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出現了星星。包廂裏的綠燈頓時亮了。燈光昏暗，亮度不足。
“喂！”衛兵把一張照片遞給我，說，“瞧，這是我的孩子。”
我接過照片，上麵有五個女孩，一個男孩。大女兒不足十六歲，小男孩約莫一歲。
“喂！”衛兵又說，同時遞過來另一張照片。“我妻子。”
我看到一個女人躺在棺木中。一旁站著幾個孩子和這個身穿破西服的衛兵。
我把照片還給了他，他放回皮夾裏，嘆了口氣，苦笑了一下，然後用指頭摸摸胸脯，說：“癆病……”
現在他已經不是用驚恐的眼神，而是用憂傷和平靜的眼神看著我了。他顯然以為我對他是不會採取什麽行動的，因為火車的駛速很快，包廂的門插上了，步槍的扳機也扳了起來。
你這個德國佬，真是個傻瓜！火車開得快沒什麽了不起。任何門都能打開。我可以撲到你身上，用頭照你臉部猛撞過去。這就是全部學問。
“大女兒很像他，”我暗自想道，“也是這麽瘦。小男孩是個胖子。所有的嬰兒都很胖，隻是斷奶後才變瘦。”
“喂，”德國人把一支煙遞給我，把手指貼到唇上說：“社會民主黨人──噓！”
“你算什麽社會民主黨人？！”我心平氣和地想。“你是一堆臭狗屎，算不上什麽社會民主黨人。你是個膽小鬼和痞子，不過你有六個孩子，最小的才一歲。他們沒有母親。”
我可想逃，就得幹掉他。要想逃跑成功，就得幹掉他。我隻想打昏他，以免他的孩子──五個女孩，一個男孩──成為父母雙亡的孤兒。我知道沒有母親是什麽滋味。但我無法想像他們再失去父親會是什麽樣子。失去這個有一雙瘦削的大手和自稱是社會民主黨人的癆病父親……
“該動手了，”我對自己說，“馬上動手。”
我鼓足勇氣，收攏雙腿準備起跳，我已經可以動手了……
“有人說胖孩子是被很多線繫著的，”我回憶著，“所以他們的小腳和小手上才有那麽多皺褶。瘦孩子身上的線很快就會消失，幼兒也就變得象老頭。小孩子不會說話。即便他是德國女人生的，也能教他學會說俄語，或者法語。這都無所謂。可千萬別學說德語。要是一個人講德語，那就太糟了。”
我感到自己對這個患有肺癆的德國人還沒有恨到非殺死不可的程度，因為我在照片上看到了他的六個孩子。我對自己毫無辦法。我根本沒有勇氣去幹掉他。這一點我看得很清楚。
“我困了，”我邊說邊閉上眼睛。
“唉，”德國人說，“那就睡吧。”
火車在奔馳。我正向死亡奔馳。他卻躲開了死亡。
“德國人，”我暗自想道，“你們這些該死的法西斯。我恨，恨你們所有的人。”
“接下去呢？”科利亞問。“後來呢？”
“後來更壞。蓋世太保把我關了三天。負責審查我的傢夥叫舒爾茨，一個肥頭大耳、紅臉膛的傢夥。他們在我偷來的那件西服上卡住了。那件衣服是德國工廠做的，但衣料是‘女布爾什維克紡織廠’生產的。戰前我們根據貿易協定向他們出口這種衣料。他們開始審訊我，硬說我是契卡分子，是被派來接頭的。舒爾茨沒完沒了地折磨我，非要我在一件訴訟案中作為蘇聯軍官和情報員出庭作證……後來我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出院後他們把我押到東普魯士，交到弗拉索夫匪徒手裏……他們怎麽也不相信我是個普通戰俘，是從集中營跑出來的。我也不能把我的真實姓名說出來，因為我在馬利亞煤礦幹活的時候，背上被刻上了懲戒標記……就這樣，我被押到了弗拉索夫的反間諜組織－”
“那你是怎麽到這兒來的？”科利亞沉默半晌後問道。
“我會講的……別急……可你來到這裏幹什麽？你有證件……你為什麽來到這裏？”
“一個人要是能編出這樣的謊話，那也真該吃槍子兒了。”科利亞暗暗想道。“一個人不可能卑鄙到這種地步。根據莫斯科的那段交往，我是了解他的。我認識他起碼十年了……”
“我是糊裏糊塗來到這裏的，”科利亞謊稱道。
他不能對斯捷潘講真話。他有一種不受他本人支配的責任感。不過他又想：“這也許不是什麽責任感，我也許是作賤和出賣自己，因為假如你誰也不相信，連朋友也不相信，那就沒有必要幹自己這一行了。”
“要是你不幫我的忙，我擔心他們會逼我……”
“這話怎麽講？”
“如果你告訴他們，說你認識羅季翁·馬特維耶維奇·托羅波夫……”
“在證件上你叫羅季翁·托羅波夫？”
“對。”
“如果證件是假的呢？”
“我擔心的就是這一點。那樣一來我會連累你。我不生你的氣，”斯捷潘嘆了口氣。
“我知道你從什麽地方來。我喊你時你沒回頭，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喂！”衛兵把一張照片遞給我，說，“瞧，這是我的孩子。”
我接過照片，上麵有五個女孩，一個男孩。大女兒不足十六歲，小男孩約莫一歲。
“喂！”衛兵又說，同時遞過來另一張照片。“我妻子。”
我看到一個女人躺在棺木中。一旁站著幾個孩子和這個身穿破西服的衛兵。
我把照片還給了他，他放回皮夾裏，嘆了口氣，苦笑了一下，然後用指頭摸摸胸脯，說：“癆病……”
現在他已經不是用驚恐的眼神，而是用憂傷和平靜的眼神看著我了。他顯然以為我對他是不會採取什麽行動的，因為火車的駛速很快，包廂的門插上了，步槍的扳機也扳了起來。
你這個德國佬，真是個傻瓜！火車開得快沒什麽了不起。任何門都能打開。我可以撲到你身上，用頭照你臉部猛撞過去。這就是全部學問。
“大女兒很像他，”我暗自想道，“也是這麽瘦。小男孩是個胖子。所有的嬰兒都很胖，隻是斷奶後才變瘦。”
“喂，”德國人把一支煙遞給我，把手指貼到唇上說：“社會民主黨人──噓！”
“你算什麽社會民主黨人？！”我心平氣和地想。“你是一堆臭狗屎，算不上什麽社會民主黨人。你是個膽小鬼和痞子，不過你有六個孩子，最小的才一歲。他們沒有母親。”
我可想逃，就得幹掉他。要想逃跑成功，就得幹掉他。我隻想打昏他，以免他的孩子──五個女孩，一個男孩──成為父母雙亡的孤兒。我知道沒有母親是什麽滋味。但我無法想像他們再失去父親會是什麽樣子。失去這個有一雙瘦削的大手和自稱是社會民主黨人的癆病父親……
“該動手了，”我對自己說，“馬上動手。”
我鼓足勇氣，收攏雙腿準備起跳，我已經可以動手了……
“有人說胖孩子是被很多線繫著的，”我回憶著，“所以他們的小腳和小手上才有那麽多皺褶。瘦孩子身上的線很快就會消失，幼兒也就變得象老頭。小孩子不會說話。即便他是德國女人生的，也能教他學會說俄語，或者法語。這都無所謂。可千萬別學說德語。要是一個人講德語，那就太糟了。”
我感到自己對這個患有肺癆的德國人還沒有恨到非殺死不可的程度，因為我在照片上看到了他的六個孩子。我對自己毫無辦法。我根本沒有勇氣去幹掉他。這一點我看得很清楚。
“我困了，”我邊說邊閉上眼睛。
“唉，”德國人說，“那就睡吧。”
火車在奔馳。我正向死亡奔馳。他卻躲開了死亡。
“德國人，”我暗自想道，“你們這些該死的法西斯。我恨，恨你們所有的人。”
“接下去呢？”科利亞問。“後來呢？”
“後來更壞。蓋世太保把我關了三天。負責審查我的傢夥叫舒爾茨，一個肥頭大耳、紅臉膛的傢夥。他們在我偷來的那件西服上卡住了。那件衣服是德國工廠做的，但衣料是‘女布爾什維克紡織廠’生產的。戰前我們根據貿易協定向他們出口這種衣料。他們開始審訊我，硬說我是契卡分子，是被派來接頭的。舒爾茨沒完沒了地折磨我，非要我在一件訴訟案中作為蘇聯軍官和情報員出庭作證……後來我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出院後他們把我押到東普魯士，交到弗拉索夫匪徒手裏……他們怎麽也不相信我是個普通戰俘，是從集中營跑出來的。我也不能把我的真實姓名說出來，因為我在馬利亞煤礦幹活的時候，背上被刻上了懲戒標記……就這樣，我被押到了弗拉索夫的反間諜組織－”
“那你是怎麽到這兒來的？”科利亞沉默半晌後問道。
“我會講的……別急……可你來到這裏幹什麽？你有證件……你為什麽來到這裏？”
“一個人要是能編出這樣的謊話，那也真該吃槍子兒了。”科利亞暗暗想道。“一個人不可能卑鄙到這種地步。根據莫斯科的那段交往，我是了解他的。我認識他起碼十年了……”
“我是糊裏糊塗來到這裏的，”科利亞謊稱道。
他不能對斯捷潘講真話。他有一種不受他本人支配的責任感。不過他又想：“這也許不是什麽責任感，我也許是作賤和出賣自己，因為假如你誰也不相信，連朋友也不相信，那就沒有必要幹自己這一行了。”
“要是你不幫我的忙，我擔心他們會逼我……”
“這話怎麽講？”
“如果你告訴他們，說你認識羅季翁·馬特維耶維奇·托羅波夫……”
“在證件上你叫羅季翁·托羅波夫？”
“對。”
“如果證件是假的呢？”
“我擔心的就是這一點。那樣一來我會連累你。我不生你的氣，”斯捷潘嘆了口氣。
“我知道你從什麽地方來。我喊你時你沒回頭，我一下子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