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買賣合法化的支持者在論及現在器官銷售合法化且擁有充沛資源的國家時，往往會舉伊朗作為標榜的範例。在伊朗，隻要是中央政府機構所管製的器官銷售，均屬合法。捐贈者會因自己的犧牲而獲得金錢，復原期間也有醫生照料。結果，幾乎再也沒有患者出現在等候名單上，等候新腎的到來。
我致電人類學家薛柏-休斯，想討論伊朗採取的解決方法，她沒好氣地說：“伊朗活體捐贈合法化時，竟然天真地認為腎髒供應量的匱乏問題隻是營銷問題而已。然而，伊朗政府承擔了管理黑市腎髒貿易的責任後，掮客與腎髒獵人的名稱隻不過是換成‘移植承辦人’，他們仍舊是暴徒，在街頭和遊民收容所誘拐人低價捐贈器官。”
換言之，合法化並沒有讓從事這一行業的人改變動機，隻是讓他們的違法手段合法化罷了。
第四章 家長會麵
我租了一輛起亞(kia)汽車，已經連續數小時弓著身體，握著方向盤，飛速駛過一片片的玉米田和一間間的小鎮教堂，最後終於停在美國中西部的某條街道上。我試著不要引起別人注意。這條街的對麵，有一位十一二歲的男孩，他穿著銀色運動短褲和美式足球t恤，正在自家前院拿著枯枝玩耍。我的心髒痛苦得怦怦跳動，不曉得自己是否準備好永遠改變他的人生。
為了這一刻，我已經籌備了數月之久。之前，我在印度金奈那些布滿灰塵的警察局裏，跟身穿卡其色製服的警員談話，詳細查閱無數疊法院文件。堆積如山的證據訴說著令人心碎的故事，印度貧民窟的兒童遭人綁架，賣到孤兒院，進入全球領養管道。我特別調查了其中一起案例，在這起案件中，警方堅稱已追蹤到某位被竊的印度男孩的下落，連他在美國的地址也查到了。兩天前，男孩的父母通過律師，請我轉達口信給美國的家庭，期望能獲得友好的回應，良善的溝通。不過，當我穿越了10個時區，終於來到這裏之後，卻茫然若失，不知該怎麽辦了。
副駕駛座上麵，擺著一份破舊的米黃色活頁夾，裏頭裝了證據：一小包相片、警方報告、頭髮樣本，還有法律文件，裏頭詳細描述了這起在印度法院裏滯留長達十年的案件。而住在郊區的這家人很有可能完全不知情。我一直等到男孩緩緩走到房子後頭，才小跑步到門口按門鈴。
來應門的是一位十幾歲的印裔女孩，她露出好奇的微笑。我結結巴巴說：“你媽媽在家嗎?”不久，一位金髮女人來到門口，她穿著牛仔褲和長袖運動衫，以狐疑的目光望著我。
1999年2月18日，這一天是席娃嘉瑪最後一次看見兒子蘇巴希，當時他還很小，得要她抱著才行。席娃嘉瑪就像泰米爾納德邦的許多印度人一樣，沒有姓氏，她住在金奈的普瑞安索貧民窟，此地與美國中西部之間，不僅地理距離遙遠，文化的差距也同樣很大。孩子們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玩板球，臨近的印度洋送來了令人無法忍受的濕氣，包圍著整條街道。盡管街上十分擁擠，仍被視為安全的區域，即使無人特別看管的孩子，也會有鄰居幫忙留意看著。
所以，那一天，當席娃嘉瑪把蘇巴希留在離住處不過數十米遠的抽水機那裏時，心裏也自然覺得會有人看著他——確實有人正在看著他。印度警方說，在席娃嘉瑪離開的那5分鍾，可能就有個男人把她那剛學走路的幼兒抱到電動三輪黃包車裏了。警方認為，蘇巴希應該在隔天就已經被帶到該城郊區的孤兒院，因為孤兒院會付現金買健康的兒童。
對於做父母親的人而言，這是最恐怖的夢魘。席娃嘉瑪和她那做建築物油漆匠的丈夫納格西瓦·勞烏，接下來5年的時間都在印度南部四處搜尋兒子的蹤跡。這一家人從不放棄希望，深信他還在某個地方活得好好的。他們用親朋好友當私人偵探，緊追著謠言與誤報，最遠向北追到了海得拉巴，那裏距離他們的家鄉約有325英裏。為了籌措找兒子的費用，勞烏賣掉了從父母那裏繼承的兩間小屋，舉家搬到隻有一個房間的混凝土屋子裏，屋頂是用茅草蓋的，處於一所寺廟的陰影之下。為了節省花費，這對夫妻還讓女兒輟學。艱難的尋人經歷讓這一家人從下層中產階級的頂端落入了赤貧的境地。但是，盡管他們付出了種種努力，仍然無法靠近兒子一步。
到了2005年，事情終於有了幸運的突破。有人向金奈的某位警察通報，說有兩個男人在酒吧裏大聲爭論著綁架的事情。警方說，之後經過盤問，那兩名男人和兩名女性共犯承認，他們一直在幫馬來西亞社會福利中心(mysian social services，簡稱mss)偷小孩，該家孤兒院把兒童出口到國外不知情的家庭那裏。綁匪綁到一名兒童可賺得1萬盧比，約相當於236美元。
根據一份送交法院的警方文件顯示，孤兒院的前園丁馬諾哈蘭(g. p. manoharan)已明確供認自己抓走了蘇巴希，同時從馬來西亞社會福利中心那裏沒收的記錄文件也顯示，在蘇巴希被抓走的隔天，也就是勞烏提報失蹤人口的那天，該中心就接收了一名年齡與蘇巴希相仿的男孩。兩年後，男孩被人領養了。我查看了放棄書，即證明母親不再有能力照顧孩子，而將孩子交給孤兒院的必要文件，還看了其他孩子的放棄書，全都是偽造的。警方說，那些同謀把男孩的名字改成亞西拉夫，捏造了關於孩子過去的假記錄，其中包括一份假生母的聲明書。
我致電人類學家薛柏-休斯，想討論伊朗採取的解決方法，她沒好氣地說：“伊朗活體捐贈合法化時，竟然天真地認為腎髒供應量的匱乏問題隻是營銷問題而已。然而，伊朗政府承擔了管理黑市腎髒貿易的責任後，掮客與腎髒獵人的名稱隻不過是換成‘移植承辦人’，他們仍舊是暴徒，在街頭和遊民收容所誘拐人低價捐贈器官。”
換言之，合法化並沒有讓從事這一行業的人改變動機，隻是讓他們的違法手段合法化罷了。
第四章 家長會麵
我租了一輛起亞(kia)汽車，已經連續數小時弓著身體，握著方向盤，飛速駛過一片片的玉米田和一間間的小鎮教堂，最後終於停在美國中西部的某條街道上。我試著不要引起別人注意。這條街的對麵，有一位十一二歲的男孩，他穿著銀色運動短褲和美式足球t恤，正在自家前院拿著枯枝玩耍。我的心髒痛苦得怦怦跳動，不曉得自己是否準備好永遠改變他的人生。
為了這一刻，我已經籌備了數月之久。之前，我在印度金奈那些布滿灰塵的警察局裏，跟身穿卡其色製服的警員談話，詳細查閱無數疊法院文件。堆積如山的證據訴說著令人心碎的故事，印度貧民窟的兒童遭人綁架，賣到孤兒院，進入全球領養管道。我特別調查了其中一起案例，在這起案件中，警方堅稱已追蹤到某位被竊的印度男孩的下落，連他在美國的地址也查到了。兩天前，男孩的父母通過律師，請我轉達口信給美國的家庭，期望能獲得友好的回應，良善的溝通。不過，當我穿越了10個時區，終於來到這裏之後，卻茫然若失，不知該怎麽辦了。
副駕駛座上麵，擺著一份破舊的米黃色活頁夾，裏頭裝了證據：一小包相片、警方報告、頭髮樣本，還有法律文件，裏頭詳細描述了這起在印度法院裏滯留長達十年的案件。而住在郊區的這家人很有可能完全不知情。我一直等到男孩緩緩走到房子後頭，才小跑步到門口按門鈴。
來應門的是一位十幾歲的印裔女孩，她露出好奇的微笑。我結結巴巴說：“你媽媽在家嗎?”不久，一位金髮女人來到門口，她穿著牛仔褲和長袖運動衫，以狐疑的目光望著我。
1999年2月18日，這一天是席娃嘉瑪最後一次看見兒子蘇巴希，當時他還很小，得要她抱著才行。席娃嘉瑪就像泰米爾納德邦的許多印度人一樣，沒有姓氏，她住在金奈的普瑞安索貧民窟，此地與美國中西部之間，不僅地理距離遙遠，文化的差距也同樣很大。孩子們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玩板球，臨近的印度洋送來了令人無法忍受的濕氣，包圍著整條街道。盡管街上十分擁擠，仍被視為安全的區域，即使無人特別看管的孩子，也會有鄰居幫忙留意看著。
所以，那一天，當席娃嘉瑪把蘇巴希留在離住處不過數十米遠的抽水機那裏時，心裏也自然覺得會有人看著他——確實有人正在看著他。印度警方說，在席娃嘉瑪離開的那5分鍾，可能就有個男人把她那剛學走路的幼兒抱到電動三輪黃包車裏了。警方認為，蘇巴希應該在隔天就已經被帶到該城郊區的孤兒院，因為孤兒院會付現金買健康的兒童。
對於做父母親的人而言，這是最恐怖的夢魘。席娃嘉瑪和她那做建築物油漆匠的丈夫納格西瓦·勞烏，接下來5年的時間都在印度南部四處搜尋兒子的蹤跡。這一家人從不放棄希望，深信他還在某個地方活得好好的。他們用親朋好友當私人偵探，緊追著謠言與誤報，最遠向北追到了海得拉巴，那裏距離他們的家鄉約有325英裏。為了籌措找兒子的費用，勞烏賣掉了從父母那裏繼承的兩間小屋，舉家搬到隻有一個房間的混凝土屋子裏，屋頂是用茅草蓋的，處於一所寺廟的陰影之下。為了節省花費，這對夫妻還讓女兒輟學。艱難的尋人經歷讓這一家人從下層中產階級的頂端落入了赤貧的境地。但是，盡管他們付出了種種努力，仍然無法靠近兒子一步。
到了2005年，事情終於有了幸運的突破。有人向金奈的某位警察通報，說有兩個男人在酒吧裏大聲爭論著綁架的事情。警方說，之後經過盤問，那兩名男人和兩名女性共犯承認，他們一直在幫馬來西亞社會福利中心(mysian social services，簡稱mss)偷小孩，該家孤兒院把兒童出口到國外不知情的家庭那裏。綁匪綁到一名兒童可賺得1萬盧比，約相當於236美元。
根據一份送交法院的警方文件顯示，孤兒院的前園丁馬諾哈蘭(g. p. manoharan)已明確供認自己抓走了蘇巴希，同時從馬來西亞社會福利中心那裏沒收的記錄文件也顯示，在蘇巴希被抓走的隔天，也就是勞烏提報失蹤人口的那天，該中心就接收了一名年齡與蘇巴希相仿的男孩。兩年後，男孩被人領養了。我查看了放棄書，即證明母親不再有能力照顧孩子，而將孩子交給孤兒院的必要文件，還看了其他孩子的放棄書，全都是偽造的。警方說，那些同謀把男孩的名字改成亞西拉夫，捏造了關於孩子過去的假記錄，其中包括一份假生母的聲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