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對該起印度警方案件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訴了那對夫妻。比方說，被起訴的綁匪的自白，孩子的年齡，進入孤兒院的時間點，據稱偽造的放棄書，生父對相片的指認，將亞西拉夫交由他們家撫養的法律文件，諸如此類。可是，他們仍然不信服，丈夫說：“要我們相信的話，需要有更多數據才行。”dna證據或許是唯一能確定的方法，不過，那得讓孩子接受驗血，又要怎麽跟孩子解釋呢?而且，如果不符合的話，印度的那一家人要如何確定樣本的採集是正確的呢?
必須採取過渡步驟，讓這兩家人相互聯繫才行。可是，美國這對夫妻還沒決定自己的立場。丈夫皺眉表示：“我們要跟律師討論。我們必須為兒子著想，要是他發現了，不曉得會對他造成什麽影響。”
至於接下來的發展，沒有藍圖可循。勞烏髮現，政府不太有意願追查被竊兒童。經過這麽多年的時間，道德的界限仍舊愈來愈模糊;不過，假使是美國兒童被綁架到印度貧民窟的家庭裏養大，追訴時效是不是也同樣適用呢?
關於這點，《海牙跨國領養公約》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公約並未明確規定被綁架的兒童是否必須歸還生父母，也沒有考慮到那些不記得生父母的兒童在與生父母重逢後所遭受的衝擊。研究領養問題的荷蘭烏特勒支(utrecht)大學資深心理學教授羅內·霍克伯根(rené hoksbergen)表示，那男孩應該要知道自己的來歷，但要等到將來才能告訴他。霍克伯根在電子郵件裏告訴我：“綁架議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告知，但不是現在，那孩子年紀太小，不應該告訴他。”他還說，同時，美國的養父母應該要聯繫印度的生父母，把孩子的消息和相片寄給生父母，以減輕生父母的悲傷情緒。隻要雙方都認為彼此講的是同一個小孩就行了。
不過，就是在這個關頭，事情變得更混亂了。我回到了金奈，在那次公園會晤的兩個月後，依舊沒收到美國夫妻的隻字片語，他們不理會我後續發去的電子郵件，席娃嘉瑪和勞烏心急如焚。勞烏以哀求的語氣說：“你見了他們，你跟我說他們人很好，你還看見我們的兒子，那麽，他們為什麽不願意跟我們談?我們知道他住在很好的家庭，也知道要他回來是不切實際的，不過起碼要讓我們知道他的消息啊。”
勞烏催我再發一封電子郵件給美國的那對夫妻，這封郵件描述了男孩身上的幾個胎記以及一條小疤痕，我之前給他們看的文件未曾提及這些特徵。這天早上，我發現了收件夾裏有一封回信。養父回覆說，他兒子身上沒有勞烏描述的特徵，並在結尾寫道：“此時此刻，我們什麽事也不會做，請向那家人轉達我們的慰問。我們能體會他們所經歷的，也明白這消息對他們而言會是很大的打擊。”
我把這件事告訴副警長山卡爾，山卡爾對此表示懷疑，若有所思地說：“他們可能在說謊，不然就是胎記可能消失了。我們很肯定配對相符，每一件事都直指那個美國家庭。”
他補充說，這件事或許很快就會徹底了結，因為他隸屬的警局在前一年的8月向國際刑警組織要求採集那男孩的血液與頭髮樣本，如今該項要求終於送到美國司法部長的辦公室裏，日後有可能轉送到美國聯邦調查局進行後續的調查。
不過即使如此，也同樣毫無保障可言。要是那對夫妻決定反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要求，那麽優秀的律師有可能會讓這件事陷入僵局好長一段時間，久到孩子都長大成人。到了那個時候，這件事的決定權就會落到那位年輕人的手上。
開始調查蘇巴希身份的一年後，該案幾乎毫無進展。印度警方一直處於即將交出另一份起訴書的階段，卻一直沒能交出去。美國的那一家人則繼續保持沉默，他們的消息愈來愈少，隻有《瓊斯媽媽》雜誌網站上的一則匿名評論文，些微透露出他們心中的想法。那位匿名評論者聲稱自己跟那個美國家庭的關係很近，他寫道：那對父母根據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決定不要擾亂這孩子現在的穩定生活。等孩子大了，養父母打算把情況告訴他。如果他想要探究下去，我知道他們會支持他的決定。這個家庭已經作了決定，這並非出於私人的滿足感，而是出於真切的關愛，為了兒子的心理健康著想。他們是最貼近情況的人，他們最了解這孩子。給他們自由，讓他們根據所有的信息，用愛為兒子做出選擇。
該則評論文章張貼後數個月，山卡爾通知我，dna檢驗正在進行中。經過數年的施壓後，美國聯邦調查局終於採集了樣本，送到了印度的檢驗所。由於檢驗所必須完成積壓數年的工作，因此在這裏就得靜觀其變，等待檢驗所用科學角度回答蘇巴希的身份問題。
然而，無論我有沒有插手，那個美國家庭仍舊沒有通過任何方法聯繫勞烏與席娃嘉瑪，沒有為該起警察案件提供證據。他們聲稱孩子沒有那樣的胎記，卻不允許外界人士來檢驗。
不過，勞烏還是懷抱著希望，仍舊經常長途跋涉到高等法院附近的一棟辦公大樓，用自己的勞力換取金奈頂尖律師的服務。他爬上混凝土階梯，走到後方的辦公室，經過平板玻璃窗，在那裏，幾位法律書記正在給辯護狀歸檔，並撰寫一堆堆的辯護狀。埋在堆積如山的文件裏的某處的，就是他為失蹤兒子所提出的申訴書。
必須採取過渡步驟，讓這兩家人相互聯繫才行。可是，美國這對夫妻還沒決定自己的立場。丈夫皺眉表示：“我們要跟律師討論。我們必須為兒子著想，要是他發現了，不曉得會對他造成什麽影響。”
至於接下來的發展，沒有藍圖可循。勞烏髮現，政府不太有意願追查被竊兒童。經過這麽多年的時間，道德的界限仍舊愈來愈模糊;不過，假使是美國兒童被綁架到印度貧民窟的家庭裏養大，追訴時效是不是也同樣適用呢?
關於這點，《海牙跨國領養公約》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公約並未明確規定被綁架的兒童是否必須歸還生父母，也沒有考慮到那些不記得生父母的兒童在與生父母重逢後所遭受的衝擊。研究領養問題的荷蘭烏特勒支(utrecht)大學資深心理學教授羅內·霍克伯根(rené hoksbergen)表示，那男孩應該要知道自己的來歷，但要等到將來才能告訴他。霍克伯根在電子郵件裏告訴我：“綁架議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告知，但不是現在，那孩子年紀太小，不應該告訴他。”他還說，同時，美國的養父母應該要聯繫印度的生父母，把孩子的消息和相片寄給生父母，以減輕生父母的悲傷情緒。隻要雙方都認為彼此講的是同一個小孩就行了。
不過，就是在這個關頭，事情變得更混亂了。我回到了金奈，在那次公園會晤的兩個月後，依舊沒收到美國夫妻的隻字片語，他們不理會我後續發去的電子郵件，席娃嘉瑪和勞烏心急如焚。勞烏以哀求的語氣說：“你見了他們，你跟我說他們人很好，你還看見我們的兒子，那麽，他們為什麽不願意跟我們談?我們知道他住在很好的家庭，也知道要他回來是不切實際的，不過起碼要讓我們知道他的消息啊。”
勞烏催我再發一封電子郵件給美國的那對夫妻，這封郵件描述了男孩身上的幾個胎記以及一條小疤痕，我之前給他們看的文件未曾提及這些特徵。這天早上，我發現了收件夾裏有一封回信。養父回覆說，他兒子身上沒有勞烏描述的特徵，並在結尾寫道：“此時此刻，我們什麽事也不會做，請向那家人轉達我們的慰問。我們能體會他們所經歷的，也明白這消息對他們而言會是很大的打擊。”
我把這件事告訴副警長山卡爾，山卡爾對此表示懷疑，若有所思地說：“他們可能在說謊，不然就是胎記可能消失了。我們很肯定配對相符，每一件事都直指那個美國家庭。”
他補充說，這件事或許很快就會徹底了結，因為他隸屬的警局在前一年的8月向國際刑警組織要求採集那男孩的血液與頭髮樣本，如今該項要求終於送到美國司法部長的辦公室裏，日後有可能轉送到美國聯邦調查局進行後續的調查。
不過即使如此，也同樣毫無保障可言。要是那對夫妻決定反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要求，那麽優秀的律師有可能會讓這件事陷入僵局好長一段時間，久到孩子都長大成人。到了那個時候，這件事的決定權就會落到那位年輕人的手上。
開始調查蘇巴希身份的一年後，該案幾乎毫無進展。印度警方一直處於即將交出另一份起訴書的階段，卻一直沒能交出去。美國的那一家人則繼續保持沉默，他們的消息愈來愈少，隻有《瓊斯媽媽》雜誌網站上的一則匿名評論文，些微透露出他們心中的想法。那位匿名評論者聲稱自己跟那個美國家庭的關係很近，他寫道：那對父母根據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決定不要擾亂這孩子現在的穩定生活。等孩子大了，養父母打算把情況告訴他。如果他想要探究下去，我知道他們會支持他的決定。這個家庭已經作了決定，這並非出於私人的滿足感，而是出於真切的關愛，為了兒子的心理健康著想。他們是最貼近情況的人，他們最了解這孩子。給他們自由，讓他們根據所有的信息，用愛為兒子做出選擇。
該則評論文章張貼後數個月，山卡爾通知我，dna檢驗正在進行中。經過數年的施壓後，美國聯邦調查局終於採集了樣本，送到了印度的檢驗所。由於檢驗所必須完成積壓數年的工作，因此在這裏就得靜觀其變，等待檢驗所用科學角度回答蘇巴希的身份問題。
然而，無論我有沒有插手，那個美國家庭仍舊沒有通過任何方法聯繫勞烏與席娃嘉瑪，沒有為該起警察案件提供證據。他們聲稱孩子沒有那樣的胎記，卻不允許外界人士來檢驗。
不過，勞烏還是懷抱著希望，仍舊經常長途跋涉到高等法院附近的一棟辦公大樓，用自己的勞力換取金奈頂尖律師的服務。他爬上混凝土階梯，走到後方的辦公室，經過平板玻璃窗，在那裏，幾位法律書記正在給辯護狀歸檔，並撰寫一堆堆的辯護狀。埋在堆積如山的文件裏的某處的，就是他為失蹤兒子所提出的申訴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