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護士給他advil止痛藥，但是護士通過對講機說，在給藥之前，必須先取得上司的同意，她不想影響資料的準確度。3個小時後，頭痛藥的許可才終於下來。
在這項研究中，隻有兩個人沒有頭痛，因此使用此壯陽藥物的實際上限必須低於30毫克。現在候診室裏滿是頭痛又勃起的男人，頭痛和勃起，實在不是特別性感的組合。
我接下來還有兩個周末要回來參加試驗，但是等我走到大門出口，一位護士卻遞給我一張支票，上麵的金額變少了，她說，接下來兩周，他們不需要我了。是因為我身體提供的數據不符合他們的標準，還是因為他們希望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的官方歸檔記錄上，不會有那麽多患者表現出頭痛欲裂的症狀?總之，他們沒告訴我原因，但我還是收下了支票。該項試驗結束後，法蘭克寫了電子郵件給我，他說，如果想要收到全額款項，有時最好不要承認自己的症狀。法蘭克順利完成了試驗，獲得全額款項，南下至邁阿密，在夏末度一個月的暑假。
我不禁忖度，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依賴勃起功能障礙藥物的試驗，來賺錢維生呢?當風險有可能很小的時候，除了支票和頭痛，我還能從中獲得什麽呢?還有在市場上推出另一種威而剛仿製品，究竟有何意義呢?
離開了臨床勞工的工作後，我回到了沒保險、沒工作的世界，開始尋找其他賺錢謀生的工作。我就跟所有的實驗室小白鼠一樣，一旦身體代謝完藥物後，就盡完了職責。同時，我也開始思考要不要去印度工作，我有大學學歷，或許可以為學生開設國外課程。
結果，我發現，想在國外找工作的人，不隻有我一個人。
藥品一旦有測試準則的存在，就表示市麵上的藥物是安全無害的，並且經過了徹底的審查。可是，獲得核準的過程通常既漫長又昂貴，隨隨便便就有可能要耗資10億美元，而最終能否獲得核準，仍是未知數。
雖然像威而剛或是精英級癌症療法等大獲成功的藥物，輕鬆就能收回大筆投資金額，但是歐美地區的藥物試驗成本還是讓藥物研發公司倍感壓力。尤其在沒有囚犯作為試驗對象後的20年間，藥界對於增加的費用更是感到厭煩。
1990年代，新時代開始醞釀，大筆投資流向新興的生物技術公司以及國際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的證券，使得製藥產業成為高獲利、高風險的輪盤遊戲。有愈來愈多的生物技術公司與藥物研發公司，聘用了擁有mba學位的董事會作為領導階層，他們再也不是關心患者治療效果的科學家與臨床醫師。投機的投資者可用便宜的價格買下股票支持公司，等待大有可為的臨床試驗結果在一夜之間將公司股票的價格提高一倍，然後讓投資人賺得數百萬美元。即使在之後的規定監管階段，發現藥物最後是個沒用的廢物，錢也早就進了投資人的口袋。
這種公開招股的做法，正好就表示藥物的救命性質也需要計上盈利表現才行。也因此，血壓調節藥、高血壓、勃起功能障礙的療法便得以迅速發展，其他利潤較低的研究領域所能募到的資金也就隨之減少。
不過在20世紀90年代，仍有許多藥物試驗需要進行，那時製藥公司便發現自身的能力已無法應對及消化工作量，他們需要專業的協助，以應對其對藥物資料的需求。原本製藥公司都是在內部進行所有研究，並接受大學醫院或研究醫院的監管，但後來，有許多獨立的契約型研究機構興起，他們結合了以利潤為重的管理技能以及複雜的臨床技能。這類研究機構有能力提供產業級的臨床試驗，並擅長於大眾市場試驗。最終，科學家必須要做的事情就隻有構思概念並擬訂測試準則，接著，像是費城的premier研究集團或威斯康星州麥迪遜的科文斯公司等團隊，就會在公司外部進行預先計劃好的臨床試驗。
最開始的時候，契約型研究機構多半位於大學城裏，因為那裏有許多需要快速賺取現金的大學生會報名參加研究。唯一的問題在於，試驗的數量實在太多了，學生數卻不足。於是，契約型的研究機構便開始遷往城市的貧窮區域，這樣就可以輕鬆吸引到收入低的居民，這就像是1950年代血液產業的作為。由於這類組織所要負責的工作內容就是取得資料，因此契約型研究機構可以像其他公司那樣，尋找更便宜的勞工來源，藉以降低成本。今天，契約型研究機構遍布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邊界城鎮，吸引移民人口進入試驗設施工作。監察長辦公室指出，1990年至2001年間，在低收入地區進行的臨床試驗數量增加了16倍，並預測該數字到了2007年會再增加一倍。
最終的事實表明，監察長辦公室的預估並不準確。反之，美國境內經營的契約型研究機構數量反倒減少了，這是因為監察長並未考慮到全球化因素的關係，像是資料搜集的工作可輕鬆外包給道德標準較寬鬆、經營成本較低廉、國民人均收入較低的海外國家。荷蘭合作銀行印度金融(rabo india finance)公司在2004年所作的一份研究調查顯示，把試驗外包給印度，估計可讓藥物試驗的整體費用降低40%。到了2005年，前十二大藥物公司總計1200項臨床試驗當中，就有一半是在英國、俄羅斯、印度進行。
對於美國藥物研發公司而言，這當然是很幸運的事情，這不隻是因為在外國可節省成本，也是因為在外國從事藥物試驗，可解決美國職業小白鼠這個重大問題。因為如果藥物研發公司在患者很少接受保健醫療的區域設立實驗室，那麽差不多就能保證試驗對象未受過治療。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印度沒有能力讓國民享有醫療照護，所以有大量人口可作為先前未接受治療的自然人體，甚至還有人即使是罹患了重大疾病，都從未接受治療。到了2010年，印度更因許多民眾都未接受治療，因而享受到每年20億美元的豐碩回報。
在這項研究中，隻有兩個人沒有頭痛，因此使用此壯陽藥物的實際上限必須低於30毫克。現在候診室裏滿是頭痛又勃起的男人，頭痛和勃起，實在不是特別性感的組合。
我接下來還有兩個周末要回來參加試驗，但是等我走到大門出口，一位護士卻遞給我一張支票，上麵的金額變少了，她說，接下來兩周，他們不需要我了。是因為我身體提供的數據不符合他們的標準，還是因為他們希望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的官方歸檔記錄上，不會有那麽多患者表現出頭痛欲裂的症狀?總之，他們沒告訴我原因，但我還是收下了支票。該項試驗結束後，法蘭克寫了電子郵件給我，他說，如果想要收到全額款項，有時最好不要承認自己的症狀。法蘭克順利完成了試驗，獲得全額款項，南下至邁阿密，在夏末度一個月的暑假。
我不禁忖度，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依賴勃起功能障礙藥物的試驗，來賺錢維生呢?當風險有可能很小的時候，除了支票和頭痛，我還能從中獲得什麽呢?還有在市場上推出另一種威而剛仿製品，究竟有何意義呢?
離開了臨床勞工的工作後，我回到了沒保險、沒工作的世界，開始尋找其他賺錢謀生的工作。我就跟所有的實驗室小白鼠一樣，一旦身體代謝完藥物後，就盡完了職責。同時，我也開始思考要不要去印度工作，我有大學學歷，或許可以為學生開設國外課程。
結果，我發現，想在國外找工作的人，不隻有我一個人。
藥品一旦有測試準則的存在，就表示市麵上的藥物是安全無害的，並且經過了徹底的審查。可是，獲得核準的過程通常既漫長又昂貴，隨隨便便就有可能要耗資10億美元，而最終能否獲得核準，仍是未知數。
雖然像威而剛或是精英級癌症療法等大獲成功的藥物，輕鬆就能收回大筆投資金額，但是歐美地區的藥物試驗成本還是讓藥物研發公司倍感壓力。尤其在沒有囚犯作為試驗對象後的20年間，藥界對於增加的費用更是感到厭煩。
1990年代，新時代開始醞釀，大筆投資流向新興的生物技術公司以及國際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的證券，使得製藥產業成為高獲利、高風險的輪盤遊戲。有愈來愈多的生物技術公司與藥物研發公司，聘用了擁有mba學位的董事會作為領導階層，他們再也不是關心患者治療效果的科學家與臨床醫師。投機的投資者可用便宜的價格買下股票支持公司，等待大有可為的臨床試驗結果在一夜之間將公司股票的價格提高一倍，然後讓投資人賺得數百萬美元。即使在之後的規定監管階段，發現藥物最後是個沒用的廢物，錢也早就進了投資人的口袋。
這種公開招股的做法，正好就表示藥物的救命性質也需要計上盈利表現才行。也因此，血壓調節藥、高血壓、勃起功能障礙的療法便得以迅速發展，其他利潤較低的研究領域所能募到的資金也就隨之減少。
不過在20世紀90年代，仍有許多藥物試驗需要進行，那時製藥公司便發現自身的能力已無法應對及消化工作量，他們需要專業的協助，以應對其對藥物資料的需求。原本製藥公司都是在內部進行所有研究，並接受大學醫院或研究醫院的監管，但後來，有許多獨立的契約型研究機構興起，他們結合了以利潤為重的管理技能以及複雜的臨床技能。這類研究機構有能力提供產業級的臨床試驗，並擅長於大眾市場試驗。最終，科學家必須要做的事情就隻有構思概念並擬訂測試準則，接著，像是費城的premier研究集團或威斯康星州麥迪遜的科文斯公司等團隊，就會在公司外部進行預先計劃好的臨床試驗。
最開始的時候，契約型研究機構多半位於大學城裏，因為那裏有許多需要快速賺取現金的大學生會報名參加研究。唯一的問題在於，試驗的數量實在太多了，學生數卻不足。於是，契約型的研究機構便開始遷往城市的貧窮區域，這樣就可以輕鬆吸引到收入低的居民，這就像是1950年代血液產業的作為。由於這類組織所要負責的工作內容就是取得資料，因此契約型研究機構可以像其他公司那樣，尋找更便宜的勞工來源，藉以降低成本。今天，契約型研究機構遍布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邊界城鎮，吸引移民人口進入試驗設施工作。監察長辦公室指出，1990年至2001年間，在低收入地區進行的臨床試驗數量增加了16倍，並預測該數字到了2007年會再增加一倍。
最終的事實表明，監察長辦公室的預估並不準確。反之，美國境內經營的契約型研究機構數量反倒減少了，這是因為監察長並未考慮到全球化因素的關係，像是資料搜集的工作可輕鬆外包給道德標準較寬鬆、經營成本較低廉、國民人均收入較低的海外國家。荷蘭合作銀行印度金融(rabo india finance)公司在2004年所作的一份研究調查顯示，把試驗外包給印度，估計可讓藥物試驗的整體費用降低40%。到了2005年，前十二大藥物公司總計1200項臨床試驗當中，就有一半是在英國、俄羅斯、印度進行。
對於美國藥物研發公司而言，這當然是很幸運的事情，這不隻是因為在外國可節省成本，也是因為在外國從事藥物試驗，可解決美國職業小白鼠這個重大問題。因為如果藥物研發公司在患者很少接受保健醫療的區域設立實驗室，那麽差不多就能保證試驗對象未受過治療。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印度沒有能力讓國民享有醫療照護，所以有大量人口可作為先前未接受治療的自然人體，甚至還有人即使是罹患了重大疾病，都從未接受治療。到了2010年，印度更因許多民眾都未接受治療，因而享受到每年20億美元的豐碩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