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劉三吾本人而言，他詢私舞弊的可能性極小。自從追隨朱元璋以來，他就一直受到器重，主持過多種重大典章製度的擬定，是經驗豐富、值得朱元璋信賴之人，也的確是比較正派的官僚。《明史》曾稱他“為人慷慨，不設私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而在洪武三十年以前，朱元璋嚴酷暴虐的麵目已暴露無遺。劉三吾親眼見到眾多的元老舊臣如何被加以荒謬的罪名誅殺一空，其手段之殘忍、株連之廣泛，足令劉三吾等剩下的各級官僚戰戰兢兢，惟恐禍從天降，已經八十五歲高齡的劉三吾哪裏敢為包庇同鄉這種不值得的小事去觸犯暴君的逆鱗？
上述二理由足以說明，丁醜會試中南北榜事件絕非簡單的舞弊與反舞弊結果，其背後尚有其他不為人知的原因。事實上，這是朱元璋籠絡北方士人的一種策略，其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明王朝的封建統治，而這又是由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特別是北部邊疆的軍事形勢所決定的。
江南貢院科舉考室
明朝建國以後，國內仍有不少元代遺老眷戀前朝，不願與朝廷真心合作，民心向背問題仍未完全解決。另一方麵，明朝建國後，前元的殘餘勢力仍不斷侵擾明朝的北部邊疆，並和明朝國內的親元勢力內外呼應，這對於政權初定、腳跟未穩的洪武政權而言，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盡管朱元璋數次對北方用兵，但這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給北方造成不小的威懾力量的同時，也極易導致北部民眾對明中央的離心傾向。這些問題的存在，朱元璋是很清楚的。在採取軍事威懾的同時，他也試圖通過其他懷柔手段來籠絡北方，支持並滿足北方士子在科舉考試中的要求，便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舉措。
看似反舞弊的丁醜會試科場案，實際上是朱元璋出於“北方人士服屬於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的顧慮，遂“假以科名籠絡之”，而生案端。劉三吾堅持“江南本多俊才”，自信並未舞弊，“不悟太祖之意，致惹此禍”。
此事過後的次年，朱元璋死去，尚未來得及把按地域分配進士名額的想法定為製度。到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明仁宗“命楊士奇等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南取五十五，北取三十五卷，中取十卷，仍百人為率。”也就是說，明仁宗時期，科舉考試錄取的進士數開始有了南、北比例，南、北士子根據錄取總數按比例分攤錄取名額。因為錄取進士不僅僅根據考試的成績，還與考生的籍貫有關，因此考生必須在考卷上註明“南”、“北”字樣。由於南方考生在以往科舉考試中占有絕對優勢，因此分南、北錄取，可以保證北方一定的錄取名額，無疑對北方考生是有利的，因此受到北方考生的歡迎。史載“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矣”。明仁宗時期的這次南、北分別錄取可以視作會試中卷分南北、分區取士製的開始。自此以後，科舉考試中開始實行南北方舉子分卷，直至清朝依然襲用這一方法，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
雅士穢行“民抄董宦”之謎
董其昌是明朝著名的書畫家，他的書畫在明朝被奉若珍寶，尊崇為“本朝第一”，《明史》甚至稱譽他的畫作“非人力所及也”。董其昌還當過皇太子的老師，在士大夫之間頗有名望。可是，就是這樣一個有功名且在書畫藝術和文物鑑賞方麵有相當造詣的文人，同時卻又是一個為非作歹於鄉裏的惡霸，民間流傳的“民抄董宦”的事件就證明了這一點。
董其昌，字元宰，華亭(今上海鬆江)人，明朝萬曆年間，他既是著名的書畫大師，又是當世名士。他做過太子講官，在士大夫當中享有很高的聲譽。早年時，“禮部侍郎田一俊以教習卒官，其昌請假，走數千裏，護其喪歸葬”，贏得了士林的一片讚譽。但是在民間，董其昌的口碑卻極差，在他們的眼中，董其昌是一個十足的勢利小人。
萬曆三十四年，董其昌督學湖廣，為“勢家所怨……毀其公署”，他不得已請辭歸家。在鬆江府家居，他稱霸鄉裏，時常與兒子、悍仆恃勢虐民。他家有大片良田，卻納稅很少，還以押債盤折田地，糾賭劫奪錢財，封釘民房，逮押鄉民，甚至逼死人命。董家的所作所為引起很大民憤，最終發生了“民抄董宦”事件，成為萬曆年間震驚朝野的一件大事。
所謂“民抄董宦”事件，起因於萬曆四十三年時，董其昌看中了諸生陸紹芳佃戶的女兒、年輕美貌的綠英，而當時他已經實足六十高齡。為了得到綠英，他指示兒子及手下爪牙強搶綠英到董府，給他做小妾。對此，陸紹芳非常憤慨，在四鄉八舍逢人便講，進行公開批評。由於鬆江民眾早已對董家的惡行有意見，此事一出，當即有人編出故事來表達憤怒之情，題目叫《黑白傳》，因為董其昌號思白，另一個主角人物是陸紹芳，緣於陸本人麵黑身長。故事第一回的標題是：“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裏。”
不久，說書藝人錢二到處說唱這個故事。董其昌知道後大為惱怒，以為這是一位叫範昶的人搗的鬼，便派人每天對範昶淩辱逼問。範昶不承認，還到城隍廟裏向神靈起誓，為自己辯白，董家依然不放過他，最後竟逼得他暴病而死。範母認為這是董家逼辱所致，於是帶著兒媳龔氏、孫媳董氏等到董家門上哭鬧，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對她們大打出手，又將她們拖到隔壁坐化庵中，關起門將幾個婦女摁倒，剝掉褲子，用棍子搗戳陰戶。範家兒子用一紙“剝褌搗陰”的訟狀將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訴狀，又礙於董其昌之名難於處理，一時拖延不決。
上述二理由足以說明，丁醜會試中南北榜事件絕非簡單的舞弊與反舞弊結果，其背後尚有其他不為人知的原因。事實上，這是朱元璋籠絡北方士人的一種策略，其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明王朝的封建統治，而這又是由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特別是北部邊疆的軍事形勢所決定的。
江南貢院科舉考室
明朝建國以後，國內仍有不少元代遺老眷戀前朝，不願與朝廷真心合作，民心向背問題仍未完全解決。另一方麵，明朝建國後，前元的殘餘勢力仍不斷侵擾明朝的北部邊疆，並和明朝國內的親元勢力內外呼應，這對於政權初定、腳跟未穩的洪武政權而言，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盡管朱元璋數次對北方用兵，但這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給北方造成不小的威懾力量的同時，也極易導致北部民眾對明中央的離心傾向。這些問題的存在，朱元璋是很清楚的。在採取軍事威懾的同時，他也試圖通過其他懷柔手段來籠絡北方，支持並滿足北方士子在科舉考試中的要求，便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舉措。
看似反舞弊的丁醜會試科場案，實際上是朱元璋出於“北方人士服屬於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的顧慮，遂“假以科名籠絡之”，而生案端。劉三吾堅持“江南本多俊才”，自信並未舞弊，“不悟太祖之意，致惹此禍”。
此事過後的次年，朱元璋死去，尚未來得及把按地域分配進士名額的想法定為製度。到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明仁宗“命楊士奇等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南取五十五，北取三十五卷，中取十卷，仍百人為率。”也就是說，明仁宗時期，科舉考試錄取的進士數開始有了南、北比例，南、北士子根據錄取總數按比例分攤錄取名額。因為錄取進士不僅僅根據考試的成績，還與考生的籍貫有關，因此考生必須在考卷上註明“南”、“北”字樣。由於南方考生在以往科舉考試中占有絕對優勢，因此分南、北錄取，可以保證北方一定的錄取名額，無疑對北方考生是有利的，因此受到北方考生的歡迎。史載“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矣”。明仁宗時期的這次南、北分別錄取可以視作會試中卷分南北、分區取士製的開始。自此以後，科舉考試中開始實行南北方舉子分卷，直至清朝依然襲用這一方法，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
雅士穢行“民抄董宦”之謎
董其昌是明朝著名的書畫家，他的書畫在明朝被奉若珍寶，尊崇為“本朝第一”，《明史》甚至稱譽他的畫作“非人力所及也”。董其昌還當過皇太子的老師，在士大夫之間頗有名望。可是，就是這樣一個有功名且在書畫藝術和文物鑑賞方麵有相當造詣的文人，同時卻又是一個為非作歹於鄉裏的惡霸，民間流傳的“民抄董宦”的事件就證明了這一點。
董其昌，字元宰，華亭(今上海鬆江)人，明朝萬曆年間，他既是著名的書畫大師，又是當世名士。他做過太子講官，在士大夫當中享有很高的聲譽。早年時，“禮部侍郎田一俊以教習卒官，其昌請假，走數千裏，護其喪歸葬”，贏得了士林的一片讚譽。但是在民間，董其昌的口碑卻極差，在他們的眼中，董其昌是一個十足的勢利小人。
萬曆三十四年，董其昌督學湖廣，為“勢家所怨……毀其公署”，他不得已請辭歸家。在鬆江府家居，他稱霸鄉裏，時常與兒子、悍仆恃勢虐民。他家有大片良田，卻納稅很少，還以押債盤折田地，糾賭劫奪錢財，封釘民房，逮押鄉民，甚至逼死人命。董家的所作所為引起很大民憤，最終發生了“民抄董宦”事件，成為萬曆年間震驚朝野的一件大事。
所謂“民抄董宦”事件，起因於萬曆四十三年時，董其昌看中了諸生陸紹芳佃戶的女兒、年輕美貌的綠英，而當時他已經實足六十高齡。為了得到綠英，他指示兒子及手下爪牙強搶綠英到董府，給他做小妾。對此，陸紹芳非常憤慨，在四鄉八舍逢人便講，進行公開批評。由於鬆江民眾早已對董家的惡行有意見，此事一出，當即有人編出故事來表達憤怒之情，題目叫《黑白傳》，因為董其昌號思白，另一個主角人物是陸紹芳，緣於陸本人麵黑身長。故事第一回的標題是：“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裏。”
不久，說書藝人錢二到處說唱這個故事。董其昌知道後大為惱怒，以為這是一位叫範昶的人搗的鬼，便派人每天對範昶淩辱逼問。範昶不承認，還到城隍廟裏向神靈起誓，為自己辯白，董家依然不放過他，最後竟逼得他暴病而死。範母認為這是董家逼辱所致，於是帶著兒媳龔氏、孫媳董氏等到董家門上哭鬧，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對她們大打出手，又將她們拖到隔壁坐化庵中，關起門將幾個婦女摁倒，剝掉褲子，用棍子搗戳陰戶。範家兒子用一紙“剝褌搗陰”的訟狀將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訴狀，又礙於董其昌之名難於處理，一時拖延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