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他的這些十八般“看家本領”在會戰麵臨生死存亡的節骨眼上現出威力和實效了：
“我聽說還有個隊上一群退伍兵圍攻黨委書記？”雷霆之後，餘秋裏叼著煙，兩眼盯著張文彬問。
“有。但後來平息了。”張文彬說。
“哦？你說說怎麽回事？”
於是張文彬從頭道來：這幾年新來的三萬多名退伍兵，他們從部隊下來之前都以為上石油戰線來是到了現代化企業，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沒想到一下火車看到的是一片荒涼的大草原，連房子都要自己搭，許多同誌的思想就開始波動。有人對我反映過，說在離開部隊時，首長們在動員時這麽對他們說，你們去參加石油會戰，到哈爾濱地區——我們為了保密需要對外也是一直這樣說的。退伍兵們就覺得有種受欺騙的感覺。這不，來了一年多的日子裏，幹的活比打仗還累，有人說上甘嶺戰役苦，可也就苦幾十天，這兒可好，沒個盡頭了。工程指揮部四中隊183名職工中，大部分是退伍兵，也有轉業軍官。其中有83人思想不穩定，18人堅決申請退職，還有20人在猶豫觀望。有個退伍兵三個月中，家裏來了42封信和電報，催他回老家，說寧可種地當農民，也不當這石油工人了。有的退伍兵家屬來信，說再不退辭職工身份就離婚。對象吹的更多了。在這種情況下，退伍兵中跑的也就多了。剛才說的一群退伍兵圍攻黨委書記的事發生在油建指揮部供應中隊。有幾十個退伍兵前些日子圍住黨委書記，先讓他看滿屋子他們貼的大字報和打油詩，寫得都是淒悽慘慘的。他們隨後一連向黨委書記問了四五十個為什麽？黨委書記後來說話了，問你們是不是今天讓我來回答問題的呀？退伍兵們便說是啊，你回答我們在這兒這麽苦怎麽辦？那黨委書記就說，我也是從部隊裏轉業到石油戰線來的，過去我們在西北地區工作也不比這兒強多少。黨號召我們脫下軍裝到石油戰線來，就是因為我們國家一窮二白，人民吃不飽飯，穿不暖衣服，帝國主義和北邊的赫魯雪夫還欺負我們，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一直夢想著反攻大陸。我們眼下不這麽艱苦幹不行呀！退伍兵中有人嚷著，說你說話當然輕鬆，因為你是首長，你哪曉得我們當工人的苦處？黨委書記就說，我怎麽不知道你們的苦處？我是首長，可我也整天跟大夥兒一樣沒日沒夜地在工作。不信我們試試誰的手腕勁大。退伍兵中挑出一個力氣最大的跟那黨委書記比賽了，結果書記贏了，退伍兵們隻好服輸。但思想上仍有疙瘩。那黨委書記就說，我過去跟你們一樣當工人。而且一當就是七八年，後來才當了幹部。這書記開始跟退伍兵們講自己的身世，講在舊社會自己如何如何地被地主壓迫，解放後在石油戰線如何如何地被領導和隊伍看重，如何如何地揚眉吐氣。講得退伍兵們直掉眼淚，當場就有幾個原先想退職的人說一定要珍惜人民當家做主的好時代，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
“這個黨委書記有覺悟。”這回餘秋裏的臉上露出了笑意——這是他此次鬆遼之行第一次露出笑容。“老康，文彬同誌，我看應該在我們的會戰隊伍裏進行憶苦思甜教育，讓職工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想明白了今天我們在這兒吃苦是為了什麽？”
“我贊同。這比多打少打幾口井要重要得多。”康世恩這兩三年跟著餘秋裏，已經學到了很多政治工作方麵的經驗。
張文彬自然更不用說了，在石油師之前他便是軍隊的師政治委員，政工一套最熟悉。“好，過去部隊越在最困難的時候，進行憶苦思甜教育就能激發大家的革命鬥誌和革命熱情。我建議立即請會戰指揮部政治部起草一份‘開展憶苦思甜教育的決定’。”
吳星峰馬上接過話：“明天我們就把文件寫出來，餘部長過目後馬上發出去。”
餘秋裏點點頭，說：“教育肯定是要搞的。眼下大家餓肚子是最根本的現實問題。所以我們作為領導會戰的決策者，還要更多地從解決目前隊伍的困境著手想出路。這是頭等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以說是頭等的政治任務。”
康世恩和張文彬等將目光隨餘秋裏走動的身體而移動著，並開動起腦子。
“現在是天上飛的沒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遊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唯一還能解決些問題的就是挖野菜了。這北大荒畢竟還是個大草原，我看我們靠誰現在都不行，隻能靠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盤上想法子！挖野菜，像當年我們在長征過雪山草地時那樣。我不信會絕命我千軍萬馬於這荒原之上！不是聽說有單位的同誌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嗎？這能吃幾天？我看這就是出路！”
康世恩說得更具體：“眼下最現實的度荒辦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野菜，當命令執行。同時，到外地去捕魚，采鬆子。每天實行‘兩稀一幹’：早、晚吃稀飯、野菜湯，中午吃一頓野菜加糧食做的菜糰子。”這話從一個石油專家和會戰總指揮嘴裏說出來，讓人感到心酸和嚴峻。
捕魚的人後來最遠的到過最北端的黑龍江，采鬆子的到過大興安嶺。至於挖野菜的嘛，那麽大的鬆遼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他地方肯定也不會有了。
“我聽說還有個隊上一群退伍兵圍攻黨委書記？”雷霆之後，餘秋裏叼著煙，兩眼盯著張文彬問。
“有。但後來平息了。”張文彬說。
“哦？你說說怎麽回事？”
於是張文彬從頭道來：這幾年新來的三萬多名退伍兵，他們從部隊下來之前都以為上石油戰線來是到了現代化企業，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沒想到一下火車看到的是一片荒涼的大草原，連房子都要自己搭，許多同誌的思想就開始波動。有人對我反映過，說在離開部隊時，首長們在動員時這麽對他們說，你們去參加石油會戰，到哈爾濱地區——我們為了保密需要對外也是一直這樣說的。退伍兵們就覺得有種受欺騙的感覺。這不，來了一年多的日子裏，幹的活比打仗還累，有人說上甘嶺戰役苦，可也就苦幾十天，這兒可好，沒個盡頭了。工程指揮部四中隊183名職工中，大部分是退伍兵，也有轉業軍官。其中有83人思想不穩定，18人堅決申請退職，還有20人在猶豫觀望。有個退伍兵三個月中，家裏來了42封信和電報，催他回老家，說寧可種地當農民，也不當這石油工人了。有的退伍兵家屬來信，說再不退辭職工身份就離婚。對象吹的更多了。在這種情況下，退伍兵中跑的也就多了。剛才說的一群退伍兵圍攻黨委書記的事發生在油建指揮部供應中隊。有幾十個退伍兵前些日子圍住黨委書記，先讓他看滿屋子他們貼的大字報和打油詩，寫得都是淒悽慘慘的。他們隨後一連向黨委書記問了四五十個為什麽？黨委書記後來說話了，問你們是不是今天讓我來回答問題的呀？退伍兵們便說是啊，你回答我們在這兒這麽苦怎麽辦？那黨委書記就說，我也是從部隊裏轉業到石油戰線來的，過去我們在西北地區工作也不比這兒強多少。黨號召我們脫下軍裝到石油戰線來，就是因為我們國家一窮二白，人民吃不飽飯，穿不暖衣服，帝國主義和北邊的赫魯雪夫還欺負我們，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一直夢想著反攻大陸。我們眼下不這麽艱苦幹不行呀！退伍兵中有人嚷著，說你說話當然輕鬆，因為你是首長，你哪曉得我們當工人的苦處？黨委書記就說，我怎麽不知道你們的苦處？我是首長，可我也整天跟大夥兒一樣沒日沒夜地在工作。不信我們試試誰的手腕勁大。退伍兵中挑出一個力氣最大的跟那黨委書記比賽了，結果書記贏了，退伍兵們隻好服輸。但思想上仍有疙瘩。那黨委書記就說，我過去跟你們一樣當工人。而且一當就是七八年，後來才當了幹部。這書記開始跟退伍兵們講自己的身世，講在舊社會自己如何如何地被地主壓迫，解放後在石油戰線如何如何地被領導和隊伍看重，如何如何地揚眉吐氣。講得退伍兵們直掉眼淚，當場就有幾個原先想退職的人說一定要珍惜人民當家做主的好時代，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
“這個黨委書記有覺悟。”這回餘秋裏的臉上露出了笑意——這是他此次鬆遼之行第一次露出笑容。“老康，文彬同誌，我看應該在我們的會戰隊伍裏進行憶苦思甜教育，讓職工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想明白了今天我們在這兒吃苦是為了什麽？”
“我贊同。這比多打少打幾口井要重要得多。”康世恩這兩三年跟著餘秋裏，已經學到了很多政治工作方麵的經驗。
張文彬自然更不用說了，在石油師之前他便是軍隊的師政治委員，政工一套最熟悉。“好，過去部隊越在最困難的時候，進行憶苦思甜教育就能激發大家的革命鬥誌和革命熱情。我建議立即請會戰指揮部政治部起草一份‘開展憶苦思甜教育的決定’。”
吳星峰馬上接過話：“明天我們就把文件寫出來，餘部長過目後馬上發出去。”
餘秋裏點點頭，說：“教育肯定是要搞的。眼下大家餓肚子是最根本的現實問題。所以我們作為領導會戰的決策者，還要更多地從解決目前隊伍的困境著手想出路。這是頭等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以說是頭等的政治任務。”
康世恩和張文彬等將目光隨餘秋裏走動的身體而移動著，並開動起腦子。
“現在是天上飛的沒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遊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唯一還能解決些問題的就是挖野菜了。這北大荒畢竟還是個大草原，我看我們靠誰現在都不行，隻能靠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盤上想法子！挖野菜，像當年我們在長征過雪山草地時那樣。我不信會絕命我千軍萬馬於這荒原之上！不是聽說有單位的同誌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嗎？這能吃幾天？我看這就是出路！”
康世恩說得更具體：“眼下最現實的度荒辦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野菜，當命令執行。同時，到外地去捕魚，采鬆子。每天實行‘兩稀一幹’：早、晚吃稀飯、野菜湯，中午吃一頓野菜加糧食做的菜糰子。”這話從一個石油專家和會戰總指揮嘴裏說出來，讓人感到心酸和嚴峻。
捕魚的人後來最遠的到過最北端的黑龍江，采鬆子的到過大興安嶺。至於挖野菜的嘛，那麽大的鬆遼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他地方肯定也不會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