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民間傳說，有一次朱元璋私下出遊到一個寺廟，發現壁上題有一詩:“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認為是有意嘲諷他，於是廟裏的所有和尚都被處死。
對於明初文字獄的原因，有人認為上麵的分析是淺層次的。一些早期的學者指出，明初文字獄的出現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引起的，是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文人對新興皇朝臣屬關係的鬥爭。隻是朱元璋用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歷的禁忌來興文字獄，將新舊勢力的鬥爭演變為莫須有的罪名殺戮大批知識分子，這反映了他殘暴的一麵，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朱元璋是明初文字獄的始作俑者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畫像，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今天看來，朱元璋大興文字獄的真實原因，就是要藉此以樹立皇權的威信，這從一次朱元璋和大臣的對話中就可看出。在大興文字獄的時候，有很多勛臣對此感到不平，朱元璋曾對他們說過:“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治文字獄的目的就是為了約束天下的讀書人，這從朱元璋定八股、刪節《孟子》的行為中可以反映出來。文字獄的出現是封建專製統治在思想統治上走向極端的產物，阻礙了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是應該受到批判的。
辣手反貪“空印案”之謎
明朝初年，朱元璋先後興起過四次大案，除了胡惟庸、藍玉兩案，還有郭桓案及“空印案”，後兩案是因官員貪汙而興，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懲治貪汙案。對於郭桓貪汙案，因為查有實據，沒有什麽可爭議的，而“空印案”從事情緣由上來說，更接近於作弊行為。“空印案”的牽連之廣，對明初的政治活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一時間，造成士大夫們都不敢為官。那麽“空印案”究竟是怎麽回事？它有什麽值得引起爭議的地方？
在明初，按照規定，全國各地的布政司和府、州、縣每年都要派會計部門的官吏到戶部去報帳，將有關地方財政的各項收支，包括錢、糧、布帛、軍需款項等詳細做帳上報，在戶部匯總，經戶部核實數字後，這帳才算完成。因為帳目繁多且瑣碎，隻要有一筆數字寫錯，或與總帳不合，戶部就會把帳冊駁回重做，使得地方官們受苦連連。因為從各地往返京城，少說也要個把月，多的達數月，這對於那些地處偏遠的府、州、縣來說尤其痛苦，並且戶部匯總帳目有期限規定，超過期限就要受處分。於是為了方便起見，當時各地方官府派往戶部做帳目的計吏，往往會帶上一些備用的空白帳頁，並預先蓋好地方官衙的大印。說白了，這就有些類似於今天的空白支票或空白介紹信，可以在需要的時候隨時填上數字或內容來生效使用，這就是所謂的空印。一旦帳目上出現錯誤，好及時地用空白的帳頁重做，以避免來回奔波。這樣一種作法，當時的縣、州、府、布政司各級官府會計部門都採用，已經形成了慣例，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但偏巧的是，在洪武九年一次檢查戶部錢穀帳冊的例行公事中，被朱元璋發現了這一做法。這讓一向自以為掌握天下耳目的皇帝大為惱火，再加上朱元璋自幼出身於貧寒之家，作為推翻元朝統治的領導者，對元朝地方官府的貪汙腐敗深有體會。他認定這種作法其中一定有問題，是為了作弊或貪汙。朱元璋因此大怒，立刻命令將全國各地掌印的官員以及在空白文書上署名的官吏全部逮捕，關入禦史台監獄審訊，一時之間，全國數百上千的官吏被關入大牢，而麵對天子的盛怒，朝中大臣都不敢上諫勸阻。於是這一案件不斷擴大，最終就形成了明初著名的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當然，對於皇帝的做法，在當時便有人不服。當時寧海（浙江）的布衣鄭士利，有位兄長鄭士元，官湖廣按察使僉事，也因為此案而被捕。鄭士利非常清楚空印帳的來由，因此他就給朱元璋上了奏摺，想要說明空印一事的由來，希望能用講道理的方法來證明使用空白帳頁是不可能作弊的。因為在當時，正式的官府公文一般都使用騎縫章，並且還要加蓋好幾枚印章才能有效，並不是說隻在一張紙上蓋一個印就能使用的。鄭士利認為既然使用空白印帳是由來已久的習慣，就不應該加罪。他又從明朝的法理上進行辯解說，國家一直以來是先有法律明告天下百姓，然後才會對犯法的人判罪，但是從開國以來卻從未就空印一事頒布法律，因此怎麽能判罪呢？並且一旦隨便誅殺眾官吏，如何能夠服眾。在封建君主專製時代，這種指責皇帝的作法，結果隻是更加觸怒了朱元璋。他下令將鄭士利逮捕，並嚴加審訊，要找出幕後指使，並將鄭氏兄弟押解到今江蘇江浦服勞役。
經此一番，最終整個“空印案”的最後判決是：凡地方主印官全部處決，佐吏以下杖一百，然後充軍戍邊，全國範圍內因此而處死的官員多達成千上萬。但這一判決結果並未能解決官吏的貪汙問題，此後才過了十一年，就發生了戶部侍郎郭恆盜賣庫糧、貪汙錢鈔的大案，貪汙總額折合糧食達2400餘萬石，受牽連的官員逾萬，全部處死，甚至連民間鄉村百姓之家也受到波及，一時全國上下人心惶惶。
從“空印案”形成的全過程和結果來說，事實上大多數都是冤獄，如此擴大化的審理獄案，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據有人估計，“空印案”與郭恆貪汙案合在一起，共處死並連坐了將近七、八萬人之多。還有人說，從“民中人之家有大抵皆破”的記載來看，這分明是朱元璋斂財的一種手段。不管這是否是有計劃的手段，如此的審理案件，反映了人治時代律法的專製與殘暴。
對於明初文字獄的原因，有人認為上麵的分析是淺層次的。一些早期的學者指出，明初文字獄的出現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引起的，是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文人對新興皇朝臣屬關係的鬥爭。隻是朱元璋用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歷的禁忌來興文字獄，將新舊勢力的鬥爭演變為莫須有的罪名殺戮大批知識分子，這反映了他殘暴的一麵，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朱元璋是明初文字獄的始作俑者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畫像，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今天看來，朱元璋大興文字獄的真實原因，就是要藉此以樹立皇權的威信，這從一次朱元璋和大臣的對話中就可看出。在大興文字獄的時候，有很多勛臣對此感到不平，朱元璋曾對他們說過:“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治文字獄的目的就是為了約束天下的讀書人，這從朱元璋定八股、刪節《孟子》的行為中可以反映出來。文字獄的出現是封建專製統治在思想統治上走向極端的產物，阻礙了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是應該受到批判的。
辣手反貪“空印案”之謎
明朝初年，朱元璋先後興起過四次大案，除了胡惟庸、藍玉兩案，還有郭桓案及“空印案”，後兩案是因官員貪汙而興，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懲治貪汙案。對於郭桓貪汙案，因為查有實據，沒有什麽可爭議的，而“空印案”從事情緣由上來說，更接近於作弊行為。“空印案”的牽連之廣，對明初的政治活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一時間，造成士大夫們都不敢為官。那麽“空印案”究竟是怎麽回事？它有什麽值得引起爭議的地方？
在明初，按照規定，全國各地的布政司和府、州、縣每年都要派會計部門的官吏到戶部去報帳，將有關地方財政的各項收支，包括錢、糧、布帛、軍需款項等詳細做帳上報，在戶部匯總，經戶部核實數字後，這帳才算完成。因為帳目繁多且瑣碎，隻要有一筆數字寫錯，或與總帳不合，戶部就會把帳冊駁回重做，使得地方官們受苦連連。因為從各地往返京城，少說也要個把月，多的達數月，這對於那些地處偏遠的府、州、縣來說尤其痛苦，並且戶部匯總帳目有期限規定，超過期限就要受處分。於是為了方便起見，當時各地方官府派往戶部做帳目的計吏，往往會帶上一些備用的空白帳頁，並預先蓋好地方官衙的大印。說白了，這就有些類似於今天的空白支票或空白介紹信，可以在需要的時候隨時填上數字或內容來生效使用，這就是所謂的空印。一旦帳目上出現錯誤，好及時地用空白的帳頁重做，以避免來回奔波。這樣一種作法，當時的縣、州、府、布政司各級官府會計部門都採用，已經形成了慣例，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但偏巧的是，在洪武九年一次檢查戶部錢穀帳冊的例行公事中，被朱元璋發現了這一做法。這讓一向自以為掌握天下耳目的皇帝大為惱火，再加上朱元璋自幼出身於貧寒之家，作為推翻元朝統治的領導者，對元朝地方官府的貪汙腐敗深有體會。他認定這種作法其中一定有問題，是為了作弊或貪汙。朱元璋因此大怒，立刻命令將全國各地掌印的官員以及在空白文書上署名的官吏全部逮捕，關入禦史台監獄審訊，一時之間，全國數百上千的官吏被關入大牢，而麵對天子的盛怒，朝中大臣都不敢上諫勸阻。於是這一案件不斷擴大，最終就形成了明初著名的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當然，對於皇帝的做法，在當時便有人不服。當時寧海（浙江）的布衣鄭士利，有位兄長鄭士元，官湖廣按察使僉事，也因為此案而被捕。鄭士利非常清楚空印帳的來由，因此他就給朱元璋上了奏摺，想要說明空印一事的由來，希望能用講道理的方法來證明使用空白帳頁是不可能作弊的。因為在當時，正式的官府公文一般都使用騎縫章，並且還要加蓋好幾枚印章才能有效，並不是說隻在一張紙上蓋一個印就能使用的。鄭士利認為既然使用空白印帳是由來已久的習慣，就不應該加罪。他又從明朝的法理上進行辯解說，國家一直以來是先有法律明告天下百姓，然後才會對犯法的人判罪，但是從開國以來卻從未就空印一事頒布法律，因此怎麽能判罪呢？並且一旦隨便誅殺眾官吏，如何能夠服眾。在封建君主專製時代，這種指責皇帝的作法，結果隻是更加觸怒了朱元璋。他下令將鄭士利逮捕，並嚴加審訊，要找出幕後指使，並將鄭氏兄弟押解到今江蘇江浦服勞役。
經此一番，最終整個“空印案”的最後判決是：凡地方主印官全部處決，佐吏以下杖一百，然後充軍戍邊，全國範圍內因此而處死的官員多達成千上萬。但這一判決結果並未能解決官吏的貪汙問題，此後才過了十一年，就發生了戶部侍郎郭恆盜賣庫糧、貪汙錢鈔的大案，貪汙總額折合糧食達2400餘萬石，受牽連的官員逾萬，全部處死，甚至連民間鄉村百姓之家也受到波及，一時全國上下人心惶惶。
從“空印案”形成的全過程和結果來說，事實上大多數都是冤獄，如此擴大化的審理獄案，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據有人估計，“空印案”與郭恆貪汙案合在一起，共處死並連坐了將近七、八萬人之多。還有人說，從“民中人之家有大抵皆破”的記載來看，這分明是朱元璋斂財的一種手段。不管這是否是有計劃的手段，如此的審理案件，反映了人治時代律法的專製與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