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其餘時間和第二天上午的審判中，阿德雷不斷地為他的辯論找證據，首先是來自奎克巴士醫生的證詞，大部分圍繞著一個玄而未決的問題：歐克斯被火點燃時是活著，還是已經死了?他身上的水泡說明了一切。而對那個關鍵性的問題——哈利先生胃中那四盎司“又厚又粘的”黑色液體，阿德雷卻是一帶而過。
這中間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小插曲。大法官問奎克巴士醫生：“一個正常的、健康的人要是死去要用多長時間?”
醫生答道：“一個正常的、健康的人不會死，法官大人。”
一陣轟笑聲打破了法庭內的緊張氣氛，完全壓住了法官為維持秩序發出的“安靜!安靜!”的叫喊。當這個脾氣溫和的醫生以他的名譽宣誓作證時，我感到鬆了一口氣。
第二天下午，漂亮的金髮美人桃樂茜·克拉克重述了在案發當晚，弗來迪開車送她和另外一位空軍飛行員的妻子珍妮·愛斯麗回家，當時正大雨滂論。這段純潔的故事為弗來迪在陪審團和觀眾中都贏得了好感。
她們的證詞沒有引起任何波瀾。如果讓我出庭作證的話，我該站到哪個陣營上呢?我的身份在這裏是極為模糊的，用俗話說，我是腳踩兩隻船了。
克拉克夫人說她看見瑪瑞尼去點蠟燭，由於大風的緣故，數次將自己的手燒到，向大家解釋了為什麽貝克和麥爾岑會在弗來迪的身上找到燒焦的毛髮。她說完後，黑格斯問：“七月九日，在西苑，你是否看見了被告弗來迪·德·瑪瑞尼?”
“是的，我看見了。”
“是在上午十一點到下午兩點之間嗎?”
“是的，我確定。”
法庭裏的竊竊私語聲表明了這個證詞是多麽石破天驚。原告的證人曾一再確認，在七月九日，弗來迪是在下午三點半到西苑的，而現在，這位美人卻反駁了他們，那幾位警察的品行也由此受到了人們的懷疑。
在這小小的勝利之後，是幾個小時的冗長詢問，原告的證人們不斷地描繪出弗來迪的可怖意圖。
來自棕櫚灘的撒甲·威廉先生講述了哈利先生和弗來迪之間的一場爭吵。在爭吵中，弗來迪曾威脅哈利先生，要“打破他的頭”;而那個性情溫和的南方佬——懷特·福斯克特，歐克斯家族的私人律師，則描繪了歐克斯的家庭糾紛，他用那極具表現力的語言把弗來迪描繪得簡直就像一個惡魔。
作為缺席的林道普上校的代言人——警察局長潘波頓少校，提交了警方的證詞。潘波頓是個正直而呆板的老頭，舉止間流露著一股刻板。他照本宣科地講述了調查及逮捕德·瑪瑞尼的過程。他的證詞對那些瑣碎的細節一再渲染，而那關鍵性的一點，即在七月九日，弗來迪被麥爾岑叫到樓上審問的時間是幾點，卻被他完全忽略了。
穿著筆挺的卡其布製服的道格拉斯中尉同樣為原告作證了，他是個挺拔、充滿活力的蘇格蘭人。弗來迪被拘捕時，由他進行了最初的非正式看管。由於他和弗來迪是朋友，所以後者便放鬆了自我保護意識，曾有口無心地問他——難道大英法庭僅憑一些偶然的、非關鍵性的證據，而且在兇器尚未找到的情況下，就能定一個人有罪嗎?
道格拉斯還用打捲兒的舌音，在法庭上學著弗來迪的語氣，把他曾說過的話重述——“那個老傢夥就是該死。”
黑格斯把這個“難題”交給了副手卡蘭德。卡蘭德長著橢圓形的臉，英俊修長，腳步輕快。他問道格拉斯：“你知不知道被告是法國人，而法國法律同英國的不一樣?”
“我知道。”
大法官的身體往前傾了一下，也提了一個問題：“你是否知道被告來自模裏西斯?”
“我知道，法官大人。”
卡蘭德微微一笑，“被告是否問過兇器有沒有被找到?”
“他問過。”
“在這種情況下，他問這種問題不是相當正常的嗎?如果沒有兇器，可以定一個人的罪嗎?”
“這個問題不算奇怪。是的，不可以定罪，先生。”
“你是否對被告說過，‘人們對哈利先生的死大驚小怪、議論紛紛是因為他有錢。如果隻是一個可憐的雜種死在大街上，我就不會這麽辛苦了。’”
“我想不起來曾說過這話。”
“你不是總用‘雜種’這個詞嗎?”
“我從沒用過那個詞。”
卡蘭德繃緊了臉，用手指著這個壯碩的蘇格蘭人說：“道格拉斯中尉，‘雜種’這個詞是你的常用口頭語。”
“我否認。”
“我還要說，你就是那個說‘那個老傢夥就是該死’的人。”
“我反對。那是被告的話。”
“我問完了，法官大人。”卡蘭德說。
這是一次有效的質詢，可是道格拉斯是個頑固的證人，弗來迪在圍欄後顯得神情沮喪，再也不是滿不在乎的神色了。
接下來的一天又以鬧劇開場，歐克斯夫人坐在證人席裏，穿著黑絲外套，戴著黑色麵紗和黑色手套，語言輕柔，卻令人感動，讓人感到她女兒和德·瑪瑞尼的婚姻給她和她的家庭都帶來了巨大的不幸。
這中間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小插曲。大法官問奎克巴士醫生：“一個正常的、健康的人要是死去要用多長時間?”
醫生答道：“一個正常的、健康的人不會死，法官大人。”
一陣轟笑聲打破了法庭內的緊張氣氛，完全壓住了法官為維持秩序發出的“安靜!安靜!”的叫喊。當這個脾氣溫和的醫生以他的名譽宣誓作證時，我感到鬆了一口氣。
第二天下午，漂亮的金髮美人桃樂茜·克拉克重述了在案發當晚，弗來迪開車送她和另外一位空軍飛行員的妻子珍妮·愛斯麗回家，當時正大雨滂論。這段純潔的故事為弗來迪在陪審團和觀眾中都贏得了好感。
她們的證詞沒有引起任何波瀾。如果讓我出庭作證的話，我該站到哪個陣營上呢?我的身份在這裏是極為模糊的，用俗話說，我是腳踩兩隻船了。
克拉克夫人說她看見瑪瑞尼去點蠟燭，由於大風的緣故，數次將自己的手燒到，向大家解釋了為什麽貝克和麥爾岑會在弗來迪的身上找到燒焦的毛髮。她說完後，黑格斯問：“七月九日，在西苑，你是否看見了被告弗來迪·德·瑪瑞尼?”
“是的，我看見了。”
“是在上午十一點到下午兩點之間嗎?”
“是的，我確定。”
法庭裏的竊竊私語聲表明了這個證詞是多麽石破天驚。原告的證人曾一再確認，在七月九日，弗來迪是在下午三點半到西苑的，而現在，這位美人卻反駁了他們，那幾位警察的品行也由此受到了人們的懷疑。
在這小小的勝利之後，是幾個小時的冗長詢問，原告的證人們不斷地描繪出弗來迪的可怖意圖。
來自棕櫚灘的撒甲·威廉先生講述了哈利先生和弗來迪之間的一場爭吵。在爭吵中，弗來迪曾威脅哈利先生，要“打破他的頭”;而那個性情溫和的南方佬——懷特·福斯克特，歐克斯家族的私人律師，則描繪了歐克斯的家庭糾紛，他用那極具表現力的語言把弗來迪描繪得簡直就像一個惡魔。
作為缺席的林道普上校的代言人——警察局長潘波頓少校，提交了警方的證詞。潘波頓是個正直而呆板的老頭，舉止間流露著一股刻板。他照本宣科地講述了調查及逮捕德·瑪瑞尼的過程。他的證詞對那些瑣碎的細節一再渲染，而那關鍵性的一點，即在七月九日，弗來迪被麥爾岑叫到樓上審問的時間是幾點，卻被他完全忽略了。
穿著筆挺的卡其布製服的道格拉斯中尉同樣為原告作證了，他是個挺拔、充滿活力的蘇格蘭人。弗來迪被拘捕時，由他進行了最初的非正式看管。由於他和弗來迪是朋友，所以後者便放鬆了自我保護意識，曾有口無心地問他——難道大英法庭僅憑一些偶然的、非關鍵性的證據，而且在兇器尚未找到的情況下，就能定一個人有罪嗎?
道格拉斯還用打捲兒的舌音，在法庭上學著弗來迪的語氣，把他曾說過的話重述——“那個老傢夥就是該死。”
黑格斯把這個“難題”交給了副手卡蘭德。卡蘭德長著橢圓形的臉，英俊修長，腳步輕快。他問道格拉斯：“你知不知道被告是法國人，而法國法律同英國的不一樣?”
“我知道。”
大法官的身體往前傾了一下，也提了一個問題：“你是否知道被告來自模裏西斯?”
“我知道，法官大人。”
卡蘭德微微一笑，“被告是否問過兇器有沒有被找到?”
“他問過。”
“在這種情況下，他問這種問題不是相當正常的嗎?如果沒有兇器，可以定一個人的罪嗎?”
“這個問題不算奇怪。是的，不可以定罪，先生。”
“你是否對被告說過，‘人們對哈利先生的死大驚小怪、議論紛紛是因為他有錢。如果隻是一個可憐的雜種死在大街上，我就不會這麽辛苦了。’”
“我想不起來曾說過這話。”
“你不是總用‘雜種’這個詞嗎?”
“我從沒用過那個詞。”
卡蘭德繃緊了臉，用手指著這個壯碩的蘇格蘭人說：“道格拉斯中尉，‘雜種’這個詞是你的常用口頭語。”
“我否認。”
“我還要說，你就是那個說‘那個老傢夥就是該死’的人。”
“我反對。那是被告的話。”
“我問完了，法官大人。”卡蘭德說。
這是一次有效的質詢，可是道格拉斯是個頑固的證人，弗來迪在圍欄後顯得神情沮喪，再也不是滿不在乎的神色了。
接下來的一天又以鬧劇開場，歐克斯夫人坐在證人席裏，穿著黑絲外套，戴著黑色麵紗和黑色手套，語言輕柔，卻令人感動，讓人感到她女兒和德·瑪瑞尼的婚姻給她和她的家庭都帶來了巨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