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像
第一種觀點的主要代表是耶穌會士柏應理，他在1678年撰寫的《徐光啟行略》中曾經對徐光啟的信教作了這樣的記載：“庚子，再入南都，知利瑪竇來自太西，傳天主正教。因往候，略聞其旨，歸來得一夢，見一圓堂中，設有三台，一有像，二無像，既醒，不知何解，大以為異，癸卯，又至南都……拜天主教，羅子謂天主三位一體，茲則第二位降生為人像。公忽憶前夢，始驚疑……即誌願受教。”
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是我國科學史上第一部係統的科學譯著
這也就是說，徐光啟的信教是首先在夢中得到了啟示。而且據說在他信教後還好事不斷：他剛剛“領洗歸家”，就得了一個孫子；父親去世後，徐光啟在外守靈，恰逢大雨，廬舍淹沒，可是他卻安然無恙，這也是“天主默佑”。而且由於他信奉天主，因此死後還得以升天，不僅如此，就連他的夫人吳氏也沾了光，與他一起升天。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當時傳教士們的記載中還能找出很多類似的文字。
但是，另外有學者卻持與此完全相反的觀點。1963年出版的《徐光啟集》是迄今為止搜羅最豐富的徐光啟著作結集，但是，其中卻沒有一篇宗教信仰的專文，惟一內容涉及宗教的一篇是列入“雜疏”類的《辯學章疏》，除此之外，所有徐光啟曾經寫過的與天主教有關的文字全部沒有收入。對此，編者的看法是，那些談論天主教的文章全是傳教士偽托，毫無價值，當時他們隻不過為了“利用徐光啟的科學名譽和政治地位來宣傳天主教”。可見，這兩種觀點是針鋒相對的。
最近又有學者指出，事實上，以上兩種觀點都存在偏頗之處。前一種說法確實反映了當時的傳教士想利用徐光啟的名聲進行自我宣傳的意圖，實際上徐光啟的思想境界絕對不可能低到像柏應理所說的那樣，相信託夢、送子和信教後能夠坐享天堂榮華富貴之類的神話；而後者則又矯枉過正，歷史地看，我們並不能夠否認徐光啟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這一事實。
那麽，徐光啟信教的目的到底何在呢？徐光啟本人對它的概括是：“補儒易佛”。他在《辨學章疏》中也曾經指出：“諸陪臣（指傳教士）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從他大量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徐光啟一向以所謂唐虞盛世為自己的理想，推崇孔孟之道。可是殘酷的社會現實告訴他，他的理想社會無法實現，尤其是在動盪不安的明朝末年，內憂外患，盡目所及，多是醜惡與無恥，這和他追求的正好南轅北轍。
因此，徐光啟並不是一個任憑天主教擺布的一般教友，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他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如何改變現實，是他一直思考的問題。就在這時候，他接觸到了天主教，他以為新傳來的事天之學，可以改變現狀，實現他的理想，因而，他提出了“補儒易佛”的口號，也就是說，要給孔孟之道補充新的血液。因此，徐光啟信教不是沉溺於追逐天堂的榮華富貴和死後的靈魂永生，而是因為他相信通過宗教信仰（其中包括一定的宗教禮儀），可以在中國出現一個超越唐虞三代的理想社會。
徐光啟墓
所以，作為天主教徒的徐光啟非常積極於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在他看來這也是實現他理想的一個組成部分。他認為傳教士所傳播的學問“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而餘乃亟傳其小者”（刻《幾何原本》序），他還認為“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結餘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泰西水法》序）。因此，徐光啟科學成就的取得一方麵與他本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另一方麵也和他本人的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
棄家出遊顧炎武北上之謎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這是清初大儒顧炎武在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寫下的詩句，詩中以精衛為喻，將他抗清復明、立誌復國的決心表露無遺。就是這樣一個拒不與清合作的顧炎武，卻在1657年過江北上，在此後的25年的漫長歲月中，顧炎武都是在北方度過的。顧炎武為什麽要去北方？他在這25年間究竟幹了些什麽？離開富庶繁華的江南、離開自己的親人，在北方的苦寒之地度過餘生，如此反常的舉動背後究竟是為了什麽？
顧炎武，號亭林，江蘇崑山人，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儒。年輕時，顧炎武便參加了明末最大的政治學術團體復社，講學論道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便是他的名言。1645年，清軍南下江南，江南民眾依然奮起抵抗，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顧炎武與好友歸莊在崑山舉起義軍，組織、領導了崑山的抗清鬥爭。起義失敗以後，顧炎武的嗣母王氏絕食十天以身殉國，臨終留下遺言給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顧炎武一生著述頗豐，成就頗廣，對經史百家、天文地理、國家典製、郡邑掌故等都有研究，在清初學術界居重要地位，因此清政府多次想請他當官，但都遭到了顧炎武的嚴詞拒絕，終身拒不仕清。顧炎武不與清政權合作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他不與清朝的名公巨卿交往，即使與自己的親外甥、時任清政府高官的徐幹學兄弟也很少走動。有一次，徐幹學堅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無奈去了，但拒絕飲宴，以表示不食清祿之意。後來徐幹學兄弟在江南替他買田置地，多次請他回故鄉養老，顧炎武始終不肯南歸。顧炎武的愛國主義精神受到後人的景仰，尤其在辛亥革命時期，顧炎武更是受到高度評價。
第一種觀點的主要代表是耶穌會士柏應理，他在1678年撰寫的《徐光啟行略》中曾經對徐光啟的信教作了這樣的記載：“庚子，再入南都，知利瑪竇來自太西，傳天主正教。因往候，略聞其旨，歸來得一夢，見一圓堂中，設有三台，一有像，二無像，既醒，不知何解，大以為異，癸卯，又至南都……拜天主教，羅子謂天主三位一體，茲則第二位降生為人像。公忽憶前夢，始驚疑……即誌願受教。”
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是我國科學史上第一部係統的科學譯著
這也就是說，徐光啟的信教是首先在夢中得到了啟示。而且據說在他信教後還好事不斷：他剛剛“領洗歸家”，就得了一個孫子；父親去世後，徐光啟在外守靈，恰逢大雨，廬舍淹沒，可是他卻安然無恙，這也是“天主默佑”。而且由於他信奉天主，因此死後還得以升天，不僅如此，就連他的夫人吳氏也沾了光，與他一起升天。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當時傳教士們的記載中還能找出很多類似的文字。
但是，另外有學者卻持與此完全相反的觀點。1963年出版的《徐光啟集》是迄今為止搜羅最豐富的徐光啟著作結集，但是，其中卻沒有一篇宗教信仰的專文，惟一內容涉及宗教的一篇是列入“雜疏”類的《辯學章疏》，除此之外，所有徐光啟曾經寫過的與天主教有關的文字全部沒有收入。對此，編者的看法是，那些談論天主教的文章全是傳教士偽托，毫無價值，當時他們隻不過為了“利用徐光啟的科學名譽和政治地位來宣傳天主教”。可見，這兩種觀點是針鋒相對的。
最近又有學者指出，事實上，以上兩種觀點都存在偏頗之處。前一種說法確實反映了當時的傳教士想利用徐光啟的名聲進行自我宣傳的意圖，實際上徐光啟的思想境界絕對不可能低到像柏應理所說的那樣，相信託夢、送子和信教後能夠坐享天堂榮華富貴之類的神話；而後者則又矯枉過正，歷史地看，我們並不能夠否認徐光啟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這一事實。
那麽，徐光啟信教的目的到底何在呢？徐光啟本人對它的概括是：“補儒易佛”。他在《辨學章疏》中也曾經指出：“諸陪臣（指傳教士）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從他大量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徐光啟一向以所謂唐虞盛世為自己的理想，推崇孔孟之道。可是殘酷的社會現實告訴他，他的理想社會無法實現，尤其是在動盪不安的明朝末年，內憂外患，盡目所及，多是醜惡與無恥，這和他追求的正好南轅北轍。
因此，徐光啟並不是一個任憑天主教擺布的一般教友，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他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如何改變現實，是他一直思考的問題。就在這時候，他接觸到了天主教，他以為新傳來的事天之學，可以改變現狀，實現他的理想，因而，他提出了“補儒易佛”的口號，也就是說，要給孔孟之道補充新的血液。因此，徐光啟信教不是沉溺於追逐天堂的榮華富貴和死後的靈魂永生，而是因為他相信通過宗教信仰（其中包括一定的宗教禮儀），可以在中國出現一個超越唐虞三代的理想社會。
徐光啟墓
所以，作為天主教徒的徐光啟非常積極於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在他看來這也是實現他理想的一個組成部分。他認為傳教士所傳播的學問“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而餘乃亟傳其小者”（刻《幾何原本》序），他還認為“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結餘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泰西水法》序）。因此，徐光啟科學成就的取得一方麵與他本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另一方麵也和他本人的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
棄家出遊顧炎武北上之謎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這是清初大儒顧炎武在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寫下的詩句，詩中以精衛為喻，將他抗清復明、立誌復國的決心表露無遺。就是這樣一個拒不與清合作的顧炎武，卻在1657年過江北上，在此後的25年的漫長歲月中，顧炎武都是在北方度過的。顧炎武為什麽要去北方？他在這25年間究竟幹了些什麽？離開富庶繁華的江南、離開自己的親人，在北方的苦寒之地度過餘生，如此反常的舉動背後究竟是為了什麽？
顧炎武，號亭林，江蘇崑山人，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儒。年輕時，顧炎武便參加了明末最大的政治學術團體復社，講學論道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便是他的名言。1645年，清軍南下江南，江南民眾依然奮起抵抗，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顧炎武與好友歸莊在崑山舉起義軍，組織、領導了崑山的抗清鬥爭。起義失敗以後，顧炎武的嗣母王氏絕食十天以身殉國，臨終留下遺言給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顧炎武一生著述頗豐，成就頗廣，對經史百家、天文地理、國家典製、郡邑掌故等都有研究，在清初學術界居重要地位，因此清政府多次想請他當官，但都遭到了顧炎武的嚴詞拒絕，終身拒不仕清。顧炎武不與清政權合作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他不與清朝的名公巨卿交往，即使與自己的親外甥、時任清政府高官的徐幹學兄弟也很少走動。有一次，徐幹學堅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無奈去了，但拒絕飲宴，以表示不食清祿之意。後來徐幹學兄弟在江南替他買田置地，多次請他回故鄉養老，顧炎武始終不肯南歸。顧炎武的愛國主義精神受到後人的景仰，尤其在辛亥革命時期，顧炎武更是受到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