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釘民房，捉鎖男婦，無日無之”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眾特別是士林的憤怒。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的春天，從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飛章投揭布滿街衢，人們聲稱他是“獸宦”、“梟孽”，兒童婦女竟傳：“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徽州、湖廣、川陝、山西等處客商，凡受過他家欺淩的人都參加到揭發批判的行列中來，甚至連娼妓嫖客的遊船上也輾轉相傳。
董其昌《高逸圖》董其昌《葑涇訪古圖》
到了十五日廟會期間，老百姓擁擠在街道兩旁，不下百萬，把董其昌爪牙陳明的數十間廳堂盡行拆毀。第二天，從上海青浦、金山等處聞訊趕來的人上房揭瓦，用兩卷油蘆席點火，將董家數百間畫棟雕梁、朱欄曲檻的園亭台榭和密室幽房，盡付之一炬，把董其昌兒子強拆民房後蓋了未及半年的美輪美奐的新居也一同燒了個幹淨。十九日，仍不罷休的民眾將董其昌建在白龍潭的書園樓居焚毀，還把有董其昌手書“抱珠閣”三字的匾額沉到河裏，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這時董其昌隻能在蘇州、鎮江、丹陽、吳興等地躲避，一時如喪家之犬，直到半年後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當時有人把這一場群眾自發的抄家運動完全記錄了下來，是為《民抄董宦事實》。
事後，官府捉拿了若幹參與此案的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結案。但董其昌認定在百姓背後肯定還有士子的支持。因此圍繞著到底是“民抄”還是“士抄”，又爭論了半年多，最後經過蘇州、常州、鎮江三府會審，終於有了一個說法：當時直接參加燒搶董宅的人被處以死罪，鬆江府華亭縣的儒生們也或者被革去功名，或者被處杖刑，而對董其昌本人，則認為是“奴輩不法，董宦未知也”。
董其昌《盤古圖卷》
可以說，由於董其昌的活動，在官府層麵上看，董其昌是贏得了勝利。但是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事件發生後，就有人直接對董其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不意優遊林下以書畫鑑賞負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聲名如此”，“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雅？”當然也有人為之遮掩的，說他是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餘錄》中特別指出：“文敏居鄉，既乖洽比之常，復鮮義方之訓，且以莫須有事，種生釁端，人以是為名德累，我直謂其不德矣。”
《明史》對董其昌曾經有過一個評價，說他“性和易，通禪理，蕭閑吐納，終日無俗語”。或許這樣的評價是對的，因為在士大夫、文人圈裏，可能董其昌就是以這樣的形象出現的。但在道貌岸然的背後，他同時卻又有著卑鄙齷齪的一麵。這兩麵同樣是真實的，隻是如果沒有“民抄董宦”這樣的事件，後人恐怕至今也不會了解到他的另一麵，歷史人物往往就是這麽複雜的。
名聯公案東林書院名聯之謎
位於江蘇省無錫市的東林書院，是我國古代著名書院之一。書院依庸堂裏題有一副抱柱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副對聯廣為流傳，學人皆知。然而，這副名聯還有一段公案未能定論，就是到底是“事事關心”還是“事事在心”？同時對聯的作者也是個謎。
提起東林書院，很快讓人想到顧憲成和高攀龍等明末士大夫。明萬曆年間，顧憲成、高攀龍、安希範等所謂“東林黨”人在此著說講學，這副對聯相傳即為顧憲成所撰。顧死後，對聯被後人刻寫掛在惠山寄暢園旁顧氏祠堂裏，由於歷史的久遠，祠堂毀壞無存。經過歲月的沖刷，直到上世紀抗日戰爭勝利後，東林書院才得以重修，這副對聯才被重新刻寫掛在院內。1960年，被譽為“三家村”之一的著名作家鄧拓先生來無錫參觀東林書院，見到這副對聯，心情非常激動，印象非常深刻，回京後就寫了篇《事事關心》的文章。鄧拓在《事事關心》的名文中，提倡既要認真讀書，又要關心國家大事，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密切關係。但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版的《無錫大觀》，記載此聯卻為“事事在心”。稍後，1930年代出版的《無錫指南》中有兩處提及此聯，一處標註“事事在心”，一處卻是“事事關心”，前後自我矛盾。由於鄧拓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使“事事關心”說廣為流傳，現代流行的教科書一般採用“事事關心”的說法。孰是孰非卻一時間難以斷定。“事事關心”便於學生記憶，而且比較符合當時建國後的政治氛圍；但從明朝後期的社會背景仔細推敲起來，“事事在心”則有著更為深厚的哲學意義和人文背景，更具合理性。
東林書院依庸堂
明朝專製君主集權日漸走向極端，厲行禁忌主義的文化高壓政策。一方麵，朝廷將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規定為士人必須崇奉的官方哲學，使宋明理學神聖化，並將科舉製度進一步八股化，規定科舉考試必須以官方所規定的四書五經為標準，考生必須在官方劃定的範圍內埋頭苦讀，答題也必須有固定的格式，以培養統治者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麵，又屢興文字獄，決不允許有與官方不一致的思想，對於那些在思想、文字上稍有越軌悖逆表現的士人予以無情鎮壓，甚至株連九族。然而，文化上的高壓政策，並不能完全阻止民間的自由思想。在民間一股追求獨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潛滋暗長，文藝領域有唐寅、祝枝山、徐渭等狂放之士，思想領域則有王陽明心學的崛起。心學是一種高揚“心”亦即人的主體性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以“心”為天地萬物的主宰，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理”以及“知行合一”等著名命題，“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是心學的主旨。王陽明稱，事父事君之理“都隻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心外無理，心外無事”。而且，心學受到禪宗的極大影響。在禪宗裏，很早就有“念念在心”的說法，即“念佛須念念在心，深求佛教實義”之意。可見，王陽明的心學，有著明顯的反抗封建專製壓抑的自由傾向，是對越來越專製的明朝社會的反擊。在這樣的文化背景和哲學背景下，顧憲成創作該聯時，寫成“事事在心”是很有可能的。
董其昌《高逸圖》董其昌《葑涇訪古圖》
到了十五日廟會期間，老百姓擁擠在街道兩旁，不下百萬，把董其昌爪牙陳明的數十間廳堂盡行拆毀。第二天，從上海青浦、金山等處聞訊趕來的人上房揭瓦，用兩卷油蘆席點火，將董家數百間畫棟雕梁、朱欄曲檻的園亭台榭和密室幽房，盡付之一炬，把董其昌兒子強拆民房後蓋了未及半年的美輪美奐的新居也一同燒了個幹淨。十九日，仍不罷休的民眾將董其昌建在白龍潭的書園樓居焚毀，還把有董其昌手書“抱珠閣”三字的匾額沉到河裏，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這時董其昌隻能在蘇州、鎮江、丹陽、吳興等地躲避，一時如喪家之犬，直到半年後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當時有人把這一場群眾自發的抄家運動完全記錄了下來，是為《民抄董宦事實》。
事後，官府捉拿了若幹參與此案的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結案。但董其昌認定在百姓背後肯定還有士子的支持。因此圍繞著到底是“民抄”還是“士抄”，又爭論了半年多，最後經過蘇州、常州、鎮江三府會審，終於有了一個說法：當時直接參加燒搶董宅的人被處以死罪，鬆江府華亭縣的儒生們也或者被革去功名，或者被處杖刑，而對董其昌本人，則認為是“奴輩不法，董宦未知也”。
董其昌《盤古圖卷》
可以說，由於董其昌的活動，在官府層麵上看，董其昌是贏得了勝利。但是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事件發生後，就有人直接對董其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不意優遊林下以書畫鑑賞負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聲名如此”，“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雅？”當然也有人為之遮掩的，說他是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餘錄》中特別指出：“文敏居鄉，既乖洽比之常，復鮮義方之訓，且以莫須有事，種生釁端，人以是為名德累，我直謂其不德矣。”
《明史》對董其昌曾經有過一個評價，說他“性和易，通禪理，蕭閑吐納，終日無俗語”。或許這樣的評價是對的，因為在士大夫、文人圈裏，可能董其昌就是以這樣的形象出現的。但在道貌岸然的背後，他同時卻又有著卑鄙齷齪的一麵。這兩麵同樣是真實的，隻是如果沒有“民抄董宦”這樣的事件，後人恐怕至今也不會了解到他的另一麵，歷史人物往往就是這麽複雜的。
名聯公案東林書院名聯之謎
位於江蘇省無錫市的東林書院，是我國古代著名書院之一。書院依庸堂裏題有一副抱柱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副對聯廣為流傳，學人皆知。然而，這副名聯還有一段公案未能定論，就是到底是“事事關心”還是“事事在心”？同時對聯的作者也是個謎。
提起東林書院，很快讓人想到顧憲成和高攀龍等明末士大夫。明萬曆年間，顧憲成、高攀龍、安希範等所謂“東林黨”人在此著說講學，這副對聯相傳即為顧憲成所撰。顧死後，對聯被後人刻寫掛在惠山寄暢園旁顧氏祠堂裏，由於歷史的久遠，祠堂毀壞無存。經過歲月的沖刷，直到上世紀抗日戰爭勝利後，東林書院才得以重修，這副對聯才被重新刻寫掛在院內。1960年，被譽為“三家村”之一的著名作家鄧拓先生來無錫參觀東林書院，見到這副對聯，心情非常激動，印象非常深刻，回京後就寫了篇《事事關心》的文章。鄧拓在《事事關心》的名文中，提倡既要認真讀書，又要關心國家大事，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密切關係。但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版的《無錫大觀》，記載此聯卻為“事事在心”。稍後，1930年代出版的《無錫指南》中有兩處提及此聯，一處標註“事事在心”，一處卻是“事事關心”，前後自我矛盾。由於鄧拓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使“事事關心”說廣為流傳，現代流行的教科書一般採用“事事關心”的說法。孰是孰非卻一時間難以斷定。“事事關心”便於學生記憶，而且比較符合當時建國後的政治氛圍；但從明朝後期的社會背景仔細推敲起來，“事事在心”則有著更為深厚的哲學意義和人文背景，更具合理性。
東林書院依庸堂
明朝專製君主集權日漸走向極端，厲行禁忌主義的文化高壓政策。一方麵，朝廷將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規定為士人必須崇奉的官方哲學，使宋明理學神聖化，並將科舉製度進一步八股化，規定科舉考試必須以官方所規定的四書五經為標準，考生必須在官方劃定的範圍內埋頭苦讀，答題也必須有固定的格式，以培養統治者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麵，又屢興文字獄，決不允許有與官方不一致的思想，對於那些在思想、文字上稍有越軌悖逆表現的士人予以無情鎮壓，甚至株連九族。然而，文化上的高壓政策，並不能完全阻止民間的自由思想。在民間一股追求獨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潛滋暗長，文藝領域有唐寅、祝枝山、徐渭等狂放之士，思想領域則有王陽明心學的崛起。心學是一種高揚“心”亦即人的主體性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以“心”為天地萬物的主宰，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理”以及“知行合一”等著名命題，“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是心學的主旨。王陽明稱，事父事君之理“都隻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心外無理，心外無事”。而且，心學受到禪宗的極大影響。在禪宗裏，很早就有“念念在心”的說法，即“念佛須念念在心，深求佛教實義”之意。可見，王陽明的心學，有著明顯的反抗封建專製壓抑的自由傾向，是對越來越專製的明朝社會的反擊。在這樣的文化背景和哲學背景下，顧憲成創作該聯時，寫成“事事在心”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