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控製的東廠也到處橫行霸道，肆意抓人，百姓談話中無意冒犯了魏忠賢也會被處以剝皮、割舌等酷刑。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魏忠賢的族人因魏的發跡也紛紛被加官晉爵，身居要職。侄子魏良卿封寧國公，加太師，另一個侄子魏良棟封東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孫魏鵬翼封安平伯，加少師。族人中蔭封錦衣衛指揮使的有十七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有多人。隨著魏忠賢個人勢力急劇膨脹，朝廷內外眾多的官僚為了取悅於魏忠賢，呼他為“九千歲”，魏忠賢似乎對於“九千歲”還不滿意，於是有些人幹脆呼他“九千九百歲”，離“萬歲”皇帝隻差一步之遙。這些餡媚的官員尤嫌不足，又掀起了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的運動。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賢的宗廟，為活著的人建造的祠堂，稱為“生祠”。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撫潘汝楨，他上疏說“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請求為魏忠賢立生祠。明熹宗不但沒有阻止，還為這個生祠賞賜匾額——“普德”。此例一開，全國各地紛紛效仿，建祠之風愈演愈烈，以至各地官員對生祠的態度和恭敬程度成為對魏忠賢是否忠誠的標誌，生祠之多，幾遍天下。每建一祠，霸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無人敢阻攔，建祠的錢財，都是地方官員從老百姓那裏搜刮而來，人們叫苦連天。生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幾埒帝王”。當時甚至還有人把魏忠賢和聖人孔子相提並論，說什麽：“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對魏忠賢的餡媚之風泛濫全國。
正當魏忠賢權力達到頂峰、權傾朝野之時，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檢即位，就是崇幀皇帝。靠山一倒，魏忠賢和客氏的末日也就到了。
天啟年間，魏忠賢權傾一時，“閹黨”們在各地為魏忠賢興建生祠四十餘所
這是延綏（今榆林市）魏忠賢生祠內的魏忠賢像
崇禎皇帝首先把客氏趕出皇宮，免去魏忠賢司禮監和東廠的職務，發配鳳陽守祖陵，當魏忠賢行至途中，又下令押回京城審判。魏忠賢知道難逃一死，與其回去遭千刀萬剮，還不如趁早自己結束性命，便懸樑自盡。魏忠賢自結性命不解天下百姓之恨，於是崇幀帝下令“詔磔其屍，懸首河間”，並抄沒其家，將全部財產估價變賣助晌。隨後，崇禎皇帝對魏黨進行清理。朝廷頒布“欽定逆案”，這件“逆案”是明末也是整個明朝最大的一起黨案。魏忠賢被定為“逆案”之首，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謀六人，交結近侍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網”五十七人，共計三百一十五人之多，可見閹黨聲勢之龐大。作惡多端的魏忠賢和魏黨終於得到應有的懲罰，這也是王振、劉瑾等幾個專權大宦官的共同下場，他們共同驗證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千古訓言。
海上巨患嘉靖朝倭寇肆虐之謎
日本，中國古代稱其為倭奴國。唐鹹亨年初，以近東海日出而重新命名為日本，但此後人們仍習慣稱日本人為倭人，稱日本海盜為倭寇。明朝嘉靖年間，我國東南沿海千裏海防告急，出現了嚴重的倭患。造成這場倭患的真正原因是什麽？倭寇又是由哪些人員組成的？
嘉靖年間，東南沿海地區警報頻傳，海盜登陸劫掠的事件一再出現，遍及浙江、福建、廣東各省，而且規模越來越大，一時間成為東南地區的巨患。這些海盜燒殺搶掠，橫行不法，令各地受害的民眾痛恨不已。由於海盜來自日本，而中國古代稱日本為倭奴國，因此人們稱這些海盜為倭寇。
明軍抗倭圖
倭寇入侵事件，早在元朝時就已經發生。根據泉州地方誌記載，元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的時候，倭寇燒殺搶掠事件時有發生，惠安縣衙曾被倭寇燒毀；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惠安縣衙再次被倭寇燒毀；至正年間（1341—1368年），一股倭寇在金門登陸，於馬坪附近各鄉村大肆焚掠，因颱風沉船，被當地群眾全部殲滅。從這個過程來看，倭寇的入侵一直陪伴著元朝，直到其覆亡仍未終止。這時期的倭寇基本上是由日本武士、走私商人及破產的流民組成的。
但嘉靖年間的倭寇，仍然全部是由日本人組成的嗎？有學者提出，與元朝倭寇的組成不同，嘉靖年間的倭寇成分極其複雜，除了一部分真倭寇繼續騷擾東南沿海之外，從大量的史料來看，大多數“倭寇”其實是中國人，尤其以私人海上貿易商人和沿海的破產農民居多，如侵犯浙江沿海的“倭寇”多為江南人和漳州人。位於鬆江縣的柘林是“倭寇”的大本營，經常聚集兩萬多人，這些人名義上是“倭寇”，但其中沿海破產的農民、漁民與鹽民占到半數。
另據當時剿滅倭寇的明朝官員記載，活動在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的“倭寇”，除一部分是真正的倭寇外，大多數是中國東南沿海居民。胡宗憲在《籌海圖編》中指出，今天的倭寇數目龐大，大約有數萬人，都說自己是日本人，其實真正的日本人不過數千人而已，其餘都是中國人，以福建漳州人居多。胡宗憲的幕僚茅坤在其《茅鹿門文集》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崑山有一個男子，被“倭寇”抓走，五十天後才逃回來，據他說，每艘倭船大約有兩百餘人，其中絕多大部分都是福建、溫州、寧波等地人，中間也有一些徽州人，在這些人中間又以福建人最多，大約占到十之六七，而日本人隻有十幾個人而已。崑山人歸有光在《震川文集》中也有同樣的記載，他說當時海上的“倭寇”有上萬人，但真倭不過數百人。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魏忠賢的族人因魏的發跡也紛紛被加官晉爵，身居要職。侄子魏良卿封寧國公，加太師，另一個侄子魏良棟封東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孫魏鵬翼封安平伯，加少師。族人中蔭封錦衣衛指揮使的有十七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有多人。隨著魏忠賢個人勢力急劇膨脹，朝廷內外眾多的官僚為了取悅於魏忠賢，呼他為“九千歲”，魏忠賢似乎對於“九千歲”還不滿意，於是有些人幹脆呼他“九千九百歲”，離“萬歲”皇帝隻差一步之遙。這些餡媚的官員尤嫌不足，又掀起了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的運動。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賢的宗廟，為活著的人建造的祠堂，稱為“生祠”。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撫潘汝楨，他上疏說“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請求為魏忠賢立生祠。明熹宗不但沒有阻止，還為這個生祠賞賜匾額——“普德”。此例一開，全國各地紛紛效仿，建祠之風愈演愈烈，以至各地官員對生祠的態度和恭敬程度成為對魏忠賢是否忠誠的標誌，生祠之多，幾遍天下。每建一祠，霸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無人敢阻攔，建祠的錢財，都是地方官員從老百姓那裏搜刮而來，人們叫苦連天。生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幾埒帝王”。當時甚至還有人把魏忠賢和聖人孔子相提並論，說什麽：“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對魏忠賢的餡媚之風泛濫全國。
正當魏忠賢權力達到頂峰、權傾朝野之時，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檢即位，就是崇幀皇帝。靠山一倒，魏忠賢和客氏的末日也就到了。
天啟年間，魏忠賢權傾一時，“閹黨”們在各地為魏忠賢興建生祠四十餘所
這是延綏（今榆林市）魏忠賢生祠內的魏忠賢像
崇禎皇帝首先把客氏趕出皇宮，免去魏忠賢司禮監和東廠的職務，發配鳳陽守祖陵，當魏忠賢行至途中，又下令押回京城審判。魏忠賢知道難逃一死，與其回去遭千刀萬剮，還不如趁早自己結束性命，便懸樑自盡。魏忠賢自結性命不解天下百姓之恨，於是崇幀帝下令“詔磔其屍，懸首河間”，並抄沒其家，將全部財產估價變賣助晌。隨後，崇禎皇帝對魏黨進行清理。朝廷頒布“欽定逆案”，這件“逆案”是明末也是整個明朝最大的一起黨案。魏忠賢被定為“逆案”之首，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謀六人，交結近侍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網”五十七人，共計三百一十五人之多，可見閹黨聲勢之龐大。作惡多端的魏忠賢和魏黨終於得到應有的懲罰，這也是王振、劉瑾等幾個專權大宦官的共同下場，他們共同驗證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千古訓言。
海上巨患嘉靖朝倭寇肆虐之謎
日本，中國古代稱其為倭奴國。唐鹹亨年初，以近東海日出而重新命名為日本，但此後人們仍習慣稱日本人為倭人，稱日本海盜為倭寇。明朝嘉靖年間，我國東南沿海千裏海防告急，出現了嚴重的倭患。造成這場倭患的真正原因是什麽？倭寇又是由哪些人員組成的？
嘉靖年間，東南沿海地區警報頻傳，海盜登陸劫掠的事件一再出現，遍及浙江、福建、廣東各省，而且規模越來越大，一時間成為東南地區的巨患。這些海盜燒殺搶掠，橫行不法，令各地受害的民眾痛恨不已。由於海盜來自日本，而中國古代稱日本為倭奴國，因此人們稱這些海盜為倭寇。
明軍抗倭圖
倭寇入侵事件，早在元朝時就已經發生。根據泉州地方誌記載，元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的時候，倭寇燒殺搶掠事件時有發生，惠安縣衙曾被倭寇燒毀；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惠安縣衙再次被倭寇燒毀；至正年間（1341—1368年），一股倭寇在金門登陸，於馬坪附近各鄉村大肆焚掠，因颱風沉船，被當地群眾全部殲滅。從這個過程來看，倭寇的入侵一直陪伴著元朝，直到其覆亡仍未終止。這時期的倭寇基本上是由日本武士、走私商人及破產的流民組成的。
但嘉靖年間的倭寇，仍然全部是由日本人組成的嗎？有學者提出，與元朝倭寇的組成不同，嘉靖年間的倭寇成分極其複雜，除了一部分真倭寇繼續騷擾東南沿海之外，從大量的史料來看，大多數“倭寇”其實是中國人，尤其以私人海上貿易商人和沿海的破產農民居多，如侵犯浙江沿海的“倭寇”多為江南人和漳州人。位於鬆江縣的柘林是“倭寇”的大本營，經常聚集兩萬多人，這些人名義上是“倭寇”，但其中沿海破產的農民、漁民與鹽民占到半數。
另據當時剿滅倭寇的明朝官員記載，活動在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的“倭寇”，除一部分是真正的倭寇外，大多數是中國東南沿海居民。胡宗憲在《籌海圖編》中指出，今天的倭寇數目龐大，大約有數萬人，都說自己是日本人，其實真正的日本人不過數千人而已，其餘都是中國人，以福建漳州人居多。胡宗憲的幕僚茅坤在其《茅鹿門文集》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崑山有一個男子，被“倭寇”抓走，五十天後才逃回來，據他說，每艘倭船大約有兩百餘人，其中絕多大部分都是福建、溫州、寧波等地人，中間也有一些徽州人，在這些人中間又以福建人最多，大約占到十之六七，而日本人隻有十幾個人而已。崑山人歸有光在《震川文集》中也有同樣的記載，他說當時海上的“倭寇”有上萬人，但真倭不過數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