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卻並沒有削弱人們對這一神秘天書的興趣，上世紀九十年代，又興起了釋讀“紅崖天書”的第三次高潮，其間，更多的學者試圖從文字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多個角度進行研究，目前已有十幾種說法。
最新的一種解說認為它是建文帝的“伐燕檄詔”，隱藏著一段歷史謎案。研究者認為明初“靖難之役”後，建文帝在親信隨從的保護下，隱匿到了貴州的山穀之間。躲避數月後，他很想號召臣民支持他東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於自己身單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眾多，難於應付，便想出了這麽一個討伐朱棣的檄文，讓隨從以金文的變體加上篆體、隸書、象形文字、草書以及圖畫的形義綜合成一種“雜體”，然後用皇帝詔書的形式刻寫於紅崖之上。根據這一大膽的假想，研究者進而“破譯”出“天書”的內容為：“燕反之心，迫朕(皇龍)遜國。叛逆殘忍，金川門破。殘酷殺害(段、毆、牢、殺子民)，致屍橫、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難書。使大明日月無光，變成囚殺地獄。須降伏燕魔做階下囚(斬首消滅)。丙戌(年)甲天下之鳳皇——允炆(禦製)。”
對此，專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指出，關於建文帝的下落現在仍是一樁謎案，歷史學界長期流行著兩種主要說法：一是建文帝在宮中自焚而死，一是建文帝流落海外。至於他是否逃到了貴州，僅靠“紅崖天書”來斷定是證據不足的，至多隻能是一種個人猜測，在史學上價值不大。
紅崖天書
還有人認為，“紅崖天書”是產生於新石器時代，比殷代甲骨文更原始的圖畫會意文字，或稱古圖形文字。它有形可象，有意可會，其造字的原理和釋讀方法，與甲骨文一樣。不過後者是前者圖形的線條化，在表現方法上前者更原始，可說是古文字的雛形和活化石。通過辨別“天書”上每個圖形所表現的物體，他們認為其應該是一則古時的“公告”。由此，還可以將中國有文字的歷史從距今3200年的殷代甲骨文提前至新石器時代。
不過，更多的人並不認同於這一看法，他們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比如有人認為“紅崖天書”運用了鍾鼎文等篆隸書體，採取了添加、省減、移化、圖釋四種方法將字形肢解。還有人認為“天書”亦文亦畫，不能單純地理解成文字或者圖畫，他們指出：“紅崖天書”“觀其文，它是道聖旨，從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詔檄》；察其圖，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禦駕親征圖。”
也有學者指出，“紅崖天書”本身是一種古怪的文字，應該不屬於漢字係統，可能與少數民族文字有關。雲貴、廣西古稱“南蠻之地”，當地的文化、文字與漢民族不是一個係統，而且當地壁畫較多，所以把“天書”和壁畫聯繫起來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在四川涼山、內蒙古的一些地方也有古代的壁畫，壁畫的內容是表現祭祀、描寫當時人的生活及其與自然的鬥爭。還有的人認為，用“天書”來形容紅崖上的符號不是很恰當，因為所謂的“天書”是神仙、超人力量創造出來的東西，有一種神授的感覺。
那麽，到底哪一種說法最正確呢?目前隻怕還很難得出結論。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碑刻專家趙超先生所說：“對於‘紅岩天書’，學術界目前沒有統一的看法……內容趨向符號化，目前關於‘紅崖天書’沒有詳細的古文字資料，年代又比較久遠，所以現在的研究隻能處於猜測階段。可以說，哪一種說法都能說，但哪一種說法也站不住腳。”對黔中“紅崖天書”的釋讀和判定隻能留待後人去完成了。
蘭陵狂生《全瓶梅》作者之謎
有人形容明朝奇書《金瓶梅》“渾身是謎”，雖然略有誇張，卻也不失貼切。單以《金瓶梅》的作者來說，就曾經有很多人做過專門的考證，但到目前為止，林林總總不下三十餘種說法，盡管每一種說法都看似有根有據，言之鑿鑿，但總是留有一些疑惑之處，因此直到今天仍難有定論。
《金瓶梅》是明朝時出現的一部奇書，其生動的描述向讀者展示出了一幅恢弘的明朝市井生活畫卷，具有很高的文學與史學價值。在通行的版本上，其作者署名都為“蘭陵笑笑生”。數百年來，為了考證這個“蘭陵笑笑生”究竟是誰，學者們花盡心思，提出了很多假設，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類觀點：
一是“大名士”說。這一說法的始作俑者為明朝文人沈德符，他在《萬曆野獲編》中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到了清初，有人提出所謂大名士就是當時的著名文人王世貞。後來又陸續出現了大名士為李漁、趙南星、李開先、湯顯祖、馮惟敏、賈三近、屠隆、謝榛、李先芳、王稚登等人的諸說，雖然各有說法，但都可以被歸入這一類。
可以說，關於大名士作《金瓶梅》的說法起源是比較早的，也一直延續至今。但對於這一類說法，已經有人給予了反駁。他們認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雖然表現了作者卓越的語言組織才能，但書中大量抄錄了前人甚至同代人的詞曲、雜劇、傳奇、說唱等，這種明顯的抄襲和拚湊不大可能是“大名士”所為。而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就一再說：“書畫可臨摹，文至臨摹則醜矣。”“剽竊、模擬，詩之大病。”另外，《金瓶梅》在傳抄過程中難免有少量前後脫節、錯漏等現象發生，但全書結構內容上的不連貫、重出和有些描寫上的粗糙，很難說都是傳抄之誤。而上述的任何一個“大名士”，都不可能在寫作過程中出現如此敗筆。更有甚者，《金瓶梅》中夾雜了大量的記音字、借音字(即別字)，甚至一些常用的字也用借音字來代替。例如“可不交人笑花死了”中的“交”、“花”，“殺人不斬眼”的“斬”等等。試想，一個“大名士”的筆下怎麽可能出現這麽多的別字呢？
最新的一種解說認為它是建文帝的“伐燕檄詔”，隱藏著一段歷史謎案。研究者認為明初“靖難之役”後，建文帝在親信隨從的保護下，隱匿到了貴州的山穀之間。躲避數月後，他很想號召臣民支持他東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於自己身單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眾多，難於應付，便想出了這麽一個討伐朱棣的檄文，讓隨從以金文的變體加上篆體、隸書、象形文字、草書以及圖畫的形義綜合成一種“雜體”，然後用皇帝詔書的形式刻寫於紅崖之上。根據這一大膽的假想，研究者進而“破譯”出“天書”的內容為：“燕反之心，迫朕(皇龍)遜國。叛逆殘忍，金川門破。殘酷殺害(段、毆、牢、殺子民)，致屍橫、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難書。使大明日月無光，變成囚殺地獄。須降伏燕魔做階下囚(斬首消滅)。丙戌(年)甲天下之鳳皇——允炆(禦製)。”
對此，專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指出，關於建文帝的下落現在仍是一樁謎案，歷史學界長期流行著兩種主要說法：一是建文帝在宮中自焚而死，一是建文帝流落海外。至於他是否逃到了貴州，僅靠“紅崖天書”來斷定是證據不足的，至多隻能是一種個人猜測，在史學上價值不大。
紅崖天書
還有人認為，“紅崖天書”是產生於新石器時代，比殷代甲骨文更原始的圖畫會意文字，或稱古圖形文字。它有形可象，有意可會，其造字的原理和釋讀方法，與甲骨文一樣。不過後者是前者圖形的線條化，在表現方法上前者更原始，可說是古文字的雛形和活化石。通過辨別“天書”上每個圖形所表現的物體，他們認為其應該是一則古時的“公告”。由此，還可以將中國有文字的歷史從距今3200年的殷代甲骨文提前至新石器時代。
不過，更多的人並不認同於這一看法，他們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比如有人認為“紅崖天書”運用了鍾鼎文等篆隸書體，採取了添加、省減、移化、圖釋四種方法將字形肢解。還有人認為“天書”亦文亦畫，不能單純地理解成文字或者圖畫，他們指出：“紅崖天書”“觀其文，它是道聖旨，從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詔檄》；察其圖，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禦駕親征圖。”
也有學者指出，“紅崖天書”本身是一種古怪的文字，應該不屬於漢字係統，可能與少數民族文字有關。雲貴、廣西古稱“南蠻之地”，當地的文化、文字與漢民族不是一個係統，而且當地壁畫較多，所以把“天書”和壁畫聯繫起來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在四川涼山、內蒙古的一些地方也有古代的壁畫，壁畫的內容是表現祭祀、描寫當時人的生活及其與自然的鬥爭。還有的人認為，用“天書”來形容紅崖上的符號不是很恰當，因為所謂的“天書”是神仙、超人力量創造出來的東西，有一種神授的感覺。
那麽，到底哪一種說法最正確呢?目前隻怕還很難得出結論。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碑刻專家趙超先生所說：“對於‘紅岩天書’，學術界目前沒有統一的看法……內容趨向符號化，目前關於‘紅崖天書’沒有詳細的古文字資料，年代又比較久遠，所以現在的研究隻能處於猜測階段。可以說，哪一種說法都能說，但哪一種說法也站不住腳。”對黔中“紅崖天書”的釋讀和判定隻能留待後人去完成了。
蘭陵狂生《全瓶梅》作者之謎
有人形容明朝奇書《金瓶梅》“渾身是謎”，雖然略有誇張，卻也不失貼切。單以《金瓶梅》的作者來說，就曾經有很多人做過專門的考證，但到目前為止，林林總總不下三十餘種說法，盡管每一種說法都看似有根有據，言之鑿鑿，但總是留有一些疑惑之處，因此直到今天仍難有定論。
《金瓶梅》是明朝時出現的一部奇書，其生動的描述向讀者展示出了一幅恢弘的明朝市井生活畫卷，具有很高的文學與史學價值。在通行的版本上，其作者署名都為“蘭陵笑笑生”。數百年來，為了考證這個“蘭陵笑笑生”究竟是誰，學者們花盡心思，提出了很多假設，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類觀點：
一是“大名士”說。這一說法的始作俑者為明朝文人沈德符，他在《萬曆野獲編》中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到了清初，有人提出所謂大名士就是當時的著名文人王世貞。後來又陸續出現了大名士為李漁、趙南星、李開先、湯顯祖、馮惟敏、賈三近、屠隆、謝榛、李先芳、王稚登等人的諸說，雖然各有說法，但都可以被歸入這一類。
可以說，關於大名士作《金瓶梅》的說法起源是比較早的，也一直延續至今。但對於這一類說法，已經有人給予了反駁。他們認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雖然表現了作者卓越的語言組織才能，但書中大量抄錄了前人甚至同代人的詞曲、雜劇、傳奇、說唱等，這種明顯的抄襲和拚湊不大可能是“大名士”所為。而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就一再說：“書畫可臨摹，文至臨摹則醜矣。”“剽竊、模擬，詩之大病。”另外，《金瓶梅》在傳抄過程中難免有少量前後脫節、錯漏等現象發生，但全書結構內容上的不連貫、重出和有些描寫上的粗糙，很難說都是傳抄之誤。而上述的任何一個“大名士”，都不可能在寫作過程中出現如此敗筆。更有甚者，《金瓶梅》中夾雜了大量的記音字、借音字(即別字)，甚至一些常用的字也用借音字來代替。例如“可不交人笑花死了”中的“交”、“花”，“殺人不斬眼”的“斬”等等。試想，一個“大名士”的筆下怎麽可能出現這麽多的別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