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文字獄的發生，從時間上來說，開始於洪武十七年，一直延續到洪武二十九年，前後長達十三年之久。終洪武一朝，直接因文字而起的重大案例，不下二十餘件，因為文字獄遭到冤殺和株連的人不計其數。
說到明初文字獄形成的具體原因，不能不提到朱元璋的出身，許多學者認為這是他大興文字獄的心理根源。因為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出身貧寒的皇帝，他幼年家庭非常困難，個人經歷非常坎坷，當過和尚，也做過盜匪(因為朱元璋參加過元末紅巾軍起義，這些農民起義者被當時的元朝統治階級視為盜匪)，屬於社會最底層的貧民階層。這些經歷，使得朱元璋自幼就對當時處於社會上層、掌握文化知識的文人儒士有著很不好的印象，生怕受到他們的歧視，養成了猜忌懷疑的自卑心態。
當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統治而奪天下的時候，他離不開這些文人儒士的支持，也還能夠以比較平和的心態去對待這些知識分子，但是一旦當上皇帝以後不久，朱元璋就開始表露出他對這些人的不滿，並用非常殘酷的手段去對待那些觸怒他的文人儒士。明初的國子學祭酒許存仁，為朱元璋爭奪天下曾立下了很大的功勞，但是就因為在討論朱元璋稱帝時，他提出要告老返鄉，被朱元璋視為忤旨而藉故逮捕，後來死於獄中。還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當新的王朝建立起來以後，朱元璋下詔天下招讀書人出來當官為其所用，他們卻斷指立誓永不當官，這就大大惹怒了朱元璋，於是下令裊沒其全家，以為他人儆，藉以恐嚇天下的讀書人。在朱元璋統治時期，言者有罪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的人僅僅因為向朱元璋直言進諫而觸怒了他，便招致殺身之禍。洪武九年就發生了這樣的一起事件。當時天象發生異變，古人稱為“星變”，這就要求有人來解釋這一天文異象，為此，朱元璋下詔要求眾大臣進行解釋。山西平遙縣的訓導葉伯巨，就向皇帝上了長篇大論，認為這是由於朱元璋親政以來的措施不當引致的。他說是三個原因導致了天象的異變，第一是由於皇帝在開國後分封諸子太過侈奢，第二是由於朱元璋用刑太過頻繁，第三是由於希望治理好天下的心態太急切。應該說，葉伯巨對朱元璋的進諫是大臣對封建帝王的有參考價值的提醒，但卻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懷疑這是有意離間他的骨肉親情，當時就要用弓箭將葉伯巨射死，在丞相的勸阻下才作罷，但最終葉伯巨未能逃過一劫，慘死於獄中。
文字獄形成的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因為被懷疑影射朱元璋的出身寒微而惹禍的，這實際上是“莫須有”的罪名。前麵曾提到，朱元璋少年時當過和尚，做過盜匪，這段經歷使他當上皇帝以後十分忌諱別人提起此事，對於像“光”、“禿”、“生(僧)”、“取法(去發)”、“則(賊)”等字或諧音的字非常敏感，因為“光”、“禿”、“生(僧)”、“取法(去發)”都被視為罵他做過和尚，“則”則視為罵他做過賊。不過，古時的讀書人寫文章偏偏喜歡用文雅的文言文去曲折地表述直白的語句，不知不覺中就正好觸犯了朱元璋的忌諱。《二十二史剳(音zha)記》中記錄了很多這方麵的例子。如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給朱元璋上《賀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的句子，被殺；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作的《謝增棒表》有“作則垂憲”一句，被處死；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至表》有“聖德作則”句，被殺；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有“睿性生知”的字樣而被誅。其他犯忌的詞句還有“垂子孫作則”、“儀則天下”、“建中作則”、“取法象魏”、“拜望青門”(青門指僧院)、“體幹法坤(發髡),藻飾(早失)太平”、“遙瞻帝扉(帝非)”、“式(失)君父子以班爵祿”、“永紹億年，天下有道(盜)”等等。朱元璋對用字的避諱也很在乎，如不允許用“元”字，“洪武元年”改成“洪武原年”；洪武三年下令禁止百姓取名時用天、國、君、臣、聖、神等字，舉不勝舉。
有些文人僅僅因為作詩而無意間獲罪於朱元璋。如明初的著名詩人高啟，他在《宮女圖詩》中寫道:“女奴撫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朱元璋看到，認為是諷刺自己，就藉口高啟替蘇州知府魏觀作《上樑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將他腰斬於市。另有一個官員叫陳養浩，因作“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詩句，被朱元璋視為動搖軍心，也被溺死。甚至有兗州知州盧熊，發現官方公文中老把“兗”字誤印成“袞”字，於是上書朱元璋，請求更正。朱元璋看了奏章，很不高興，認為“秀才無理，便道我‘滾’哩”，將“袞”視為“滾”。不久，便以結黨的罪名殺了盧熊。
更為無稽的是，就連死了上千年的“亞聖”孟子也難逃朱元璋的文字之獄。有一次朱元璋讀到“民貴”、“君輕”句時，認為這是大不敬，就命人將孟子的神位扔出孔廟，要讓他在死後也得不到赦免。又命人將《孟子》一書進行修訂，刪節了三分之一，這樣才能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本。後來，由於掌管觀天的人說天上的文曲星暗了，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才又不得不將孟子牌位重新送回孔廟。
說到明初文字獄形成的具體原因，不能不提到朱元璋的出身，許多學者認為這是他大興文字獄的心理根源。因為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出身貧寒的皇帝，他幼年家庭非常困難，個人經歷非常坎坷，當過和尚，也做過盜匪(因為朱元璋參加過元末紅巾軍起義，這些農民起義者被當時的元朝統治階級視為盜匪)，屬於社會最底層的貧民階層。這些經歷，使得朱元璋自幼就對當時處於社會上層、掌握文化知識的文人儒士有著很不好的印象，生怕受到他們的歧視，養成了猜忌懷疑的自卑心態。
當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統治而奪天下的時候，他離不開這些文人儒士的支持，也還能夠以比較平和的心態去對待這些知識分子，但是一旦當上皇帝以後不久，朱元璋就開始表露出他對這些人的不滿，並用非常殘酷的手段去對待那些觸怒他的文人儒士。明初的國子學祭酒許存仁，為朱元璋爭奪天下曾立下了很大的功勞，但是就因為在討論朱元璋稱帝時，他提出要告老返鄉，被朱元璋視為忤旨而藉故逮捕，後來死於獄中。還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當新的王朝建立起來以後，朱元璋下詔天下招讀書人出來當官為其所用，他們卻斷指立誓永不當官，這就大大惹怒了朱元璋，於是下令裊沒其全家，以為他人儆，藉以恐嚇天下的讀書人。在朱元璋統治時期，言者有罪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的人僅僅因為向朱元璋直言進諫而觸怒了他，便招致殺身之禍。洪武九年就發生了這樣的一起事件。當時天象發生異變，古人稱為“星變”，這就要求有人來解釋這一天文異象，為此，朱元璋下詔要求眾大臣進行解釋。山西平遙縣的訓導葉伯巨，就向皇帝上了長篇大論，認為這是由於朱元璋親政以來的措施不當引致的。他說是三個原因導致了天象的異變，第一是由於皇帝在開國後分封諸子太過侈奢，第二是由於朱元璋用刑太過頻繁，第三是由於希望治理好天下的心態太急切。應該說，葉伯巨對朱元璋的進諫是大臣對封建帝王的有參考價值的提醒，但卻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懷疑這是有意離間他的骨肉親情，當時就要用弓箭將葉伯巨射死，在丞相的勸阻下才作罷，但最終葉伯巨未能逃過一劫，慘死於獄中。
文字獄形成的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因為被懷疑影射朱元璋的出身寒微而惹禍的，這實際上是“莫須有”的罪名。前麵曾提到，朱元璋少年時當過和尚，做過盜匪，這段經歷使他當上皇帝以後十分忌諱別人提起此事，對於像“光”、“禿”、“生(僧)”、“取法(去發)”、“則(賊)”等字或諧音的字非常敏感，因為“光”、“禿”、“生(僧)”、“取法(去發)”都被視為罵他做過和尚，“則”則視為罵他做過賊。不過，古時的讀書人寫文章偏偏喜歡用文雅的文言文去曲折地表述直白的語句，不知不覺中就正好觸犯了朱元璋的忌諱。《二十二史剳(音zha)記》中記錄了很多這方麵的例子。如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給朱元璋上《賀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的句子，被殺；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作的《謝增棒表》有“作則垂憲”一句，被處死；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至表》有“聖德作則”句，被殺；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有“睿性生知”的字樣而被誅。其他犯忌的詞句還有“垂子孫作則”、“儀則天下”、“建中作則”、“取法象魏”、“拜望青門”(青門指僧院)、“體幹法坤(發髡),藻飾(早失)太平”、“遙瞻帝扉(帝非)”、“式(失)君父子以班爵祿”、“永紹億年，天下有道(盜)”等等。朱元璋對用字的避諱也很在乎，如不允許用“元”字，“洪武元年”改成“洪武原年”；洪武三年下令禁止百姓取名時用天、國、君、臣、聖、神等字，舉不勝舉。
有些文人僅僅因為作詩而無意間獲罪於朱元璋。如明初的著名詩人高啟，他在《宮女圖詩》中寫道:“女奴撫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朱元璋看到，認為是諷刺自己，就藉口高啟替蘇州知府魏觀作《上樑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將他腰斬於市。另有一個官員叫陳養浩，因作“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詩句，被朱元璋視為動搖軍心，也被溺死。甚至有兗州知州盧熊，發現官方公文中老把“兗”字誤印成“袞”字，於是上書朱元璋，請求更正。朱元璋看了奏章，很不高興，認為“秀才無理，便道我‘滾’哩”，將“袞”視為“滾”。不久，便以結黨的罪名殺了盧熊。
更為無稽的是，就連死了上千年的“亞聖”孟子也難逃朱元璋的文字之獄。有一次朱元璋讀到“民貴”、“君輕”句時，認為這是大不敬，就命人將孟子的神位扔出孔廟，要讓他在死後也得不到赦免。又命人將《孟子》一書進行修訂，刪節了三分之一，這樣才能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本。後來，由於掌管觀天的人說天上的文曲星暗了，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才又不得不將孟子牌位重新送回孔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