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改用八股文為主要的考試形式，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所起的決定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後，他的目的是要再建封建帝國，加強中央集權。但是當時已有資本主義萌芽，商業和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對封建經濟是一種衝擊，所產生的市民思想和各種“異端邪說”對封建主義的思想體係也是一種衝擊。“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鶩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尊是敬。”也就是說參加科舉考試的舉子們已經不再滿足於前代人的思想，他們在應試的文章中寫出了新的內容，裏麵不僅有諸子的思想，還加入了佛道兩教的觀點。應試文章竟然離經叛道，雜入新奇之說，詭僻之論，對封建的中央集權是不利的。為了迫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服贗孔孟之道，製止異端邪說，從而鞏固封建專製，就必須加強儒家經典的灌輸，把人們的思想重新納入官方思想的軌道上。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把科舉考試從內容到形式都加以嚴格規定，於是明朝規定，科舉考試必須以朱熹集注的儒家經典《四書》作為標準答案，文章必須以八股文為形式。這樣，讀書人就不再需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也不可以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不然的話，就無法通過科舉考試這一關。可憐天下的讀書人為了他們書中的黃金屋和顏如玉，十年寒窗苦讀，學到的卻隻是些除了應付科舉考試以外百無一用的八股文。再則，明太祖雖出身行伍，但是他明白，武力可用來奪取政權，卻不能用以安邦治國，他的部下大多不識字，也辦不了公文，更不能作高級執政官員。所以戰事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就勤於學問，多方羅致文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攻破徐州，有一個名叫範常的文人到軍營見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留下來作為智囊以備諮詢。以後每到一處，都要把那裏的宿學大儒網羅起來。至正二十四年以後，就下詔令開設文武兩科取士。明朝建立以後，諸事草創，百廢待舉，於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詔令開科舉，自此開始一連開了三年科舉考試。
到了明憲宗成化年間，又正式規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寫作方法，並且限定字數，規定鄉試、會試《五經》義一題，限五百字，《四書》義一題限三百字，以後到清朝最長也不得超過七百字。八股文一開頭便要用一兩句話將題意點明，稱為“破題”，接著便是“承題”、“起講”、“入手”，然後用八股文字對比地展開議論，隨即“落下”，結束全篇，容不得半句離題話。這是最簡練的文字，而且“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清朝科舉考試仍然沿用八股文。由於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門磚”，於是明清兩朝八股文大盛，文人們紛紛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這精緻但缺乏實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麵對歐美列強的欺淩，古老的帝國卻發現自己沒有可用之才與之抗爭，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為千夫所指的罪魁禍首。於是在一片聲討聲中，八股文被逐出了歷史舞台。
卷分南北“丁醜會試科場案”之謎
從隋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創製科舉選士製度以來，為體現其“公平”，科舉考試中一直堅持“人不分貧富，地不分南北，唯以文章學問是賴”的原則。但耐人尋味的是，到了朱明王朝，卻在科舉考試中明確規定，人分南北，卷以率取。為什麽明朝科舉考試時一反常例，試卷要作南北之分？這還得要從明初的一個小故事說起。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全國舉行會試，因這一年是農曆丁醜年，故史稱“丁醜科會試”。主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等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都為南方人。北方士子譁然，稱“三吾南人，私其鄉”，不滿之餘，遂紛紛指責其在錄取中偏袒同鄉，有舞弊之嫌。明太祖下令侍讀張信等人對此進行複查，複查結界認為劉三吾並未舞弊違法，原榜維持不變。北方舉人不服，上疏朱元璋說，張信與劉三吾互相勾結，故意挑出北方人的劣等卷子送呈皇帝，肆行欺騙。朱元璋大怒，竟處死白信蹈、張信和當科狀元等人，劉三吾已八十五歲，以年老免死，革職充軍。隨後，朱元璋親自閱卷，欽定任伯安等六十二人為進士，全部是北方人，於同年夏天發榜。
事實上，1397年發生的這次重大科場案件，其實並不是一場真實的科舉舞弊和反舞弊事件，其背後有著明朝統治者明確的政治目的。
科舉以文取士，久成定製。相對於經濟文化較發達的南方而言，北方士人在進士科中，往往居於劣勢，而向以“尚文”著稱的南方人自晚唐北宋以來，在進士科考中久占壓倒優勢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有人曾做過統計，終明一代，各科狀元共八十九人，其中南方籍的就有七十五人，占總數的84.3%；北方籍十三人，其他地區(如中部地區)隻有一人。建文年間各科進士共一百零六人，其中南方籍的有八十九人，占總數的83%；永樂年間，各科進士共一千八百十九人，其中南方籍的共有一千五百十九人，也占83%。上述數據都說明了南方士子久執科考試場之牛耳。因此丁醜會試錄取的多為南方人並沒有什麽反常的地方。
到了明憲宗成化年間，又正式規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寫作方法，並且限定字數，規定鄉試、會試《五經》義一題，限五百字，《四書》義一題限三百字，以後到清朝最長也不得超過七百字。八股文一開頭便要用一兩句話將題意點明，稱為“破題”，接著便是“承題”、“起講”、“入手”，然後用八股文字對比地展開議論，隨即“落下”，結束全篇，容不得半句離題話。這是最簡練的文字，而且“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清朝科舉考試仍然沿用八股文。由於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門磚”，於是明清兩朝八股文大盛，文人們紛紛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這精緻但缺乏實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麵對歐美列強的欺淩，古老的帝國卻發現自己沒有可用之才與之抗爭，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為千夫所指的罪魁禍首。於是在一片聲討聲中，八股文被逐出了歷史舞台。
卷分南北“丁醜會試科場案”之謎
從隋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創製科舉選士製度以來，為體現其“公平”，科舉考試中一直堅持“人不分貧富，地不分南北，唯以文章學問是賴”的原則。但耐人尋味的是，到了朱明王朝，卻在科舉考試中明確規定，人分南北，卷以率取。為什麽明朝科舉考試時一反常例，試卷要作南北之分？這還得要從明初的一個小故事說起。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全國舉行會試，因這一年是農曆丁醜年，故史稱“丁醜科會試”。主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等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都為南方人。北方士子譁然，稱“三吾南人，私其鄉”，不滿之餘，遂紛紛指責其在錄取中偏袒同鄉，有舞弊之嫌。明太祖下令侍讀張信等人對此進行複查，複查結界認為劉三吾並未舞弊違法，原榜維持不變。北方舉人不服，上疏朱元璋說，張信與劉三吾互相勾結，故意挑出北方人的劣等卷子送呈皇帝，肆行欺騙。朱元璋大怒，竟處死白信蹈、張信和當科狀元等人，劉三吾已八十五歲，以年老免死，革職充軍。隨後，朱元璋親自閱卷，欽定任伯安等六十二人為進士，全部是北方人，於同年夏天發榜。
事實上，1397年發生的這次重大科場案件，其實並不是一場真實的科舉舞弊和反舞弊事件，其背後有著明朝統治者明確的政治目的。
科舉以文取士，久成定製。相對於經濟文化較發達的南方而言，北方士人在進士科中，往往居於劣勢，而向以“尚文”著稱的南方人自晚唐北宋以來，在進士科考中久占壓倒優勢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有人曾做過統計，終明一代，各科狀元共八十九人，其中南方籍的就有七十五人，占總數的84.3%；北方籍十三人，其他地區(如中部地區)隻有一人。建文年間各科進士共一百零六人，其中南方籍的有八十九人，占總數的83%；永樂年間，各科進士共一千八百十九人，其中南方籍的共有一千五百十九人，也占83%。上述數據都說明了南方士子久執科考試場之牛耳。因此丁醜會試錄取的多為南方人並沒有什麽反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