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更令人不安的是，賽普勒斯的捐卵者大多是來自於人口相對較少的貧窮東歐地區的移民，她們急於販賣卵子，任何價格皆可接受。雖然賽普勒斯政府的統計資料並未劃分捐卵的類別，但是所有的診所都強調備有大量的東歐捐卵者，這是因為東歐人皮膚白皙，教育水平高，很容易就能推銷給西歐顧客。賽普勒斯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摩爾多瓦人、羅馬尼亞人共有3萬人，估計當中有多達四分之一的人在賣卵。
翻開俄文周報，夾在後麵幾頁的征人gg之間的，是徵求捐卵者的gg。上麵的俄文如果翻譯出來，大意就是：“需要捐卵者協助沒有孩子的家庭”，還附上電話號碼，可聯絡未署名的診所。凡是讀了gg的人，都會知道對方會付款買卵子。
這類gg在賽普勒斯的媒體上更是普遍，但與三四年前相比，現在的征卵gg似乎比較少了。有可能是因為賽普勒斯即將抵達飽和點，多數的潛在捐卵者已被招募，現在要找到新的卵子來源比較困難。為克服難關，許多診所現在轉而依賴偵查員，偵查員會主動尋找及結交有可能捐卵的婦女。
我找到了娜塔莎，她目前正在賽普勒斯知名生育診所擔任偵查員的工作，她同意跟我會麵，討論她的工作內容，但必須在書中更改她的姓名。
娜塔莎說，診所大多想找俄羅斯的捐卵者，因為西方客戶希望生出來的孩子膚色較白，這一點對診所也較有利，因為移民就業前景不佳，找俄羅斯人不僅比當地人容易，也比較便宜。恰巧娜塔莎自己也是來自俄羅斯的小村莊，15年前來到賽普勒斯。她特地描述了一名典型捐卵者的狀況：“一開始她跟賽普勒斯網友交往，當來到賽普勒斯時，還以為自己會過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兩三個月後，他們分手了，她沒工作，沒簽證，沒地方住，也沒辦法賺錢。對這裏的俄羅斯人而言，要取得合法的文件很困難，而她必須馬上賺到錢。最後，她想到自己擁有的就是健康的身體，如果幸運的話，還可以依靠相當漂亮的長相。”娜塔莎跟我說，從事偵查工作這麽多年來，從沒遇過有哪個女人是基於錢以外的理由捐卵的。她說，她說服了一位被困在賽普勒斯的女人賣卵子給診所，那女人後來在娜塔莎的沙發上睡了一個月，“她拿到錢之後，就買機票回家了”。
甚至有時候，就連醫生也要親自出馬尋求捐卵者，例如卡門·皮斯拉魯。她是羅馬尼亞人，之前的工作是在賽普勒斯與希臘的夜總會跳舞。她說，在她生下第四個意外懷上的孩子，還住在醫院等待覆原時，曾幫她安排孩童領養事宜的醫生問她願不願意賣卵。她說：“他知道我的處境悽慘，我沒錢又沒方法可以養家。”現在的她沒有穩定的工作，替人打掃房子維生，臉頰上還留著幾道明顯的白色疤痕，那是某位負心的情人用刀子攻擊她時留下的。
皮斯拉魯說，醫生出價2000美元現金，她當場回絕了。可是，那位醫師不放棄，接下來的一個月，每周都打電話給她，希望她會改變心意。不過在多次失敗後，他轉而希望她可以介紹幾位可能會答應的婦女，她把幾個名字給了他。後來，她認識的這幾位女性接受了他的出價。她說：“這裏有許多婦女賣卵子維持家計，我們全都是處於弱勢的。”
不過，受ira w. decamp計劃贊助的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彼得·辛格爾(peter singer)對於販賣卵子一事，則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他在電子郵件裏寫道：“我認為，在理論上，買賣可替換的人體部位不一定比買賣勞動力還糟糕，而我們一直都在販賣勞動力啊。例如一家公司轉向海外發展時，也會發生類似的剝削問題，可是窮人卻能靠此項交易賺錢維生。我不是在說賣卵根本沒問題，這顯然是有可能會發生問題的，因此，最好能在管製監督下公開交易，這樣總好過於黑市。”
我在撰寫本書時，賽普勒斯議會正考慮通過新法律，取締國內的卵子交易，對於公開買賣人體組織的診所，要處以新的嚴厲處罰。不過，頂尖的胚胎學家正在極力反對這項法律的通過，害怕這項法律將會讓整個醫界都受到製裁。
賽普勒斯外科醫生考道洛斯——從佩特拉診所接收瀕死捐卵者的醫生——在國內很受歡迎，就像《急診室的春天》裏喬治·克魯尼的賽普勒斯版本。男人碰見他，會在他的背上輕拍示意，女人則會親吻他的臉頰。他是個英俊的胚胎學家，也讓眾多婦女懷孕，簡直比成吉思汗還厲害。他那棟高科技的“創世紀”診所坐落於利馬索市區，此時我們倆正站在診所三樓的陽台上。我問他，新的法律對於尋找捐卵者的過程，可能會造成何種影響。他深深嘆了一口氣，點了煙，開口說：“我想要告訴你的事情，是我不能說的。”
所有的生育診所都被困在兩個對立的道德難題之間。“顯而易見，如果捐贈被描述為利他的行為的話，這就表示不應支付金錢。可是，捐贈者會基於做好事的心態，就接受為期數周的多次注射以及之後的全身麻醉手術嗎?這怎麽聽來都不合理。”對他而言，這當中的風險很大，前一年，他投資了一百多萬歐元，興建頂尖的體外受精實驗室，實驗室裏有負壓氣鎖門，還有三個房間裝滿了貴得要命的儀器。而隻有在他能向顧客保證提供一定的卵子供應量時，這項投資才稱得上合理。如果賽普勒斯實行了利他主義唯上的模式，禁止支付款項給捐卵者，那麽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卵子可採集。
翻開俄文周報，夾在後麵幾頁的征人gg之間的，是徵求捐卵者的gg。上麵的俄文如果翻譯出來，大意就是：“需要捐卵者協助沒有孩子的家庭”，還附上電話號碼，可聯絡未署名的診所。凡是讀了gg的人，都會知道對方會付款買卵子。
這類gg在賽普勒斯的媒體上更是普遍，但與三四年前相比，現在的征卵gg似乎比較少了。有可能是因為賽普勒斯即將抵達飽和點，多數的潛在捐卵者已被招募，現在要找到新的卵子來源比較困難。為克服難關，許多診所現在轉而依賴偵查員，偵查員會主動尋找及結交有可能捐卵的婦女。
我找到了娜塔莎，她目前正在賽普勒斯知名生育診所擔任偵查員的工作，她同意跟我會麵，討論她的工作內容，但必須在書中更改她的姓名。
娜塔莎說，診所大多想找俄羅斯的捐卵者，因為西方客戶希望生出來的孩子膚色較白，這一點對診所也較有利，因為移民就業前景不佳，找俄羅斯人不僅比當地人容易，也比較便宜。恰巧娜塔莎自己也是來自俄羅斯的小村莊，15年前來到賽普勒斯。她特地描述了一名典型捐卵者的狀況：“一開始她跟賽普勒斯網友交往，當來到賽普勒斯時，還以為自己會過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兩三個月後，他們分手了，她沒工作，沒簽證，沒地方住，也沒辦法賺錢。對這裏的俄羅斯人而言，要取得合法的文件很困難，而她必須馬上賺到錢。最後，她想到自己擁有的就是健康的身體，如果幸運的話，還可以依靠相當漂亮的長相。”娜塔莎跟我說，從事偵查工作這麽多年來，從沒遇過有哪個女人是基於錢以外的理由捐卵的。她說，她說服了一位被困在賽普勒斯的女人賣卵子給診所，那女人後來在娜塔莎的沙發上睡了一個月，“她拿到錢之後，就買機票回家了”。
甚至有時候，就連醫生也要親自出馬尋求捐卵者，例如卡門·皮斯拉魯。她是羅馬尼亞人，之前的工作是在賽普勒斯與希臘的夜總會跳舞。她說，在她生下第四個意外懷上的孩子，還住在醫院等待覆原時，曾幫她安排孩童領養事宜的醫生問她願不願意賣卵。她說：“他知道我的處境悽慘，我沒錢又沒方法可以養家。”現在的她沒有穩定的工作，替人打掃房子維生，臉頰上還留著幾道明顯的白色疤痕，那是某位負心的情人用刀子攻擊她時留下的。
皮斯拉魯說，醫生出價2000美元現金，她當場回絕了。可是，那位醫師不放棄，接下來的一個月，每周都打電話給她，希望她會改變心意。不過在多次失敗後，他轉而希望她可以介紹幾位可能會答應的婦女，她把幾個名字給了他。後來，她認識的這幾位女性接受了他的出價。她說：“這裏有許多婦女賣卵子維持家計，我們全都是處於弱勢的。”
不過，受ira w. decamp計劃贊助的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倫理學教授彼得·辛格爾(peter singer)對於販賣卵子一事，則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他在電子郵件裏寫道：“我認為，在理論上，買賣可替換的人體部位不一定比買賣勞動力還糟糕，而我們一直都在販賣勞動力啊。例如一家公司轉向海外發展時，也會發生類似的剝削問題，可是窮人卻能靠此項交易賺錢維生。我不是在說賣卵根本沒問題，這顯然是有可能會發生問題的，因此，最好能在管製監督下公開交易，這樣總好過於黑市。”
我在撰寫本書時，賽普勒斯議會正考慮通過新法律，取締國內的卵子交易，對於公開買賣人體組織的診所，要處以新的嚴厲處罰。不過，頂尖的胚胎學家正在極力反對這項法律的通過，害怕這項法律將會讓整個醫界都受到製裁。
賽普勒斯外科醫生考道洛斯——從佩特拉診所接收瀕死捐卵者的醫生——在國內很受歡迎，就像《急診室的春天》裏喬治·克魯尼的賽普勒斯版本。男人碰見他，會在他的背上輕拍示意，女人則會親吻他的臉頰。他是個英俊的胚胎學家，也讓眾多婦女懷孕，簡直比成吉思汗還厲害。他那棟高科技的“創世紀”診所坐落於利馬索市區，此時我們倆正站在診所三樓的陽台上。我問他，新的法律對於尋找捐卵者的過程，可能會造成何種影響。他深深嘆了一口氣，點了煙，開口說：“我想要告訴你的事情，是我不能說的。”
所有的生育診所都被困在兩個對立的道德難題之間。“顯而易見，如果捐贈被描述為利他的行為的話，這就表示不應支付金錢。可是，捐贈者會基於做好事的心態，就接受為期數周的多次注射以及之後的全身麻醉手術嗎?這怎麽聽來都不合理。”對他而言，這當中的風險很大，前一年，他投資了一百多萬歐元，興建頂尖的體外受精實驗室，實驗室裏有負壓氣鎖門，還有三個房間裝滿了貴得要命的儀器。而隻有在他能向顧客保證提供一定的卵子供應量時，這項投資才稱得上合理。如果賽普勒斯實行了利他主義唯上的模式，禁止支付款項給捐卵者，那麽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卵子可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