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的人而言，800美元幾乎稱得上是一個天文數字了。這筆款項等同於是過度的鼓勵及強迫，赤貧的小蝦米如何對抗得了資本家的全球企業呢?
假使器官匱乏問題能夠像數學問題一樣，簡化成數字，那麽要為美國器官移植等候名單上的10萬人找到活體捐贈者，也就不是一件難事了。他們很容易就能找到第三世界的賣家，而且這往往是解決問題最經濟實惠的途徑。在印度醫院接受移植手術，費用約為美國的二十分之一。
其中的經濟利益實在太誘人了，因此有好幾家美國保險機構也想分一杯羹，比方說，印美保健(ind us health)和聯合集團(united group programs)這兩家機構經估算後發現，在美國國內進行長達數年的透析療法，不僅費用昂貴，而且最終仍會致死，相較之下，國外的腎髒移植手術費用便宜多了。而這些公司與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那些有需求就幾乎可立即安排器官移植的醫院之間，恰巧都有著密切的關係。這類的外包醫療方案十分誘人，2006年2月，西維吉尼亞州議會考慮為州政府雇員提供一種正式保健計劃，讓選擇在國外醫院接受移植手術的患者可享有退款獎勵。在本書英文版出版時，這條法律規定仍待決議，然而整體情況似乎沒有什麽變化(應注意，印美保健的網站聲稱他們會支付移植手術費用，但尋求活體組織的患者必須自行安排捐贈者，但隻要有合適的醫院聯絡人，就相當容易找到捐贈者)。對受贈者而言，人體市場在臨床上的優勢勝過於合法競爭。一般而言，活體捐贈的移植成功率高過於屍體捐贈，相較於接受腦死患者器官的患者，花錢買活體腎髒的患者通常活得比較久。
然而，盡管活體器官的費用較低，也較能延命，不過這種跨越司法管轄地購買器官的行為，是毫無道德可言的。雖然掮客能夠讓購買器官變成一件易事，但是器官賣家卻沒有因為賣器官而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容易些。
幾乎每一位在海嘯難民安置區裏的婦女都會說，在自己最絕望的時期，器官販子利用了她。有一位名叫羅妮的婦女就抱怨說，自從手術後，她就連走在村裏的泥土路上，都痛苦得難以忍受，必須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動才行。
羅妮的丈夫失去捕魚工作後，就開始成天喝酒。這是她麻煩的開端。在一直缺錢的情況下，羅妮在女兒佳雅結婚時，就連簡單的嫁妝都沒能力準備，所以佳雅的婆婆和新婚的丈夫就把氣出在佳雅身上。他們強迫佳雅做額外的工作，動不動就打她，盡可能讓她的生活過得痛苦不堪。不到一個月後，佳雅回家看母親時，試圖喝下一誇脫(約1升)殺蟲劑自殺。
羅妮發現女兒昏倒在家裏的木板床上，趕緊抱起女兒，背她去當地醫院。那裏的醫生處理過很多喝殺蟲劑自殺的人，因此醫院裏已備有中和劑。數小時後，醫生令她的情況穩定下來了，隻是必須在加護病房待到一周以上。不過，羅妮根本負擔不了住院費用，要是沒有付款保證書，就必須停止治療。他們說，羅妮必須想辦法盡快籌到錢，不然她的女兒就會死。
那些年，海嘯難民安置區有好多人賣掉自己的腎髒，一些愛挖苦的當地人開始把那座難民營稱作是“腎髒村”。腎髒中介儼然成了一種家庭產業，賣過腎髒的婦女介紹朋友賣腎。掮客慣常會開出高價碼，說一場手術可拿到三千美元之多，但等到賣腎者動完手術後，掮客通常隻會把當初開價的一小部分金額施捨給賣腎者。在這裏，大家都知道這是詐騙，可是那些婦女卻在為其開脫，說被敲竹槓總好過什麽都沒有得到吧。
羅妮的一個朋友在一年前賣了腎，她跟羅妮說，有一個叫做達娜拉希米(dhankshmi)的掮客在金奈的提婆吉(devaki)醫院外，開了一家茶館，用來掩護真正的買賣——在黑市裏供應器官。達娜拉希米預付了900美元給羅妮，好讓她用來支付佳雅的住院費，並答應手術後再給2600美元。達娜拉希米同時也講明了，要是羅妮反悔，就會找打手來擺平。
進行器官移植前，羅妮提供了血液和尿液，以便證明自己符合買主的配對條件，買主據說是一位有錢的婦女。等到羅妮的血液被認定符合配對條件後，羅妮就被送到金奈的綜合醫院，接受器官移植授權委員會的倫理審查。
該委員會的職責是負責確保所有的器官移植手術均屬合法且沒有金錢交易，有權在第一時間監督及阻止腎髒詐騙的出現。盡管該委員會的宗旨崇高，章程卻很少落實，常常核準由掮客經手的違法器官移植手術。委員們小心翼翼地掩蓋自己的行徑，讓移植手術看起來處處合法。隻要委員會的審理會議是在器官賣家與買家雙方都了解的啞劇中進行的，那麽委員會就可以說已經盡了全力確保交易合乎道德的責任。畢竟，出現在委員會麵前的每一個人都已經發誓要說實話。達娜拉希米指導羅妮，要她隻在對方問話時才開口，還給了她一袋偽造的文書，接著就一溜煙走了。羅妮還說，有時在審查會之前，達娜拉希米會先用2000盧比行賄，以確保一切順利進行。
當時，並不隻羅妮一個人待在委員會的等候室，還有另外三名婦女也在那裏等著賣腎。
“我們一次進去一個人，(委員會)就隻是問我願不願意捐腎，然後簽文件。很快就結束了。”羅妮如此表示。
假使器官匱乏問題能夠像數學問題一樣，簡化成數字，那麽要為美國器官移植等候名單上的10萬人找到活體捐贈者，也就不是一件難事了。他們很容易就能找到第三世界的賣家，而且這往往是解決問題最經濟實惠的途徑。在印度醫院接受移植手術，費用約為美國的二十分之一。
其中的經濟利益實在太誘人了，因此有好幾家美國保險機構也想分一杯羹，比方說，印美保健(ind us health)和聯合集團(united group programs)這兩家機構經估算後發現，在美國國內進行長達數年的透析療法，不僅費用昂貴，而且最終仍會致死，相較之下，國外的腎髒移植手術費用便宜多了。而這些公司與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那些有需求就幾乎可立即安排器官移植的醫院之間，恰巧都有著密切的關係。這類的外包醫療方案十分誘人，2006年2月，西維吉尼亞州議會考慮為州政府雇員提供一種正式保健計劃，讓選擇在國外醫院接受移植手術的患者可享有退款獎勵。在本書英文版出版時，這條法律規定仍待決議，然而整體情況似乎沒有什麽變化(應注意，印美保健的網站聲稱他們會支付移植手術費用，但尋求活體組織的患者必須自行安排捐贈者，但隻要有合適的醫院聯絡人，就相當容易找到捐贈者)。對受贈者而言，人體市場在臨床上的優勢勝過於合法競爭。一般而言，活體捐贈的移植成功率高過於屍體捐贈，相較於接受腦死患者器官的患者，花錢買活體腎髒的患者通常活得比較久。
然而，盡管活體器官的費用較低，也較能延命，不過這種跨越司法管轄地購買器官的行為，是毫無道德可言的。雖然掮客能夠讓購買器官變成一件易事，但是器官賣家卻沒有因為賣器官而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容易些。
幾乎每一位在海嘯難民安置區裏的婦女都會說，在自己最絕望的時期，器官販子利用了她。有一位名叫羅妮的婦女就抱怨說，自從手術後，她就連走在村裏的泥土路上，都痛苦得難以忍受，必須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動才行。
羅妮的丈夫失去捕魚工作後，就開始成天喝酒。這是她麻煩的開端。在一直缺錢的情況下，羅妮在女兒佳雅結婚時，就連簡單的嫁妝都沒能力準備，所以佳雅的婆婆和新婚的丈夫就把氣出在佳雅身上。他們強迫佳雅做額外的工作，動不動就打她，盡可能讓她的生活過得痛苦不堪。不到一個月後，佳雅回家看母親時，試圖喝下一誇脫(約1升)殺蟲劑自殺。
羅妮發現女兒昏倒在家裏的木板床上，趕緊抱起女兒，背她去當地醫院。那裏的醫生處理過很多喝殺蟲劑自殺的人，因此醫院裏已備有中和劑。數小時後，醫生令她的情況穩定下來了，隻是必須在加護病房待到一周以上。不過，羅妮根本負擔不了住院費用，要是沒有付款保證書，就必須停止治療。他們說，羅妮必須想辦法盡快籌到錢，不然她的女兒就會死。
那些年，海嘯難民安置區有好多人賣掉自己的腎髒，一些愛挖苦的當地人開始把那座難民營稱作是“腎髒村”。腎髒中介儼然成了一種家庭產業，賣過腎髒的婦女介紹朋友賣腎。掮客慣常會開出高價碼，說一場手術可拿到三千美元之多，但等到賣腎者動完手術後，掮客通常隻會把當初開價的一小部分金額施捨給賣腎者。在這裏，大家都知道這是詐騙，可是那些婦女卻在為其開脫，說被敲竹槓總好過什麽都沒有得到吧。
羅妮的一個朋友在一年前賣了腎，她跟羅妮說，有一個叫做達娜拉希米(dhankshmi)的掮客在金奈的提婆吉(devaki)醫院外，開了一家茶館，用來掩護真正的買賣——在黑市裏供應器官。達娜拉希米預付了900美元給羅妮，好讓她用來支付佳雅的住院費，並答應手術後再給2600美元。達娜拉希米同時也講明了，要是羅妮反悔，就會找打手來擺平。
進行器官移植前，羅妮提供了血液和尿液，以便證明自己符合買主的配對條件，買主據說是一位有錢的婦女。等到羅妮的血液被認定符合配對條件後，羅妮就被送到金奈的綜合醫院，接受器官移植授權委員會的倫理審查。
該委員會的職責是負責確保所有的器官移植手術均屬合法且沒有金錢交易，有權在第一時間監督及阻止腎髒詐騙的出現。盡管該委員會的宗旨崇高，章程卻很少落實，常常核準由掮客經手的違法器官移植手術。委員們小心翼翼地掩蓋自己的行徑，讓移植手術看起來處處合法。隻要委員會的審理會議是在器官賣家與買家雙方都了解的啞劇中進行的，那麽委員會就可以說已經盡了全力確保交易合乎道德的責任。畢竟，出現在委員會麵前的每一個人都已經發誓要說實話。達娜拉希米指導羅妮，要她隻在對方問話時才開口，還給了她一袋偽造的文書，接著就一溜煙走了。羅妮還說，有時在審查會之前，達娜拉希米會先用2000盧比行賄，以確保一切順利進行。
當時，並不隻羅妮一個人待在委員會的等候室，還有另外三名婦女也在那裏等著賣腎。
“我們一次進去一個人，(委員會)就隻是問我願不願意捐腎，然後簽文件。很快就結束了。”羅妮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