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認知中，“生育旅遊”(fertility tourism)是指患者飛到收費較便宜的地點，接受低廉的療程;不過，生殖遺傳學院卻是把賽普勒斯當成是便利的中轉點，利用這個合法的灰色區域，服務以色列、美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的國外客戶，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卵子賣家。這項革新使當地的賽普勒斯人永遠不用知道診所牆內所發生的事情，而捐卵者可能引發的併發症也大多隻在回國後才會顯現。
盡管維林斯基勸我別去，但我還是開車親自跑了一趟佩特拉診所。診所的紅色磚牆上有十字架，屋簷有雕成怪獸狀的滴水嘴，外觀好像一家隻修復了一部分的舊修道院。接待我的是俄裔管理人員嘉琳娜·伊瓦諾維娜(galina ivanovina)。她起初並不想跟我談，說記者都故意從不利於診所的角度做出錯誤的報導。這幾年來，數家倫敦報紙已報導過該診所有意以超出安全範圍的做法，過度刺激捐卵者製造更多卵子，這樣一批卵子就可以分賣給多位患者使用。把一批卵子分給多人，就表示每一次的卵子周期可創造出多倍利潤，然而一批卵子中的卵子數量大增的話，往往無法製造出最佳質量的卵子，成功率經常會暴跌。英國《獨立報》也曾有過新聞報導指出，該診所提供非法的性別篩檢程序。2006年，《衛報》則詳細描述佩特拉診所跟莫斯科和基輔若幹法律上有疑慮的生育診所有關聯。
這些指控似乎對伊瓦諾維娜造成了負麵影響，她覺得自己是箭靶。她開始扭著雙手，低聲說話。她說，如果佩特拉診所在組織販賣方麵玩弄了法律，那麽賽普勒斯的其他生育診所，甚至是全世界的生育診所，都跟佩特拉診所一樣有罪。
她又接著說，來診所的婦女都是“基於經濟理由才做的，沒其他原因”。她們獲得500美元，以補償她們所花費的時間以及身體所麵臨的潛在風險，所有捐卵者都來自國外。她默認了購買卵子的行為，卻又說過度采卵的指控是不實指控，一批卵子最多隻會分給兩位顧客。賣家在抵達佩特拉診所之前，早已先注射了大多數的荷爾蒙，佩特拉診所隻負責採集卵子，因為佩特拉診所人員受到國外診所實施的醫療方案所約束。她說，她隻記得有一位患者對荷爾蒙療程有負麵反應，“實在嚇人，我們馬上把她送回尼柯西亞治療”。
我聽過那女孩的個案。在鄰近的利馬索負責管理創世紀診所(genesis clinic)的胚胎學家薩瓦斯·考道洛斯(savvas koundouros)，正是當時負責治療那女孩的醫生。他說：“他們做的事情實在太可惡了，害婦女生了病，卻把婦女送回家，讓烏克蘭的醫生治療。”她被送到醫院時，已經一腳踏進鬼門關了。
由於診所已連續兩年都處於猜疑的鎂光燈下，所以伊瓦諾維娜早已經準備好麵對最糟糕的情況，她似乎預期警方會隨時上門。而她也沒有等待太久，在我拜訪佩特拉診所的3個月後，賽普勒斯警方突襲診所，指控診所人員販運卵子。警方在尼柯西亞的記者會上表示，他們已取得3名婦女的自白，她們從烏克蘭飛來捐卵，佩特拉診所非法支付款項給她們。不過，這並非當局勒令該診所停業的官方理由。當局表示，佩特拉診所的醫生隻有治療地中海型貧血的執照，不可處理卵子捐贈。而在警方突襲後，維林斯基承認佩特拉診所“應該是治療地中海型貧血的中心，不過有些中心是在其他地方開業。地中海型貧血患者並不多，我們注意到了人們對卵子捐贈的需求”。畢竟，診所要考慮到損益，必須提供人們有需求的服務。
不過，目前的問題在於，警方為何選在那時突襲診所?在某種程度上，佩特拉診所是完美的箭靶，老闆是外國人，隻為國外患者提供植卵服務，謹慎避開本國的捐卵者與受贈者。此外，警方對診所的指控都帶有異國性質，比方說，來自國外且生活貧困的烏克蘭婦女，再次顯示這類問題的棘手程度遠高於違反許可、從事地中海型貧血治療以外的項目。在國際管轄區之間把一批卵子分給多位患者，是否正當呢?不光是這個問題而已，還要考慮到這種行為對於組織的購買又有什麽意義?正如伊瓦諾維娜所言，出問題的不是隻有佩特拉診所而已。世界上的每一位胚胎學家都必須思考，補償金與金錢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裏。如果不能把人體視為商品，那麽診所應該從哪裏取得原料呢?
* * * * * *
如“捐贈者”一詞所指涉的涵義，供應卵子者最好是基於利他立場而捐卵的婦女。根據歐盟法律，歐盟國家(如賽普勒斯)必須“盡力”確保人類卵母細胞的捐贈是自願且無償的，不過卻允許支付補償金，彌補薪資損失和交通費。歐盟衛生委員安德拉·瓦西裏奧(androu vassiliou)表示，關鍵在於“歐盟成員國要在哪裏畫下經濟獲利與補償金之間的界限”。可是，這種詭辯的說法，顧客與供貨商輕易就能規避。生物倫理學家麥基表示：“領養貓咪的困難度還比採購卵子高一倍呢。”根據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協會在2010年所做的一份研究調查顯示，每年為了那些到國外接受不孕治療的歐洲婦女，所進行的捐卵次數竟然高達25000次。50%以上的受訪者之所以選擇在國外治療，是為了規避家鄉的法規。而在賽普勒斯，介於18歲至30歲間的婦女約有76000人符合捐卵者的資格，崔考斯醫生評估，在這些人當中，每年約有1500人(約50人中有一人)會販賣自己的卵子。這個數字大得令人難以想像。相較之下，在美國，每14000名符合資格的婦女當中，隻有一人會捐贈卵子。
盡管維林斯基勸我別去，但我還是開車親自跑了一趟佩特拉診所。診所的紅色磚牆上有十字架，屋簷有雕成怪獸狀的滴水嘴，外觀好像一家隻修復了一部分的舊修道院。接待我的是俄裔管理人員嘉琳娜·伊瓦諾維娜(galina ivanovina)。她起初並不想跟我談，說記者都故意從不利於診所的角度做出錯誤的報導。這幾年來，數家倫敦報紙已報導過該診所有意以超出安全範圍的做法，過度刺激捐卵者製造更多卵子，這樣一批卵子就可以分賣給多位患者使用。把一批卵子分給多人，就表示每一次的卵子周期可創造出多倍利潤，然而一批卵子中的卵子數量大增的話，往往無法製造出最佳質量的卵子，成功率經常會暴跌。英國《獨立報》也曾有過新聞報導指出，該診所提供非法的性別篩檢程序。2006年，《衛報》則詳細描述佩特拉診所跟莫斯科和基輔若幹法律上有疑慮的生育診所有關聯。
這些指控似乎對伊瓦諾維娜造成了負麵影響，她覺得自己是箭靶。她開始扭著雙手，低聲說話。她說，如果佩特拉診所在組織販賣方麵玩弄了法律，那麽賽普勒斯的其他生育診所，甚至是全世界的生育診所，都跟佩特拉診所一樣有罪。
她又接著說，來診所的婦女都是“基於經濟理由才做的，沒其他原因”。她們獲得500美元，以補償她們所花費的時間以及身體所麵臨的潛在風險，所有捐卵者都來自國外。她默認了購買卵子的行為，卻又說過度采卵的指控是不實指控，一批卵子最多隻會分給兩位顧客。賣家在抵達佩特拉診所之前，早已先注射了大多數的荷爾蒙，佩特拉診所隻負責採集卵子，因為佩特拉診所人員受到國外診所實施的醫療方案所約束。她說，她隻記得有一位患者對荷爾蒙療程有負麵反應，“實在嚇人，我們馬上把她送回尼柯西亞治療”。
我聽過那女孩的個案。在鄰近的利馬索負責管理創世紀診所(genesis clinic)的胚胎學家薩瓦斯·考道洛斯(savvas koundouros)，正是當時負責治療那女孩的醫生。他說：“他們做的事情實在太可惡了，害婦女生了病，卻把婦女送回家，讓烏克蘭的醫生治療。”她被送到醫院時，已經一腳踏進鬼門關了。
由於診所已連續兩年都處於猜疑的鎂光燈下，所以伊瓦諾維娜早已經準備好麵對最糟糕的情況，她似乎預期警方會隨時上門。而她也沒有等待太久，在我拜訪佩特拉診所的3個月後，賽普勒斯警方突襲診所，指控診所人員販運卵子。警方在尼柯西亞的記者會上表示，他們已取得3名婦女的自白，她們從烏克蘭飛來捐卵，佩特拉診所非法支付款項給她們。不過，這並非當局勒令該診所停業的官方理由。當局表示，佩特拉診所的醫生隻有治療地中海型貧血的執照，不可處理卵子捐贈。而在警方突襲後，維林斯基承認佩特拉診所“應該是治療地中海型貧血的中心，不過有些中心是在其他地方開業。地中海型貧血患者並不多，我們注意到了人們對卵子捐贈的需求”。畢竟，診所要考慮到損益，必須提供人們有需求的服務。
不過，目前的問題在於，警方為何選在那時突襲診所?在某種程度上，佩特拉診所是完美的箭靶，老闆是外國人，隻為國外患者提供植卵服務，謹慎避開本國的捐卵者與受贈者。此外，警方對診所的指控都帶有異國性質，比方說，來自國外且生活貧困的烏克蘭婦女，再次顯示這類問題的棘手程度遠高於違反許可、從事地中海型貧血治療以外的項目。在國際管轄區之間把一批卵子分給多位患者，是否正當呢?不光是這個問題而已，還要考慮到這種行為對於組織的購買又有什麽意義?正如伊瓦諾維娜所言，出問題的不是隻有佩特拉診所而已。世界上的每一位胚胎學家都必須思考，補償金與金錢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裏。如果不能把人體視為商品，那麽診所應該從哪裏取得原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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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捐贈者”一詞所指涉的涵義，供應卵子者最好是基於利他立場而捐卵的婦女。根據歐盟法律，歐盟國家(如賽普勒斯)必須“盡力”確保人類卵母細胞的捐贈是自願且無償的，不過卻允許支付補償金，彌補薪資損失和交通費。歐盟衛生委員安德拉·瓦西裏奧(androu vassiliou)表示，關鍵在於“歐盟成員國要在哪裏畫下經濟獲利與補償金之間的界限”。可是，這種詭辯的說法，顧客與供貨商輕易就能規避。生物倫理學家麥基表示：“領養貓咪的困難度還比採購卵子高一倍呢。”根據歐洲人類生殖和胚胎學協會在2010年所做的一份研究調查顯示，每年為了那些到國外接受不孕治療的歐洲婦女，所進行的捐卵次數竟然高達25000次。50%以上的受訪者之所以選擇在國外治療，是為了規避家鄉的法規。而在賽普勒斯，介於18歲至30歲間的婦女約有76000人符合捐卵者的資格，崔考斯醫生評估，在這些人當中，每年約有1500人(約50人中有一人)會販賣自己的卵子。這個數字大得令人難以想像。相較之下，在美國，每14000名符合資格的婦女當中，隻有一人會捐贈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