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湖南按察使”徐有榘，於1834年編輯了一部《種薯譜》，曾徵引1765年某朝鮮大員派人赴日本引進甘薯時所作的一首詩。前兩句是：“萬曆番茄(即甘薯)始入閩，如今天下少飢人。”這首詩雖稍有誇張，但最能說明甘薯曾經發揮的歷史作用。這也是我們今天探討甘薯種植問題的意義所在吧。
霍韜之惑明初耕地麵積之謎
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資料，它在封建社會意義尤其重大。明朝初年，經過連年的戰亂，國內民生凋敞，“多無人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採取了多種措施恢復經濟，發展農業生產，使得國內耕地麵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圍繞著明初全國耕地麵積到底有多少這一問題，學術界卻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議，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明朝嘉靖年間，當時的禮部尚書霍韜奉命修會典，他在查閱歷代耕地麵積時發現，從洪武二十六年到弘治十五年，全國的耕地麵積從八百五十萬六千七百二十三頃減少到了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對此，他產生了疑問，但最終他隻能把它歸結為地方豪強的欺隱及典籍記載的錯漏。那麽，事實究竟是否如此呢？這裏麵到底是哪個數字存在問題呢？
霍韜所見關於明朝初年耕地麵積的記載，見於弘治年間修撰、正德年間刊行的《大明會典》，該會典記載，洪武年間全國的耕地麵積為近八百五十萬頃。但是，他卻沒有注意到另外一份冊籍即《明實錄》中關於明朝初年土地耕地麵積的記載，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明朝初年，全國的耕地麵積大致在四百萬頃左右，而洪武二十四年的土地麵積為三百八十餘萬頃。因此，因此，同樣是關於明朝初年的耕地麵積，卻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記載，數量懸殊極大，這就給史學家了解當時的真相設置了障礙，也引發了爭論。自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出現了若幹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早在1921年，日本的清水泰次先生就提出了他的觀點。他認為之所以會產生兩種不同的記載，是因為《明實錄》中記載的洪武二十四年三百八十餘萬頃的土地僅僅指的是田、地麵積，而《大明會典》等書記載的八百五十萬頃的麵積則包括了田、地、山、盪等四類土地的麵積。
不過此後，同樣是日本學者的藤井宏先生經過查閱大量的方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指出，事實上《明實錄》記載的耕地麵積同樣包括田、地、山、盪等四類土地在內，因此僅以是否包括山、盪土地麵積來解釋兩種不同的記載是不能成立的。通過研究，他認為事實上《明實錄》和《大明會典》記載的耕地性質是不同的。前者記載的是當時徵收田賦的實際耕地數量，而後者則是包括的待開墾的可耕地。當然後者的記載也存在訛誤，主要有兩點:一是當時的湖廣布政司項下二百二十餘萬頃的耕地麵積是不確切的，事實應為二十二萬餘頃；而河南布政司的實際耕地麵積是四十餘萬頃，但由於多寫了一個“一”字，使得其麵積多增了一百萬頃。因此其總麵積應該減去三百餘萬頃。
我國著名學者梁方仲先生在其名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中也給出了他的解釋。他認為，之所以存在兩種不同的記載，是因為各地畝法換算不同而導致的。他指出近四百萬頃的數字來源於有的地方按大畝計算，而八百萬頃的數字則是在把大畝折算成小畝時出現的。
明史研究專家吳晗先生則認為，無論是《明實錄》記載的三百八十餘萬頃，還是《大明會典》記載的八百五十餘萬頃，都是可信的。原因在於前者是洪武二十四年的記載，而後者則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記載，其間由於明王朝採取了種種恢復生產的措施，使得當時全國土地得到了丈量，同時荒地墾闢也取得很大成效，因此全國耕地麵積的急劇增長是有可能的。到目前為止，以上諸觀點中，藤井宏先生的觀點是最有影響的，被認為用力最深，但是最近也有學者對其提出了質疑。他們指出，事實上，《大明會典》中的田地數都來源於《諸司執掌》，而《諸司執掌》則是按照朱元璋的指示編纂的一部明朝初年重要的法典，成書之後由他下令頒行全國。朱元璋歷來以勤政著稱，對全國的戶口、田地、賦稅的統計是相當嚴密、經過反覆核實的，而且當時吏治嚴猛，如果真如藤井所言，在記載出現了河南虛增一百萬頃，湖廣虛增二百餘萬頃的嚴重錯誤，他不可能不發現，或者發現了漠然處之的。
因此，有學者提出了新的觀點，即兩種記載都沒有錯。問題的關鍵是明朝初年，全國土地由行政係統和軍事係統分別管轄。行政係統管轄的土地數匯總於戶部，就是記載在《明實錄》中的四百萬頃左右的數字；而洪武二十六年修成的《諸司執掌》所記載的近八百五十萬頃耕地數則是包括了行政和軍事兩大係統在內的綜合的數字。而湖廣、河南兩布政司田地數的出奇龐大，正是因為它們分別掛上了五軍都督府的田地數額。霍韜之所以會產生疑惑，恐怕是因為當時編製相關典籍時由於事涉機密，因此並沒有文字規定，而到霍韜時由於已經相隔了上百年，自然也就難以了解當時的真實情況了。
還有人認為，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粉飾天下太平，一味追求具體數字，他在丈量土地過程中，任用無知儒生，這些人缺乏辦事經驗，從而導致浮誇之風盛行，因此明朝初年公布的田地數字是包括了很多山岡、池盪甚至一些不毛之地的，而《諸司執掌》中的土地數字則包括了官田和民田兩大部分。所以明初田地數量的撲朔迷離是與朱元璋本人的好大喜功聯繫在一起的。
霍韜之惑明初耕地麵積之謎
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資料，它在封建社會意義尤其重大。明朝初年，經過連年的戰亂，國內民生凋敞，“多無人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採取了多種措施恢復經濟，發展農業生產，使得國內耕地麵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圍繞著明初全國耕地麵積到底有多少這一問題，學術界卻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議，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明朝嘉靖年間，當時的禮部尚書霍韜奉命修會典，他在查閱歷代耕地麵積時發現，從洪武二十六年到弘治十五年，全國的耕地麵積從八百五十萬六千七百二十三頃減少到了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對此，他產生了疑問，但最終他隻能把它歸結為地方豪強的欺隱及典籍記載的錯漏。那麽，事實究竟是否如此呢？這裏麵到底是哪個數字存在問題呢？
霍韜所見關於明朝初年耕地麵積的記載，見於弘治年間修撰、正德年間刊行的《大明會典》，該會典記載，洪武年間全國的耕地麵積為近八百五十萬頃。但是，他卻沒有注意到另外一份冊籍即《明實錄》中關於明朝初年土地耕地麵積的記載，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明朝初年，全國的耕地麵積大致在四百萬頃左右，而洪武二十四年的土地麵積為三百八十餘萬頃。因此，因此，同樣是關於明朝初年的耕地麵積，卻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記載，數量懸殊極大，這就給史學家了解當時的真相設置了障礙，也引發了爭論。自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出現了若幹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早在1921年，日本的清水泰次先生就提出了他的觀點。他認為之所以會產生兩種不同的記載，是因為《明實錄》中記載的洪武二十四年三百八十餘萬頃的土地僅僅指的是田、地麵積，而《大明會典》等書記載的八百五十萬頃的麵積則包括了田、地、山、盪等四類土地的麵積。
不過此後，同樣是日本學者的藤井宏先生經過查閱大量的方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指出，事實上《明實錄》記載的耕地麵積同樣包括田、地、山、盪等四類土地在內，因此僅以是否包括山、盪土地麵積來解釋兩種不同的記載是不能成立的。通過研究，他認為事實上《明實錄》和《大明會典》記載的耕地性質是不同的。前者記載的是當時徵收田賦的實際耕地數量，而後者則是包括的待開墾的可耕地。當然後者的記載也存在訛誤，主要有兩點:一是當時的湖廣布政司項下二百二十餘萬頃的耕地麵積是不確切的，事實應為二十二萬餘頃；而河南布政司的實際耕地麵積是四十餘萬頃，但由於多寫了一個“一”字，使得其麵積多增了一百萬頃。因此其總麵積應該減去三百餘萬頃。
我國著名學者梁方仲先生在其名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中也給出了他的解釋。他認為，之所以存在兩種不同的記載，是因為各地畝法換算不同而導致的。他指出近四百萬頃的數字來源於有的地方按大畝計算，而八百萬頃的數字則是在把大畝折算成小畝時出現的。
明史研究專家吳晗先生則認為，無論是《明實錄》記載的三百八十餘萬頃，還是《大明會典》記載的八百五十餘萬頃，都是可信的。原因在於前者是洪武二十四年的記載，而後者則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記載，其間由於明王朝採取了種種恢復生產的措施，使得當時全國土地得到了丈量，同時荒地墾闢也取得很大成效，因此全國耕地麵積的急劇增長是有可能的。到目前為止，以上諸觀點中，藤井宏先生的觀點是最有影響的，被認為用力最深，但是最近也有學者對其提出了質疑。他們指出，事實上，《大明會典》中的田地數都來源於《諸司執掌》，而《諸司執掌》則是按照朱元璋的指示編纂的一部明朝初年重要的法典，成書之後由他下令頒行全國。朱元璋歷來以勤政著稱，對全國的戶口、田地、賦稅的統計是相當嚴密、經過反覆核實的，而且當時吏治嚴猛，如果真如藤井所言，在記載出現了河南虛增一百萬頃，湖廣虛增二百餘萬頃的嚴重錯誤，他不可能不發現，或者發現了漠然處之的。
因此，有學者提出了新的觀點，即兩種記載都沒有錯。問題的關鍵是明朝初年，全國土地由行政係統和軍事係統分別管轄。行政係統管轄的土地數匯總於戶部，就是記載在《明實錄》中的四百萬頃左右的數字；而洪武二十六年修成的《諸司執掌》所記載的近八百五十萬頃耕地數則是包括了行政和軍事兩大係統在內的綜合的數字。而湖廣、河南兩布政司田地數的出奇龐大，正是因為它們分別掛上了五軍都督府的田地數額。霍韜之所以會產生疑惑，恐怕是因為當時編製相關典籍時由於事涉機密，因此並沒有文字規定，而到霍韜時由於已經相隔了上百年，自然也就難以了解當時的真實情況了。
還有人認為，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粉飾天下太平，一味追求具體數字，他在丈量土地過程中，任用無知儒生，這些人缺乏辦事經驗，從而導致浮誇之風盛行，因此明朝初年公布的田地數字是包括了很多山岡、池盪甚至一些不毛之地的，而《諸司執掌》中的土地數字則包括了官田和民田兩大部分。所以明初田地數量的撲朔迷離是與朱元璋本人的好大喜功聯繫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