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十，滿心歡喜的高拱便將《陳五事疏》送交皇帝，要求皇帝嚴懲太監幹預朝政，削奪司禮監太監的權力，並將權力集中到內閣。高拱哪裏知道，張居正一轉身，就已經將他要彈劾馮保的事告訴了馮保。原來張居正早就看中內閣首輔的職位，為了能取高拱而代之，暗地裏已經與馮保結成同盟，就等機會來臨了。
高拱送上奏疏以後，又讓自己的門生故吏上疏彈劾馮保，以製造倒馮的聲勢，迫使馮保下台。以工科給事中程文為首的一批言官紛紛上疏，聯名彈劾馮保，指責馮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甚至攻擊馮保對穆宗的死負有責任，要求皇帝嚴懲馮保，一時間，倒馮形勢一片大好。
六月十六日，宮中傳出話來：“有旨，召內閣、五府、六部眾皆至!”高拱認定是小皇帝要下旨處分馮保，頗為興奮。文武百官齊集後，太監捧著聖旨出來，高聲喊道：“張老先生接旨。”高拱一聽大驚，心想我是內閣首輔，按理應該我接旨才對，怎麽會是張居正呢?心裏隱約感到大事不妙。隻聽太監一字一句地宣讀聖旨：“皇後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禦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回籍閑住，不許停留。你每(你們)大臣受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主，如何隻阿附權臣，蔑視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欽此。”高拱萬萬沒有想到宣講的竟然是這樣一份詔書，史載高拱聽完聖旨後“麵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最後是在別人攙扶下才勉強走出皇宮。
事情為什麽會這樣急轉直下呢?原來這是馮保與張居正共同策劃的結果，而高拱最致命的罪證便是他在內閣中隨口說的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馮保正是憑著張居正透露的這句話，攻擊高拱不將小皇帝放在眼裏，心懷不軌，最終激怒了皇後與皇貴妃，才出現了這道皇後、皇貴妃和皇帝聯署的聖旨。高拱雖然不明個中內情，但以他的政治經驗很快就意識到自己是被張居正出賣了，雙方從此結下仇怨。
馮保與張居正雖然贏得了這一回合的勝利，迫使高拱回鄉閑住，但他們對高拱依然懷有戒心，擔心他日後會東山再起，畢竟高拱有這樣的經歷。王大臣案的出現，使馮保看到了徹底剷除高拱的機會，於是一幕鬧劇就此上演。
王大臣被送至東廠後，聲稱自己本名不叫王大臣，而叫章龍，是從戚繼光處來的。張居正隨即票擬諭旨：“著馮保鞫問，追究主使之人。”馮保來到東廠單獨提審王大臣，對王大臣說：“汝隻說是高閣老使汝來刺朝廷，我當與汝官做，永享富貴。”還讓心腹辛儒與王大臣共處一室，教他指控高拱的口供。一切安排停當，馮保便公開審訊王大臣，王大臣於是供稱，是高拱的家僕李寶、高本、高來跟他同謀行刺皇帝。馮保立即派東廠校尉到高府抓人。
消息傳開，朝中大臣一片譁然，吏部尚書楊溥、都察院左都禦史葛守禮等大臣紛紛向張居正施加壓力，要求他製止這種無中生有的陷害行為。其實，馮保借王大臣案陷害高拱，張居正也是參與其中的，但看到朝中大臣反應如此激烈，擔心犯了眾怒對自己反而不利，加之高拱確已年老體弱，對自己形成威脅的可能性不大，權衡利弊後，張同意從中調停挽回，於是指派德高望重的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與馮保一起會審王大臣。
朱希孝心知高拱是被冤枉的，有意為他開脫。會審開始後，出乎馮保的意料，王大臣忽然翻供，竟然指認馮保為主使之人，並稱原先指認高拱都是馮保所教。朱希孝見開脫高拱的目的已經達到，也不想深究，就草草結束了會審。馮保見王大臣翻供，害怕陷害高拱的事情敗露，害人不成反害己，就將王大臣殺了。疑犯死了，這個案子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王大臣案雖然就這樣了結了，但其中的疑點依然很多，王大臣究竟是什麽人?他背後的主使者是誰?他是如何能夠假扮太監混入戒備禁嚴的皇宮的?王大臣死了，這些秘密也隨著他一起被埋進了墳墓，無人能知。
驚天揭帖萬曆朝妖書案之謎
萬曆朝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便是所謂“爭國本”，也就是明神宗的繼承人問題。明神宗的皇後無子，按禮製，皇長子朱常洛應該被立為皇太子，然而明神宗卻因為寵愛鄭貴妃，有意立鄭貴妃的兒子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而將維護禮製視為天職的朝中大臣自然不會坐視明神宗廢長立幼的違製行為，於是雙方衝突不斷，奇案迭出，妖書案便是其中之一。從發生到破案，妖書案始終與朝中激烈的政治鬥爭交織在一起，這使得案情更加撲朔迷離，疑雲重重，妖書案也因此成為千古之謎。
所謂“妖書”，實則是類似傳單的揭帖，是一種匿名的政治宣傳品。萬曆朝的妖書案，影響較大的有“憂危竑議”妖書案與“續憂危竑議”妖書案，內容都與太子地位密切相關。
萬曆十六年(1588年)，河南人呂坤任山西按察使，以飽學之士自居的他把歷史上的“列女”事跡編成一本書，名為《閨範》。這本書刊刻後流行很廣，不久便由太監傳入宮中。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得到此書的鄭貴妃命人增補了十餘人，以漢明德皇後開篇，鄭貴妃終篇，並加寫一篇序文，囑託其伯父鄭承恩及兄弟鄭國泰重新刊刻，書名改為《閨範圖說》。不料到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有人託名“燕山朱東吉”撰寫了一篇《閨範圖說》跋，題名《憂危竑議》。託名“朱東吉”，意為東宮大吉。題名《憂危竑議》是因為呂坤曾上過一個奏摺，尾句有“敬上憂危之疏”之語，因此“借其名以諷”。《憂危竑議》主要說呂坤的《閨範圖說》首載漢明德馬後由宮人進位中宮，客觀上是適應鄭貴妃想登上後位的需要，而鄭貴妃之所以要重刻此書，目的在於想為立自己兒子為太子製造依據。《憂危竑議》出現後很快傳遍京城，搞得滿城風雨。呂坤得知自己被捲入是非之中，急忙寫了《辯憂危竑議疏》向皇上辯白，聲明自己撰寫《閨範》的目的隻是為了“明女教”，與鄭氏刊刻的《閨範圖說》沒有關係。神宗看到事情牽連到鄭貴妃，不得不親自出麵幹預，稱《閨範》一書是他親自推薦給鄭貴妃的，因為書中大略與《女鑒》主旨相仿佛，以備朝夕閱覽，並在諭旨中輕描淡寫地作出結論：“這事聯已洞知，不必深辦。”神宗下令不必深辦，不是對編寫《憂危竑議》的人懷有寬容之心，而是擔心此事追究起來，鄭貴妃難脫幹係。不過，神宗並不想就此放過製造妖書的人。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看到《憂危竑議》後，懷疑是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和全椒縣知縣樊玉衡所為，因為戴士衡曾彈劾呂坤，說他“潛進《閨範圖說》，結納宮闈”；而樊玉衡則曾在要求冊立太子的奏摺中指責皇貴妃“不智”。神宗得到鄭氏報告後，當即半夜傳旨，將二人下詔獄拷訊，最終二人均被流放到邊遠地區。
高拱送上奏疏以後，又讓自己的門生故吏上疏彈劾馮保，以製造倒馮的聲勢，迫使馮保下台。以工科給事中程文為首的一批言官紛紛上疏，聯名彈劾馮保，指責馮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甚至攻擊馮保對穆宗的死負有責任，要求皇帝嚴懲馮保，一時間，倒馮形勢一片大好。
六月十六日，宮中傳出話來：“有旨，召內閣、五府、六部眾皆至!”高拱認定是小皇帝要下旨處分馮保，頗為興奮。文武百官齊集後，太監捧著聖旨出來，高聲喊道：“張老先生接旨。”高拱一聽大驚，心想我是內閣首輔，按理應該我接旨才對，怎麽會是張居正呢?心裏隱約感到大事不妙。隻聽太監一字一句地宣讀聖旨：“皇後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禦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回籍閑住，不許停留。你每(你們)大臣受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主，如何隻阿附權臣，蔑視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欽此。”高拱萬萬沒有想到宣講的竟然是這樣一份詔書，史載高拱聽完聖旨後“麵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最後是在別人攙扶下才勉強走出皇宮。
事情為什麽會這樣急轉直下呢?原來這是馮保與張居正共同策劃的結果，而高拱最致命的罪證便是他在內閣中隨口說的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馮保正是憑著張居正透露的這句話，攻擊高拱不將小皇帝放在眼裏，心懷不軌，最終激怒了皇後與皇貴妃，才出現了這道皇後、皇貴妃和皇帝聯署的聖旨。高拱雖然不明個中內情，但以他的政治經驗很快就意識到自己是被張居正出賣了，雙方從此結下仇怨。
馮保與張居正雖然贏得了這一回合的勝利，迫使高拱回鄉閑住，但他們對高拱依然懷有戒心，擔心他日後會東山再起，畢竟高拱有這樣的經歷。王大臣案的出現，使馮保看到了徹底剷除高拱的機會，於是一幕鬧劇就此上演。
王大臣被送至東廠後，聲稱自己本名不叫王大臣，而叫章龍，是從戚繼光處來的。張居正隨即票擬諭旨：“著馮保鞫問，追究主使之人。”馮保來到東廠單獨提審王大臣，對王大臣說：“汝隻說是高閣老使汝來刺朝廷，我當與汝官做，永享富貴。”還讓心腹辛儒與王大臣共處一室，教他指控高拱的口供。一切安排停當，馮保便公開審訊王大臣，王大臣於是供稱，是高拱的家僕李寶、高本、高來跟他同謀行刺皇帝。馮保立即派東廠校尉到高府抓人。
消息傳開，朝中大臣一片譁然，吏部尚書楊溥、都察院左都禦史葛守禮等大臣紛紛向張居正施加壓力，要求他製止這種無中生有的陷害行為。其實，馮保借王大臣案陷害高拱，張居正也是參與其中的，但看到朝中大臣反應如此激烈，擔心犯了眾怒對自己反而不利，加之高拱確已年老體弱，對自己形成威脅的可能性不大，權衡利弊後，張同意從中調停挽回，於是指派德高望重的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與馮保一起會審王大臣。
朱希孝心知高拱是被冤枉的，有意為他開脫。會審開始後，出乎馮保的意料，王大臣忽然翻供，竟然指認馮保為主使之人，並稱原先指認高拱都是馮保所教。朱希孝見開脫高拱的目的已經達到，也不想深究，就草草結束了會審。馮保見王大臣翻供，害怕陷害高拱的事情敗露，害人不成反害己，就將王大臣殺了。疑犯死了，這個案子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王大臣案雖然就這樣了結了，但其中的疑點依然很多，王大臣究竟是什麽人?他背後的主使者是誰?他是如何能夠假扮太監混入戒備禁嚴的皇宮的?王大臣死了，這些秘密也隨著他一起被埋進了墳墓，無人能知。
驚天揭帖萬曆朝妖書案之謎
萬曆朝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便是所謂“爭國本”，也就是明神宗的繼承人問題。明神宗的皇後無子，按禮製，皇長子朱常洛應該被立為皇太子，然而明神宗卻因為寵愛鄭貴妃，有意立鄭貴妃的兒子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而將維護禮製視為天職的朝中大臣自然不會坐視明神宗廢長立幼的違製行為，於是雙方衝突不斷，奇案迭出，妖書案便是其中之一。從發生到破案，妖書案始終與朝中激烈的政治鬥爭交織在一起，這使得案情更加撲朔迷離，疑雲重重，妖書案也因此成為千古之謎。
所謂“妖書”，實則是類似傳單的揭帖，是一種匿名的政治宣傳品。萬曆朝的妖書案，影響較大的有“憂危竑議”妖書案與“續憂危竑議”妖書案，內容都與太子地位密切相關。
萬曆十六年(1588年)，河南人呂坤任山西按察使，以飽學之士自居的他把歷史上的“列女”事跡編成一本書，名為《閨範》。這本書刊刻後流行很廣，不久便由太監傳入宮中。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得到此書的鄭貴妃命人增補了十餘人，以漢明德皇後開篇，鄭貴妃終篇，並加寫一篇序文，囑託其伯父鄭承恩及兄弟鄭國泰重新刊刻，書名改為《閨範圖說》。不料到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有人託名“燕山朱東吉”撰寫了一篇《閨範圖說》跋，題名《憂危竑議》。託名“朱東吉”，意為東宮大吉。題名《憂危竑議》是因為呂坤曾上過一個奏摺，尾句有“敬上憂危之疏”之語，因此“借其名以諷”。《憂危竑議》主要說呂坤的《閨範圖說》首載漢明德馬後由宮人進位中宮，客觀上是適應鄭貴妃想登上後位的需要，而鄭貴妃之所以要重刻此書，目的在於想為立自己兒子為太子製造依據。《憂危竑議》出現後很快傳遍京城，搞得滿城風雨。呂坤得知自己被捲入是非之中，急忙寫了《辯憂危竑議疏》向皇上辯白，聲明自己撰寫《閨範》的目的隻是為了“明女教”，與鄭氏刊刻的《閨範圖說》沒有關係。神宗看到事情牽連到鄭貴妃，不得不親自出麵幹預，稱《閨範》一書是他親自推薦給鄭貴妃的，因為書中大略與《女鑒》主旨相仿佛，以備朝夕閱覽，並在諭旨中輕描淡寫地作出結論：“這事聯已洞知，不必深辦。”神宗下令不必深辦，不是對編寫《憂危竑議》的人懷有寬容之心，而是擔心此事追究起來，鄭貴妃難脫幹係。不過，神宗並不想就此放過製造妖書的人。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看到《憂危竑議》後，懷疑是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和全椒縣知縣樊玉衡所為，因為戴士衡曾彈劾呂坤，說他“潛進《閨範圖說》，結納宮闈”；而樊玉衡則曾在要求冊立太子的奏摺中指責皇貴妃“不智”。神宗得到鄭氏報告後，當即半夜傳旨，將二人下詔獄拷訊，最終二人均被流放到邊遠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