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霍韜產生疑問一直到今天，時光已經流淌了幾百年，但我們仍然無法對明朝初年的田地麵積給出一個確切的回答，歷史就是這樣耐人尋味。
賦役革命“一條鞭法”始行之謎
明朝中期開始推行的“一條鞭法”是中國賦役製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它上承唐朝“兩稅法”，下啟清朝的“攤丁入畝”，在中國經濟史上有很大影響。這一改革開始存在很大爭議，是經過多年試行以後才逐步推廣開來的。根據相關記載，一般認為，它在全國推行是張居正改革時期，具體時間是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但事實上，在張居正改革前，“一條鞭法”就已經開始在全國一些地方試行了。那麽它最早試行於何時呢？
“一條鞭法”，原名“一條編”，有時稱“條編”。它是將地稅與徭役合二為一，按田畝征納的稅法，即將複雜的賦役項目編為一條，故稱“一條編”，後變為“一條鞭”。又因其征銀，亦稱為“一條鞭征銀法”。這種稅製徵收手續簡化，將一年應收的糧稅、代役金以及各種經常性攤派、雜稅與土貢之類並在一起，“計畝征銀”，是中國賦役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朝之所以產生“一條鞭法”，是由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情況變化所決定的。進入明朝中期，因為很長時間不造賦役冊籍，加上一些地方豪強為了逃避賦役，又和吏胥裏甲相勾結，將政府記錄田地和人口數量的魚鱗圖冊和黃冊塗抹篡改，以至田畝與丁口戶則都與實際情況不符。這樣，賦役冊籍就遭到破壞，特別是戶口黃冊被破壞，人口流亡，不負擔賦役，使得賦役徵收出現了混亂狀況。加以連年災荒，人民難以生存，不少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輾轉流亡，形成龐大的流民隊伍。天順成化（公元1457—1487年）三十年間流民多達一、二百萬，國家戶口大量減損。
在田賦方麵，當時有田無稅的現象十分嚴重，地主、官僚和貴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卻不負擔賦役，而貧民無地則要負擔賦役，地方負責徵稅的糧長倚公挾私，避強淩弱，佃民百姓備受困擾。在徭役方麵，官吏、裏胥上下其手，舍大取小，避強削弱，採用種種名目剝削百姓，人民不堪其苦，同時也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賦稅收入。而同時，國家財政支出卻逐年增加，以至“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官吏中一些頭腦較清醒者曾試圖改變賦役製度，“一條鞭法”便是這些官員們實施改革的結果。它的具體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賦役合併，化繁為簡，即將各州縣賦稅徭役的種種項目統一編派，總為一項徵收；二是差役合併，役歸於地，把過去按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照地丁或丁糧派役（過去差役分三種：按戶征派的“裏甲”、按丁征派的“均徭”、臨時征派的“雜泛”，現在三種差役合併，全部折成銀兩繳納，同時將一部分差銀攤入地畝，即“量地計丁”，派役時既按地又按丁，或丁六糧四，或丁四糧六，或丁糧各半。這種既量地又計丁的派役辦法，是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三是田賦征銀，官收官解，除國家必需的槽糧繳納實物外，其餘部分折成銀兩繳納，改民收民解為官收官解，把銀兩全交官府，由政府開支，用於購糧或雇役等。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一條鞭法”是與張居正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確實，它的全麵推行是在明神宗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由張居正在大力推廣實施的。不過根據現有的史料，其開始推行卻是更早的嘉靖年間。
那麽到底是在嘉靖哪一年呢？據史料記載，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禦史傅漢臣曾經向嘉靖皇帝上疏，討論“一條鞭法”實施的利弊得失，可見在當時有些地方就已經開始推行“一條鞭法”了。因此很多學者以此為據，認為這一年應該是“一條鞭法”試行的確切時間。
對此，有學者根據新的史料提出了質疑。他們從《古今圖書集成》中找到嘉靖九年十月內閣大學士桂萼的奏章，其中已經要求按照人丁、事產的多少，重新編派省、府、州縣和裏甲的徭役，戶部同意了他的建議，並且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其內容和傅漢臣的幾乎完全一樣，最後得到了皇帝的批準。這應該是關於“一條鞭法”實行的最早記載。其他學者也從《明實錄》中找到了根據，在該書的卷—一八中就有關於桂萼上奏的記載，證明他當時確實提出“編審徭役”的具體辦法，而戶部也對此進行了討論。根據《明實錄》的記載，當時是嘉靖九年十月戊寅，換算成公曆則應是1530年11月12日。因此“一條鞭法”的始行應該是嘉靖九年，而試行的地點則是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直到萬曆九年張居正改革，才開始向全國推廣。這應該是確切無疑的。
“一條鞭法”順應了歷史潮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如白銀代替實物稅，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輸銀可以代役，農民有了更多的生產時間，國家相對減弱了對農民的人身控製，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條件；部分戶丁銀攤入地畝，使農民的負擔有所減輕等。但是，由於各派政見不同，張居正死後，“一條鞭法”隻在河南、山東、陝西等地繼續推行，其他地區未再徹底實施。
賦役革命“一條鞭法”始行之謎
明朝中期開始推行的“一條鞭法”是中國賦役製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它上承唐朝“兩稅法”，下啟清朝的“攤丁入畝”，在中國經濟史上有很大影響。這一改革開始存在很大爭議，是經過多年試行以後才逐步推廣開來的。根據相關記載，一般認為，它在全國推行是張居正改革時期，具體時間是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但事實上，在張居正改革前，“一條鞭法”就已經開始在全國一些地方試行了。那麽它最早試行於何時呢？
“一條鞭法”，原名“一條編”，有時稱“條編”。它是將地稅與徭役合二為一，按田畝征納的稅法，即將複雜的賦役項目編為一條，故稱“一條編”，後變為“一條鞭”。又因其征銀，亦稱為“一條鞭征銀法”。這種稅製徵收手續簡化，將一年應收的糧稅、代役金以及各種經常性攤派、雜稅與土貢之類並在一起，“計畝征銀”，是中國賦役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朝之所以產生“一條鞭法”，是由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情況變化所決定的。進入明朝中期，因為很長時間不造賦役冊籍，加上一些地方豪強為了逃避賦役，又和吏胥裏甲相勾結，將政府記錄田地和人口數量的魚鱗圖冊和黃冊塗抹篡改，以至田畝與丁口戶則都與實際情況不符。這樣，賦役冊籍就遭到破壞，特別是戶口黃冊被破壞，人口流亡，不負擔賦役，使得賦役徵收出現了混亂狀況。加以連年災荒，人民難以生存，不少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輾轉流亡，形成龐大的流民隊伍。天順成化（公元1457—1487年）三十年間流民多達一、二百萬，國家戶口大量減損。
在田賦方麵，當時有田無稅的現象十分嚴重，地主、官僚和貴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卻不負擔賦役，而貧民無地則要負擔賦役，地方負責徵稅的糧長倚公挾私，避強淩弱，佃民百姓備受困擾。在徭役方麵，官吏、裏胥上下其手，舍大取小，避強削弱，採用種種名目剝削百姓，人民不堪其苦，同時也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賦稅收入。而同時，國家財政支出卻逐年增加，以至“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官吏中一些頭腦較清醒者曾試圖改變賦役製度，“一條鞭法”便是這些官員們實施改革的結果。它的具體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賦役合併，化繁為簡，即將各州縣賦稅徭役的種種項目統一編派，總為一項徵收；二是差役合併，役歸於地，把過去按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照地丁或丁糧派役（過去差役分三種：按戶征派的“裏甲”、按丁征派的“均徭”、臨時征派的“雜泛”，現在三種差役合併，全部折成銀兩繳納，同時將一部分差銀攤入地畝，即“量地計丁”，派役時既按地又按丁，或丁六糧四，或丁四糧六，或丁糧各半。這種既量地又計丁的派役辦法，是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三是田賦征銀，官收官解，除國家必需的槽糧繳納實物外，其餘部分折成銀兩繳納，改民收民解為官收官解，把銀兩全交官府，由政府開支，用於購糧或雇役等。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一條鞭法”是與張居正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確實，它的全麵推行是在明神宗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由張居正在大力推廣實施的。不過根據現有的史料，其開始推行卻是更早的嘉靖年間。
那麽到底是在嘉靖哪一年呢？據史料記載，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禦史傅漢臣曾經向嘉靖皇帝上疏，討論“一條鞭法”實施的利弊得失，可見在當時有些地方就已經開始推行“一條鞭法”了。因此很多學者以此為據，認為這一年應該是“一條鞭法”試行的確切時間。
對此，有學者根據新的史料提出了質疑。他們從《古今圖書集成》中找到嘉靖九年十月內閣大學士桂萼的奏章，其中已經要求按照人丁、事產的多少，重新編派省、府、州縣和裏甲的徭役，戶部同意了他的建議，並且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其內容和傅漢臣的幾乎完全一樣，最後得到了皇帝的批準。這應該是關於“一條鞭法”實行的最早記載。其他學者也從《明實錄》中找到了根據，在該書的卷—一八中就有關於桂萼上奏的記載，證明他當時確實提出“編審徭役”的具體辦法，而戶部也對此進行了討論。根據《明實錄》的記載，當時是嘉靖九年十月戊寅，換算成公曆則應是1530年11月12日。因此“一條鞭法”的始行應該是嘉靖九年，而試行的地點則是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直到萬曆九年張居正改革，才開始向全國推廣。這應該是確切無疑的。
“一條鞭法”順應了歷史潮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如白銀代替實物稅，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輸銀可以代役，農民有了更多的生產時間，國家相對減弱了對農民的人身控製，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條件；部分戶丁銀攤入地畝，使農民的負擔有所減輕等。但是，由於各派政見不同，張居正死後，“一條鞭法”隻在河南、山東、陝西等地繼續推行，其他地區未再徹底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