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德加·愛倫·坡的時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這將近七十年的時間裏，美國、英國和法國，都偶爾閃現過一些本格偵探小說的作品。
這個時代的代表性著作，便是後來家喻戶曉的，諸如《巴斯克維爾獵犬》等——一批以歇洛克·福爾摩斯為偵探主角的阿瑟·柯南·道爾係列作品。可是一戰之前，英、美兩國都沒有出現過數十名專業本格偵探小說作家，同時進行創作活動的現象。即便是阿瑟·柯南·道爾，其主業也是歷史小說的創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英美等國才真正將本格偵探小說，作為一個獨立的流派進行區分。
本格偵探小說這一特殊的流派，誕生於一戰所造成的文明史衝擊中。在一戰期間，機關槍、長距離大炮、毒氣瓦斯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陸續投入戰場，延續四年的戰爭，讓七百餘萬人失去了生命。德國東西國界線上的戰壕，被支離破碎的屍體，掩埋成一座屍山。這場慘劇，動搖了十九世紀稱霸世界的歐洲文明的根本。當時一度暢銷的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正是對這段歷史最完美的闡釋。歐洲的衰亡，同時還意味著作為近代文明之主體的“人”，這一概念的死去。
在此之前，歐洲一直致力於培養“自由平等的、精神深處擁有無限潛力的、充滿個性的人”，而這個人類的概念，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作用下，被掩埋在戰場的、無姓名、無意義的大量屍體給摧毀了。
就這樣，以阿加莎·克裏斯蒂為代表，從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一輩人群中，出現了許多本格偵探小說的新寫手。或許有人會認為，那場死傷不可計數的戰爭，已經摧毀了當時大眾的精神，使之一蹶不振，而這種以殺人為娛樂的故事，正好迎合了大眾病態的嗜好。因此，本格偵探小說才會在一戰後大範圍流行。可是，這種理解卻是膚淺的。或許“人性”已然被戰爭摧毀，而本格偵探小說的出現，則正是為了這一概念的救贖，這種意誌從一開始，便深深鐫刻在本格偵探小說的靈魂深處。
人類初次體驗的大規模殺戮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其後殘留下來的大量屍體，都使得埃德加·愛倫·坡所發明的偵探小說這一形式，帶著二十世紀的特徵，被加以極端化。二十世紀的戰爭，讓人們體驗到了何為大量死亡。為此，人們急需將那些已然成為過去的、有尊嚴、有個性的“人”的死，變成虛構故事加以復活。
與那些被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而變得支離破碎的戰場的死者相比，本格偵探小說裏的死者，被飾以了雙重的光環，從某種意義上說，變成了擁有特權的死者。第一重光環，便是犯人製定的、精緻而詳盡的犯罪計劃;第二重光環，則是偵探為破解犯罪計劃，所進行的精緻而詳盡的推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美讀者，之所以如此熱衷於本格偵探小說，恐怕就是為了拚盡渾身解數，同二十世紀無名之死的陰影相抗衡吧。哪怕這種抗衡，僅止於虛構的故事而已。
日本的本格偵探小說第一波高潮中，其代表作家便是江戶川亂步〈以埃德加·愛倫·坡的日語發音為諧音的筆名》。江戶川亂步在創作初期，曾發表過不少邏輯推理路線的短篇小說，但其創作風格，後來逐漸轉向冒險和奇異幻想的領域。
發表了眾多偵探小說翻譯作品，同時也熱心培育日本作家的《新青年》雜誌總編輯，後來轉行，成為專業作家的橫溝正史，也曾以創作英、美的邏輯推理小說，亦即“本格偵探小說”為目標，但始終無法寫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由此從中看到了某種局限性。如此一來，“第一波高潮”的時代，最終隻能以英美豳譯小說為中心，雖說期間也出現了亂步的《陰獸》和橫溝正史的《珍珠郎》等優秀的作品，但日本作家所創作的本格偵探小說，還是成果寥寥。
針對這一現象，最為普遍的解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日本社會，尚殘存著大量半近代、半封建的因素。美國偵探小說史家霍華德·海格拉夫曾經進行過如下論述：在不存在現代化司法製度的國家，不可能出現本格偵探小說的流行。因為那樣的社會，警方帶有偏見的調查，和對疑犯的嚴刑拷問，占據了主流，相反，客觀的證據收集，與經過合理推斷、指證犯人，這些本格偵探小說必備的要素，都變得毫無意義了。
日本以1867年的改革(即明治維新)為契機，與封建社會訣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之前，這個國家一直都處於以天皇為絕對權力的專製主義狀態，其民主和自由，都是不充分的。到1930年前後，侵華戰爭即將爆發之時，天皇國家的強權主義，更加暴露無遺，市民的自由被徹底壓抑。當時擔任日本共產黨幹部的作家小林多喜二1先生，在被警方逮捕後，因遭到嚴刑拷打而慘死獄中，這一鎮壓事件，充分說明那個時期的日本，根本不具備現代化的司法製度。再舉個例子，侵華戰爭初始，日本政府曾模仿納粹德國和義大利，以“擾亂治安”和“不合時局”為理由，禁止了偵探小說的出版。
1小林多喜二(1903-1933)，別名鄉利基、堀英之助、伊東繼，日本著名作家，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小林多喜二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最傑出的無產階級作家，1928-1929年，積極參加日本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學運動，思想上產生了飛躍，寫出了第一部 長篇小說《防雪林》(1928)、報告文學《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中篇小說《蟹工船》(1929)和《在外地主》(1929)等作品。1930年加入日本共產黨。以後，又寫了《沼尾村》(1932)、《為黨生活的人》(1933)等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表現了日本的工農運動和日本人民反侵略戰爭的鬥爭，塑造了一批革命者形象。小林多喜二與中國進步文學界有較多交往，對中國現代文學有一定影響。
這個時代的代表性著作，便是後來家喻戶曉的，諸如《巴斯克維爾獵犬》等——一批以歇洛克·福爾摩斯為偵探主角的阿瑟·柯南·道爾係列作品。可是一戰之前，英、美兩國都沒有出現過數十名專業本格偵探小說作家，同時進行創作活動的現象。即便是阿瑟·柯南·道爾，其主業也是歷史小說的創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英美等國才真正將本格偵探小說，作為一個獨立的流派進行區分。
本格偵探小說這一特殊的流派，誕生於一戰所造成的文明史衝擊中。在一戰期間，機關槍、長距離大炮、毒氣瓦斯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陸續投入戰場，延續四年的戰爭，讓七百餘萬人失去了生命。德國東西國界線上的戰壕，被支離破碎的屍體，掩埋成一座屍山。這場慘劇，動搖了十九世紀稱霸世界的歐洲文明的根本。當時一度暢銷的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正是對這段歷史最完美的闡釋。歐洲的衰亡，同時還意味著作為近代文明之主體的“人”，這一概念的死去。
在此之前，歐洲一直致力於培養“自由平等的、精神深處擁有無限潛力的、充滿個性的人”，而這個人類的概念，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作用下，被掩埋在戰場的、無姓名、無意義的大量屍體給摧毀了。
就這樣，以阿加莎·克裏斯蒂為代表，從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一輩人群中，出現了許多本格偵探小說的新寫手。或許有人會認為，那場死傷不可計數的戰爭，已經摧毀了當時大眾的精神，使之一蹶不振，而這種以殺人為娛樂的故事，正好迎合了大眾病態的嗜好。因此，本格偵探小說才會在一戰後大範圍流行。可是，這種理解卻是膚淺的。或許“人性”已然被戰爭摧毀，而本格偵探小說的出現，則正是為了這一概念的救贖，這種意誌從一開始，便深深鐫刻在本格偵探小說的靈魂深處。
人類初次體驗的大規模殺戮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其後殘留下來的大量屍體，都使得埃德加·愛倫·坡所發明的偵探小說這一形式，帶著二十世紀的特徵，被加以極端化。二十世紀的戰爭，讓人們體驗到了何為大量死亡。為此，人們急需將那些已然成為過去的、有尊嚴、有個性的“人”的死，變成虛構故事加以復活。
與那些被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而變得支離破碎的戰場的死者相比，本格偵探小說裏的死者，被飾以了雙重的光環，從某種意義上說，變成了擁有特權的死者。第一重光環，便是犯人製定的、精緻而詳盡的犯罪計劃;第二重光環，則是偵探為破解犯罪計劃，所進行的精緻而詳盡的推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美讀者，之所以如此熱衷於本格偵探小說，恐怕就是為了拚盡渾身解數，同二十世紀無名之死的陰影相抗衡吧。哪怕這種抗衡，僅止於虛構的故事而已。
日本的本格偵探小說第一波高潮中，其代表作家便是江戶川亂步〈以埃德加·愛倫·坡的日語發音為諧音的筆名》。江戶川亂步在創作初期，曾發表過不少邏輯推理路線的短篇小說，但其創作風格，後來逐漸轉向冒險和奇異幻想的領域。
發表了眾多偵探小說翻譯作品，同時也熱心培育日本作家的《新青年》雜誌總編輯，後來轉行，成為專業作家的橫溝正史，也曾以創作英、美的邏輯推理小說，亦即“本格偵探小說”為目標，但始終無法寫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由此從中看到了某種局限性。如此一來，“第一波高潮”的時代，最終隻能以英美豳譯小說為中心，雖說期間也出現了亂步的《陰獸》和橫溝正史的《珍珠郎》等優秀的作品，但日本作家所創作的本格偵探小說，還是成果寥寥。
針對這一現象，最為普遍的解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日本社會，尚殘存著大量半近代、半封建的因素。美國偵探小說史家霍華德·海格拉夫曾經進行過如下論述：在不存在現代化司法製度的國家，不可能出現本格偵探小說的流行。因為那樣的社會，警方帶有偏見的調查，和對疑犯的嚴刑拷問，占據了主流，相反，客觀的證據收集，與經過合理推斷、指證犯人，這些本格偵探小說必備的要素，都變得毫無意義了。
日本以1867年的改革(即明治維新)為契機，與封建社會訣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之前，這個國家一直都處於以天皇為絕對權力的專製主義狀態，其民主和自由，都是不充分的。到1930年前後，侵華戰爭即將爆發之時，天皇國家的強權主義，更加暴露無遺，市民的自由被徹底壓抑。當時擔任日本共產黨幹部的作家小林多喜二1先生，在被警方逮捕後，因遭到嚴刑拷打而慘死獄中，這一鎮壓事件，充分說明那個時期的日本，根本不具備現代化的司法製度。再舉個例子，侵華戰爭初始，日本政府曾模仿納粹德國和義大利，以“擾亂治安”和“不合時局”為理由，禁止了偵探小說的出版。
1小林多喜二(1903-1933)，別名鄉利基、堀英之助、伊東繼，日本著名作家，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小林多喜二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最傑出的無產階級作家，1928-1929年，積極參加日本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學運動，思想上產生了飛躍，寫出了第一部 長篇小說《防雪林》(1928)、報告文學《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中篇小說《蟹工船》(1929)和《在外地主》(1929)等作品。1930年加入日本共產黨。以後，又寫了《沼尾村》(1932)、《為黨生活的人》(1933)等中短篇小說。這些作品表現了日本的工農運動和日本人民反侵略戰爭的鬥爭，塑造了一批革命者形象。小林多喜二與中國進步文學界有較多交往，對中國現代文學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