勞動中出現的窟窿的。在整個德國，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群眾性的自發抗議正在發展和擴大，起初表現為對勞動的消極態度，隨後變為有意識的怠工。主持勞動戰線的紮烏克爾向馬丁·波爾曼提供的資料展現了一幅成功的畫麵：幾百萬人從歐洲的四麵八方被運送到了德國。可是如果拿一個德國人的勞動生產率進行一下比較，那麽它至少相當於一百個，甚至一百五十個外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德國人是為自己勞動，他勞動的時候知道為什麽而勞動：不單單是為了前線的勝利，也為了得到他能夠買新衣櫥、自行車和小汽車的馬克。外國工人則是為敵人幹活的。這是其一。其次，就連那些最不堅定的、為了物質利益而準備妥協的人，也隻能得到稀菜湯和足枷。
機械師連茨有一次對波格丹諾夫說：“我要是說了算，我就會付給你們跟德國人一樣的報酬，那樣我們就準能成功。就連動物園的猴子也為了得到一塊糖果才會表演。為什麽以為外國人會為了一碗清湯而幹活呢？你與眾不同──工具總是擦得很幹淨。”
波格丹諾夫沒有搭茬，繼續擦他的工具。在被俘期間，他掌握了一條金科玉律：多聽，少說，微笑，這就夠了。
“等一會兒，”機械師說，“讓我來，你擦的方法不大對頭。”
他接過抹布，往拋光液裏浸了一下，便開始擦了起來。他不象波格丹諾夫那樣動作迅速，而是緩慢地一圈一圈地擦，就象給孩子洗背似的。
斯捷潘經常一個人在汽車庫幹活。他可以擰鬆馬達的螺栓，也可以往發動機裏撒沙子，也可以把接頭扭向一旁，但是科利亞在他們最近一次見麵時絕對禁止他這麽做。
“我全能理解，”科利亞說，“全能理解。你得克製自己。你這麽幹會把事情弄糟的。不能做那種無謂的犧牲。”
“那我該怎麽辦呢？你給我講講。我不能這麽待著。”
“我給你講過了：我想知道什麽人乘坐這些汽車，到什麽地方去，司機的名字，他們的主人。還有工兵，工兵。我對工兵和黨衛軍感興趣。”
他倆晚上在波格丹諾夫住的克雷霞家裏見麵。克雷霞很瘦，皮膚很白，藍眼睛，二十歲，非常文靜，象個小耗子。她幾乎不出家門，在家裏走動時也是側著身，腳步很輕，動作平穩而謹慎。
她是同一個德國人同居後才變成這樣子的。那人叫庫爾特·阿佩爾，也是藍眼睛，很瘦，皮膚很白──完全是個孩子。
“我全明白，”德國人說，“我隻是夜裏到你這兒來，那時誰也看不到咱們。我不會叫你出醜的，小耗子。”
他叫她“小耗子”，這時他的臉象個聖徒似的：純潔，明朗，溫柔。
他倆認識之前，克雷霞曾和謝多伊的人有聯繫。那時她很活潑，說話聲音也很大，走路跟大家一樣，不象現在這麽謹小慎微。如今她躲了起來，不再跟地下組織的同誌見麵，尤其是在謝多伊通過聯絡員要她利用那個德國人提供情報之後。
“我愛他，”她當時說，“我不能這樣。我不是出賣自己的人。”
“你明白你在說些什麽嗎？”聯絡員問。
“我要是不明白……”
“這麽說，你為了一條公狗可以出賣祖國了？”
“他不是狗，是個孩子……”
聯絡員隻有十七歲。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打了克雷霞一記耳光，又朝腳下吐了幾口唾沫，說：“哼，你這個娼婦！德國人的臭墊子……”
謝多伊知道這件事之後，肺都氣炸了，可是沒去找克雷霞，因為他不知道她會怎樣看自己。而她一直等待著。後來也就不再等了。她開始恨白天，覺得白天她會因為背叛而被人打死。她白天盼著黑夜降臨。庫爾特來了之後，波格丹諾夫聽到她倆整夜在那裏小聲說話，要麽隻是德國人一個人講話，安慰哭哭啼啼的克雷霞，到了淩晨時，可以聽到她的笑聲，一種古怪的、顫動的笑聲，很難弄清楚她是笑還是歇斯底裏發作。
斯捷潘常聽她倆竊竊私語，有時聽的時間很長，越聽越感到她倆講話象孩子似的，感到她倆用一種在戰爭年代已經消失的、純潔的、孩提般的愛情彼此相愛，她倆來自已經不復存在的那個世界，在那裏，愛情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折磨人的、苦澀而又幸福的疾病，而不是象燒酒或嗎啡那樣的麻醉工具。
有一天波格丹諾夫和科利亞坐在一起喝茶。天還不算晚，離宵禁還有一個來小時。盡管科利亞有身分證和夜間通行證，他總是在天黑以前回到家裏──無論是從波格丹諾夫這裏，還是別的接頭地點──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懷疑。
克雷霞正在廚房裏洗餐具。當房間的門打開後，斯捷潘猛地轉過身去。科利亞繼續以原來的姿勢坐著，身子微微傾向他的茶杯。
“應該告訴他，”他想，“不能這麽轉身。急劇的動作是情報員的墳墓，在所有方麵都是如此，如果思想急劇變化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