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素福,”特龍普琴斯基說,“勞駕,你來替我打幾圈兒,我得去看看雞蛋和牛奶。先生們,再過半個小時就可以吃煎雞蛋了。”


    費奧克蒂斯托夫—尼邁爾與羅加爾斯基對陣。特勞布仰身靠在高背椅上,若有所思地朝尤素福一旁的牆上望去。那裏掛著兩幅特龍普琴斯基祖先們的古老圖畫。


    “你怎麽看,尤素福,未來屬於誰?”特勞布問道。


    “屬於真理。”


    “又瞎說了。我是向你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


    “我也是嚴肅地回答你,作家先生。”


    “請不要再稱呼我作家,我已經對你說過不下百次了。我可沒有把你稱為沒有聽眾的鋼琴家,或無兵之將……”


    “為什麽不可以呢?你可以這樣稱呼。”


    “無兵之將——可真夠光榮的!你們波蘭人全是如此,是一些心甘情願的瘋子。”


    “我們並不是這種瘋子,”羅加爾斯基插嘴說,“這是一種誤解。”


    “是瘋子,是瘋子,”特勞布重複說,“但不是一般的瘋子,而是心甘情願的瘋子。我這是恭維你們。而我們則是一些思想慎密的蠢貨。我的是德國人。是說我自己和費奧克蒂斯托夫的德國母親。偉大的民族,偉大的民族!一個民族是不可能偉大的。假如它藉助於集中營強迫人們相信這一點的話。對偉大的承認應該是自願的行為。這就象選舉,就象在我們這個由偉大元首統帥的最幸福的國家中進行世界上最自由的選舉一樣。”


    “特勞布先生,這對於被戰勝者來說是不公正的,”羅加爾斯基說。“的確是不公正的。你們僅僅挨一頓罵,可我們卻被絞死。”


    “我說什麽了?”特勞布吃驚地問。“我說我們是最偉大的民族,是最善良、最英明的元首領導下的最偉大的國家。”


    “重要的是語氣,”羅加爾斯基說。


    “得了吧……眼下還沒有因為語氣而被關進監獄的。假如我們說我們是愚蠢的民族,落入一個白癡手中的不幸國家,那麽我會第一個舉手贊成逮捕我自己!可是我說得是恰恰相反的話。”


    “跟你越來越難相處了,”尤素福說,“你是怎麽啦,親愛的作家?”


    “我不是作家,我是個心甘情願的走卒,有一顆阿 奉承的靈魂!”


    特勞布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一張擺著幾杯家釀白酒的小桌跟前。尤素福也跟著他站了起來。他站在特勞布身旁,對他說:


    “隨軍記者先生,我需要為朋友搞一份護照。”


    “傻瓜,”特勞布喝了點酒說,“即使我咒罵我的國家及其首領們,這並不表明我準備出賣落入他們手中的人民。”


    “每個民族都隻配有它自己這樣的政府。”


    “蠢話。這麽說,你們也隻配有這樣的處境。我對你確實不錯,不過我也無力使你免遭絞刑:戈培爾現在不喜歡我。別找麻煩了。要想法活下來,這是你對自己祖國應盡的天職。為了報效祖國,就得善於活下來。隻有活下來的人才會取得勝利。當人們停止互相射擊之後,犧牲的英雄將被人忘卻,活下來的懦夫倒可能成為活的英雄。”


    “你說得很動聽,特勞布,”尤素福沉思地說,“隻不過我們為反對你們的政府而鬥爭,而你們的人民卻支持你們那個邪惡的政府。”


    “我在自己的散文中總是刪去修飾語。‘邪惡的’是個修飾語。二十世紀把而人壓垮了。現在決定一切的是一個偉大的未知數,它的名字就叫——時間。”


    “尤素福!”特龍堡琴斯基從廚房喊道。“尤素福,劈柴用完了。”


    “對不起,我就來,”尤素福說著就走出了客廳。


    在廚房裏,紮伊奧斯基正站在門口。對於老特龍普琴斯係來說,紮伊奧斯基不過是個鍾錶匠和釀酒商。對於小特龍普琴斯基來說,他則是謝多伊同誌。他的真名叫茲比格涅夫·謝奇科夫斯基,是波蘭共產黨克拉科夫地下委員會情報組組長。


    尤素福和謝多伊來到院子裏。這是寒冷的夜晚。刮來陣陣寒風,與其說是六月的風,不如說是十一月的風。天上的星星又亮又低,就象秋天一樣。


    “尤素福,”謝多伊問道,“你是什麽時候最後一次看到安德列的?”


    “安德列?是前天。怎麽啦?”


    “別急。你是在哪兒看到他的?”


    “在城裏。”


    “這我知道。具體在什麽地方?”


    “在阿洛茲先生的商店旁邊。”


    “幾點?”


    “三點。”


    “他當時喝醉了嗎?”


    “看你說的……沒醉……”


    “你交給他多少錢?”


    “我答應過的一千金幣。”


    “後來他到哪兒去了?”


    “不知道。我當時隻注意我身後是不是有人盯梢,沒注意他。出什麽事了?”


    “別急。他當時穿的什麽衣服?是不是穿一身沒戴領章的德國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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