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火炮
不僅“倭寇”的基本隊伍是中國沿海居民，“倭寇”的主要首領也大多數是中國人。嘉靖初期，福建人李光頭、歙縣人許棟占據寧波的島嶼，成為浙江沿海“倭寇”的首領；而陳思盻則以橫港為據點，成為福建、廣州“倭寇”的主要頭目。嘉靖中期，許棟、李光頭被朱紈消滅，陳思盻被王直所吞併，浙江沿海的倭寇勢力以王直為最大，徐海次之。王直，綽號“老船主”，自稱“淨海王”，原是徽州海商，因貿易不通便以搶劫為生，流亡日本，盤踞五島列島為根據地，經營多年，成為最大的海盜首領。
為何在嘉靖年間會出現這場“倭患”？造成“倭患”的原因有哪些？十五世紀後期，日本進入一個新的群雄割據時代——戰國時代，各地的封建藩候和寺院大地主為了提升自己的經濟實力，解決因戰爭帶來的財政困難，並滿足自己的私慾，支持並且組織日本的一些浪人和商人，對中國東南沿海進行掠奪，這樣漸漸地，倭患就猖獗起來。而明朝當時的土地兼併現象非常嚴重，貴族豪門不僅兼併平民的土地，甚至還兼併軍衛屯田，造成了海防鬆弛，從而給倭寇的入侵有可乘之機。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明朝實行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之間正常的朝貢外交之外，任何人都不準出海和外國人交易。而當時的中國已被納入世界貿易體係之中，經過雙邊貿易，沿海的商人和百姓嚐到了交易所帶來的甜頭，因而對明政府的海禁政策非常不滿，一部分民眾還與日本人勾結，占據沿海島嶼，或私下到中國沿海交易，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如經營海上貿易而“富至巨萬”的月港商人洪迪珍，剛開始的時候隻是進行走私貿易，但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明政府派兵追捕他及其家人，最終將其“逼上梁山”，成為武裝反抗明朝政府的“倭寇”重要首領。再如當時最大的海上貿易集團的頭子王直，本來並不想造反，後因乞求解除海禁，遭到官府的拒絕而最終淪為“倭寇”。即使起事，他還是希望朝廷開放海禁，並且表示如果明朝政府能準許通商互市，他願意“殺賊自效”。由此可見，嘉靖年間之所以倭患猖獗，其實跟明朝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壓製剛剛興盛的私人海上貿易，迫害海商也不無關係。
明朝政府最終平定了這場倭患。朝廷中的一些官員意識到海禁過嚴是造成倭患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隻有開放海禁，才能徹底地解決倭寇問題。嘉靖以後，明朝政府採用了較為開放的政策，倭寇為患的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錚錚傲骨東林黨之謎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無錫東林書院的一副楹聯，自晚明以來，它傳遍了大江南北，更加因為東林黨人的千古奇冤而具有極大的感召力。那麽，作為中國歷史上名聲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團，東林黨到底是怎樣一個團體呢？
東林黨產生於明朝末年。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被革職還鄉，後來他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無錫知縣林宰等人的資助下，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於孔兼及其弟允成等人，講學其中。“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三吳士紳”、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時人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書院
明神宗朱翊鈞統治後期，宦官擅權，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會矛盾激化。針對這一現象，東林黨人提出反對礦監稅使掠奪、減輕賦役負擔、發展東南地區經濟等主張，並且還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這些針砭時政的意見，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各種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
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專政，形成明朝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東林黨人楊漣因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鬥、黃尊素、周順昌等人同被殺害。魏忠賢又使人編《三朝要典》，借紅丸、梃擊、移宮三案為由，毀東林書院，打擊東林黨。東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顧大章、高攀龍、周起元、繆昌斯等先後被迫害致死。魏忠賢還指使黨羽製造《東林點將錄》，將著名的東林黨人分別加以《水滸》一百零八將綽號，企圖將其一網打盡。明思宗朱由檢即位後，魏忠賢自縊死，次年毀《三朝要典》，對東林黨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東林與閹黨的鬥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
關於東林黨人的節氣，歷來人們都是讚賞的，認為他們延續了自東漢以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傳統風範，不畏強暴，仗義執言，鞠躬盡瘁，為晚明王朝的苟延殘喘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一方麵反對大肆兼併土地，代表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另一方麵，他們又堅決支持新興市民階層，反對礦稅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的要求。尤其是他們在同閹黨進行鬥爭時表現出來的視死如歸的凜然正氣，為明王朝的歷史增添了許多亮色。
不僅“倭寇”的基本隊伍是中國沿海居民，“倭寇”的主要首領也大多數是中國人。嘉靖初期，福建人李光頭、歙縣人許棟占據寧波的島嶼，成為浙江沿海“倭寇”的首領；而陳思盻則以橫港為據點，成為福建、廣州“倭寇”的主要頭目。嘉靖中期，許棟、李光頭被朱紈消滅，陳思盻被王直所吞併，浙江沿海的倭寇勢力以王直為最大，徐海次之。王直，綽號“老船主”，自稱“淨海王”，原是徽州海商，因貿易不通便以搶劫為生，流亡日本，盤踞五島列島為根據地，經營多年，成為最大的海盜首領。
為何在嘉靖年間會出現這場“倭患”？造成“倭患”的原因有哪些？十五世紀後期，日本進入一個新的群雄割據時代——戰國時代，各地的封建藩候和寺院大地主為了提升自己的經濟實力，解決因戰爭帶來的財政困難，並滿足自己的私慾，支持並且組織日本的一些浪人和商人，對中國東南沿海進行掠奪，這樣漸漸地，倭患就猖獗起來。而明朝當時的土地兼併現象非常嚴重，貴族豪門不僅兼併平民的土地，甚至還兼併軍衛屯田，造成了海防鬆弛，從而給倭寇的入侵有可乘之機。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明朝實行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之間正常的朝貢外交之外，任何人都不準出海和外國人交易。而當時的中國已被納入世界貿易體係之中，經過雙邊貿易，沿海的商人和百姓嚐到了交易所帶來的甜頭，因而對明政府的海禁政策非常不滿，一部分民眾還與日本人勾結，占據沿海島嶼，或私下到中國沿海交易，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如經營海上貿易而“富至巨萬”的月港商人洪迪珍，剛開始的時候隻是進行走私貿易，但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明政府派兵追捕他及其家人，最終將其“逼上梁山”，成為武裝反抗明朝政府的“倭寇”重要首領。再如當時最大的海上貿易集團的頭子王直，本來並不想造反，後因乞求解除海禁，遭到官府的拒絕而最終淪為“倭寇”。即使起事，他還是希望朝廷開放海禁，並且表示如果明朝政府能準許通商互市，他願意“殺賊自效”。由此可見，嘉靖年間之所以倭患猖獗，其實跟明朝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壓製剛剛興盛的私人海上貿易，迫害海商也不無關係。
明朝政府最終平定了這場倭患。朝廷中的一些官員意識到海禁過嚴是造成倭患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隻有開放海禁，才能徹底地解決倭寇問題。嘉靖以後，明朝政府採用了較為開放的政策，倭寇為患的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錚錚傲骨東林黨之謎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無錫東林書院的一副楹聯，自晚明以來，它傳遍了大江南北，更加因為東林黨人的千古奇冤而具有極大的感召力。那麽，作為中國歷史上名聲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團，東林黨到底是怎樣一個團體呢？
東林黨產生於明朝末年。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被革職還鄉，後來他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無錫知縣林宰等人的資助下，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於孔兼及其弟允成等人，講學其中。“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三吳士紳”、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時人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書院
明神宗朱翊鈞統治後期，宦官擅權，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會矛盾激化。針對這一現象，東林黨人提出反對礦監稅使掠奪、減輕賦役負擔、發展東南地區經濟等主張，並且還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這些針砭時政的意見，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各種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
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專政，形成明朝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東林黨人楊漣因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鬥、黃尊素、周順昌等人同被殺害。魏忠賢又使人編《三朝要典》，借紅丸、梃擊、移宮三案為由，毀東林書院，打擊東林黨。東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顧大章、高攀龍、周起元、繆昌斯等先後被迫害致死。魏忠賢還指使黨羽製造《東林點將錄》，將著名的東林黨人分別加以《水滸》一百零八將綽號，企圖將其一網打盡。明思宗朱由檢即位後，魏忠賢自縊死，次年毀《三朝要典》，對東林黨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東林與閹黨的鬥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
關於東林黨人的節氣，歷來人們都是讚賞的，認為他們延續了自東漢以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傳統風範，不畏強暴，仗義執言，鞠躬盡瘁，為晚明王朝的苟延殘喘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一方麵反對大肆兼併土地，代表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另一方麵，他們又堅決支持新興市民階層，反對礦稅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的要求。尤其是他們在同閹黨進行鬥爭時表現出來的視死如歸的凜然正氣，為明王朝的歷史增添了許多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