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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關門之後（馬修·斯卡德係列之六） 作者：[美]勞倫斯·布洛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另一邊就沒人應門了。但是我聽到裏麵有電視機的聲音，所以我死命地敲。門終於開了。一個胖得出奇、隻穿了一件內衣的人給我開了門，他一聲不吭往裏麵走去，好像知道我一定會跟上來似的。他帶我穿過幾個堆滿舊報紙和空啤酒罐的房間，來到了前廳。他坐在搖椅上，繼續看他的運動節目。他電視機的顏色已經不正常了，螢光屏上的記分表一會兒是紅色，一會兒又是綠色。
他是白人，有一頭長髮，以前大概是金色的，現在已經變成了灰色。從他那碩大的身材來看，實在很難估計他的年齡，不過我想大概是在四十到六十之間。他有好幾天沒刮鬍子了，內衣跟床單更是好幾個月沒換了。他很臭，他的公寓更臭，不過，我還是留在那裏問了他幾個問題。我剛進去的時候，見他身邊半打裝的啤酒盒裏還有三瓶，但是沒一會兒他就喝光了，接著，他光著腳又到冰箱裏去拿了半打。
他說他姓伊林，保羅·伊林。他從電視上知道克魯茲的事，覺得很難過，但並不意外。他告訴我，他一輩子都住在這裏，以前還不錯，住在這裏的人很規矩，尊重自己也尊重鄰居。但是現在壞分子搬進來了，你還有什麽好說的?
“這裏跟動物園沒兩樣，”他告訴我，“你不會相信的。”
安傑爾·赫雷拉租的房間在一幢四層樓的紅磚樓房裏，一樓有投幣式洗衣機。兩個快三十歲的年輕人在那裏鬼混，從褐色袋子裏拿出一罐罐啤酒往嘴裏倒。我問了問赫雷拉住哪裏。他們覺得我是警察，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他們不相信我，兩人都聳聳肩，不過，其中一個人告訴我到四樓去找找看。
除了你可以想到的各種氣味之外，空氣中還有一股大麻的味道。一個黑黑瘦瘦但眼睛卻極明亮的婦人站三樓入口處。她身上圍了條圍裙，手裏拿了一大捆西班牙文報紙。我問她赫雷拉住在哪裏。
“二十二號。”她指著樓上說。“可是他不在家。”她的眼睛緊盯著我，“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裏嗎?”
“知道。”
“那你就該知道他不在這裏，門也鎖上了。”
“你有鑰匙嗎?”
“你是警察嗎?”她的眼神突然變得很銳利。
“我以前是。”
她笑得很大聲，倒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你怎麽啦?被開除啦?因為所有的壞人都被關進牢裏，所以你們就沒事可做了，對不對?你想進赫雷拉的房間?來吧，我帶你進去。”
看管二十二號房的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廉價鎖。她試了三次，才找到正確的鑰匙。她打開房門，放我進去。天花板上裝了一個電燈泡，用一根線充當開關，屋裏有一組簡簡單單的床架。她走了進去，把窗簾拉開，讓些許光線透進房間。
我從窗戶望出去，又在房間裏轉了轉，打開櫃子，看看裏麵有什麽東西。櫃子上有一幅鑲了相框的照片，還有幾張快照。照片裏有兩個不同的女人，幾個孩子。有一張照片是一個男人穿著浴袍在海灘上曬太陽，背後是起伏的波浪。我拿這張照片給那女人看，她告訴我說，那個男人就是赫雷拉。我在報上看過赫雷拉，可是他在這張快照裏好像是另一個人。
她又告訴我那個女的是赫雷拉的女友，而另外一張則是赫雷拉在波多黎各的老婆和孩子。那個女人跟我保證，赫雷拉以前是個好孩子。他很有禮貌，房間也整理得很幹淨，他喝酒很節製，也不會在半夜把音響開得很大。赫雷拉非常喜歡他的孩子，從來不忘記寄錢回波多黎各。
第四大道上大概每隔一條街就會有一家教堂。我到的時候這幾家教堂都沒開門，就連我想去的聖麥可教堂也不例外。我是那種隻要碰到教堂就要進去繳稅的人，至於是什麽教堂我倒不在乎。我最常捐錢給天主教堂，理由很簡單，因為它們開門的時間最長。但是現在聖麥可教堂的大門緊鎖，就跟那些清教徒一樣難以親近。
兩條街外，在雜貨店和健身房之間，有一座圓頂的小教堂。憔悴的耶穌悲傷地被釘在十字架上。聖壇前，有兩排板凳，兩個枯槁的黑人婦女縮在一起，不動，也不說話。
我溜到裏麵，在椅子上坐了好幾分鍾。我早就把我這筆收入的十分之一準備好了。我很樂意把這一百五十塊捐給他們，我覺得這種感覺跟把錢投資到一家信譽卓著的公司一樣。但是我實在想不出不起眼的方法來達成我的心願。這裏沒有募捐箱，也沒有一個明顯的標記告訴我要把錢捐到哪裏去。我不想大張旗鼓找來執事人員，當麵把錢交給他，也不想把錢放在椅子上，免得被不相幹的人撿走。
出來的時候，我並不覺得比走進去的時候更窮。
那天下午我待在日落公園。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工作，也不知道這麽做對湯米·蒂勒裏到底有什麽好處。我在街上漫步，在酒吧裏鬼混，我不刻意找什麽人，也不想問什麽問題。
在第四大道東邊的六十街上，我發現一家黑幽幽的啤酒屋，名叫菲約德。牆上掛的都是船上的裝飾，還有一麵不大協調的明尼蘇達維京人足球隊的三角旗。不過看得出這地方的布置著實花費了一番工夫跟時間。在吧檯的一端有一台黑白電視機，聲音開得非常小。許多老頭就坐那裏，默默地喝著苦啤酒，不大說話，靜靜等待時光流逝。
他是白人，有一頭長髮，以前大概是金色的，現在已經變成了灰色。從他那碩大的身材來看，實在很難估計他的年齡，不過我想大概是在四十到六十之間。他有好幾天沒刮鬍子了，內衣跟床單更是好幾個月沒換了。他很臭，他的公寓更臭，不過，我還是留在那裏問了他幾個問題。我剛進去的時候，見他身邊半打裝的啤酒盒裏還有三瓶，但是沒一會兒他就喝光了，接著，他光著腳又到冰箱裏去拿了半打。
他說他姓伊林，保羅·伊林。他從電視上知道克魯茲的事，覺得很難過，但並不意外。他告訴我，他一輩子都住在這裏，以前還不錯，住在這裏的人很規矩，尊重自己也尊重鄰居。但是現在壞分子搬進來了，你還有什麽好說的?
“這裏跟動物園沒兩樣，”他告訴我，“你不會相信的。”
安傑爾·赫雷拉租的房間在一幢四層樓的紅磚樓房裏，一樓有投幣式洗衣機。兩個快三十歲的年輕人在那裏鬼混，從褐色袋子裏拿出一罐罐啤酒往嘴裏倒。我問了問赫雷拉住哪裏。他們覺得我是警察，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他們不相信我，兩人都聳聳肩，不過，其中一個人告訴我到四樓去找找看。
除了你可以想到的各種氣味之外，空氣中還有一股大麻的味道。一個黑黑瘦瘦但眼睛卻極明亮的婦人站三樓入口處。她身上圍了條圍裙，手裏拿了一大捆西班牙文報紙。我問她赫雷拉住在哪裏。
“二十二號。”她指著樓上說。“可是他不在家。”她的眼睛緊盯著我，“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裏嗎?”
“知道。”
“那你就該知道他不在這裏，門也鎖上了。”
“你有鑰匙嗎?”
“你是警察嗎?”她的眼神突然變得很銳利。
“我以前是。”
她笑得很大聲，倒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你怎麽啦?被開除啦?因為所有的壞人都被關進牢裏，所以你們就沒事可做了，對不對?你想進赫雷拉的房間?來吧，我帶你進去。”
看管二十二號房的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廉價鎖。她試了三次，才找到正確的鑰匙。她打開房門，放我進去。天花板上裝了一個電燈泡，用一根線充當開關，屋裏有一組簡簡單單的床架。她走了進去，把窗簾拉開，讓些許光線透進房間。
我從窗戶望出去，又在房間裏轉了轉，打開櫃子，看看裏麵有什麽東西。櫃子上有一幅鑲了相框的照片，還有幾張快照。照片裏有兩個不同的女人，幾個孩子。有一張照片是一個男人穿著浴袍在海灘上曬太陽，背後是起伏的波浪。我拿這張照片給那女人看，她告訴我說，那個男人就是赫雷拉。我在報上看過赫雷拉，可是他在這張快照裏好像是另一個人。
她又告訴我那個女的是赫雷拉的女友，而另外一張則是赫雷拉在波多黎各的老婆和孩子。那個女人跟我保證，赫雷拉以前是個好孩子。他很有禮貌，房間也整理得很幹淨，他喝酒很節製，也不會在半夜把音響開得很大。赫雷拉非常喜歡他的孩子，從來不忘記寄錢回波多黎各。
第四大道上大概每隔一條街就會有一家教堂。我到的時候這幾家教堂都沒開門，就連我想去的聖麥可教堂也不例外。我是那種隻要碰到教堂就要進去繳稅的人，至於是什麽教堂我倒不在乎。我最常捐錢給天主教堂，理由很簡單，因為它們開門的時間最長。但是現在聖麥可教堂的大門緊鎖，就跟那些清教徒一樣難以親近。
兩條街外，在雜貨店和健身房之間，有一座圓頂的小教堂。憔悴的耶穌悲傷地被釘在十字架上。聖壇前，有兩排板凳，兩個枯槁的黑人婦女縮在一起，不動，也不說話。
我溜到裏麵，在椅子上坐了好幾分鍾。我早就把我這筆收入的十分之一準備好了。我很樂意把這一百五十塊捐給他們，我覺得這種感覺跟把錢投資到一家信譽卓著的公司一樣。但是我實在想不出不起眼的方法來達成我的心願。這裏沒有募捐箱，也沒有一個明顯的標記告訴我要把錢捐到哪裏去。我不想大張旗鼓找來執事人員，當麵把錢交給他，也不想把錢放在椅子上，免得被不相幹的人撿走。
出來的時候，我並不覺得比走進去的時候更窮。
那天下午我待在日落公園。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工作，也不知道這麽做對湯米·蒂勒裏到底有什麽好處。我在街上漫步，在酒吧裏鬼混，我不刻意找什麽人，也不想問什麽問題。
在第四大道東邊的六十街上，我發現一家黑幽幽的啤酒屋，名叫菲約德。牆上掛的都是船上的裝飾，還有一麵不大協調的明尼蘇達維京人足球隊的三角旗。不過看得出這地方的布置著實花費了一番工夫跟時間。在吧檯的一端有一台黑白電視機，聲音開得非常小。許多老頭就坐那裏，默默地喝著苦啤酒，不大說話，靜靜等待時光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