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文說：“以前，一個月隻有一名婦女會把腎髒賣給掮客，最近的情況糟了很多，一周約有兩名婦女，我知道自己得做點什麽才行。”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院子另一端有一名穿著藍色與鮮黃色紗麗的婦女對著他皺起眉頭來。她看上去有45歲，但在我看來，因為印度貧民窟的生活艱辛，她應該隻有近30歲而已。她的紗麗對摺處上方坦露出腹部，一條30公分的疤痕邊緣凹凹凸凸，橫越腹部。塞爾文告訴我，在這裏，幾乎每一位成年婦女都有那樣的疤痕。他說：“我沒能力阻止。”
海嘯捲走他的村子數周後，政府將2500名居民從豐沛的漁場撤離，重新安置在這片一無是處的土地上。安置區旁邊是一家巨大的發電廠，發電廠把電力送往金奈，諷刺的是，安置區內停電的狀況卻非常普遍。其實村民所需要的東西並不過分，他們隻希望有漁網和小型的三輪黃包車，這樣漁夫就能把村裏捕來的魚送到市場上賣。於是，在政府重新安置村民後，塞爾文便向高等法院施加壓力，要求法院送來其所承諾的現金與資源。
但是，他的申訴卻遭受漠視。2007年1月，他受夠了，於是在海嘯發生的兩年後，剛好有一場會議即將在金奈最有權力的其中一位大法官麵前召開，他決定拿出手中剩下的唯一一張王牌。
他的計劃很簡單，讓被迫販賣器官的窮困婦女親自說出證詞，如此一來，法院就會感到愧疚並提供援助。畢竟，那些法官聽到政府的毫無作為令人絕望，怎麽可能不對村民的困境感到同情呢?
在擁擠的小區中心，法官傾聽了塞爾文那令人喘不過氣的證詞，而一堆勇敢的婦女也自願說出親身經歷。婦女們說，腎髒掮客一直以來都是個問題——即使是在海嘯發生前也是這樣——但是，現在的掮客變得很殘忍。婦女們露出疤痕的同時，塞爾文熱切地等待法官能打開國家金庫，送來資金。
可是，事情沒有按照計劃發展。雖然法官是仔細聆聽了，但是補助金卻被綁在可憎的印度官僚體製裏，並非是因為缺乏司法命令而無法發放補助金。而且更糟糕的是，聽眾裏的500名男女發現塞爾文把他們的秘密泄露了出去，幾乎要暴動起來。把婦女的疤痕公之於世，使得整個村莊都蒙羞了。村裏的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很窮，但是窮到要賣器官，卻又是另一回事。年輕人大喊著，那些應該是私事，他竟然公開，讓村裏婦女的名譽掃地。
揭露真相併未促使政府將他要求的漁網和黃包車送到難民營，反倒讓村裏的骯髒秘密暴露在媒體麵前，當地報紙開始報導醜聞，不久之後，國家級的醫療服務部門發現證據，印度共有52家醫院涉及這起印度史上最大的聯合盜竊器官案。
不過，盡管塞爾文沒有達到自己當初所設定的目標，但這次的調查卻成為對抗腎髒販賣的一個良機，讓掮客和腐敗的衛生部門官員受到了指責。最後這個醜聞引起大眾的強烈抗議，迫使一個國家的部長不得不作出官方回應。
回應的工作就落在泰米爾納德邦衛生署長拉瑪常德蘭的頭上。他以前是政黨街頭鬥士，姓氏前麵有著一連串堅不可摧的英文縮寫，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當某位政治對手把一罐酸性化學物質丟向他的臉之後，他在官場的位置更是跟著步步高升(他臉上的疤痕讓他在政黨會議時特別顯眼)。不過大家沒料到的是，他竟然沒有採取警方行動，這讓當地人都訝異不已。拉瑪常德蘭並未打算讓法院審理這個案件，而是想斡旋解決。他不假思索，立刻召集印度頂尖的移植醫生齊聚一堂開會，要他們發誓停止販賣器官，並試著改用更多的屍體。他決心讓醫生自我監督，這等於是做做樣子，隻作稍微申斥，就輕易放過了醫界。
但是此舉並沒有消除大眾的怒氣，人們仍舊想找出罪魁禍首加以處罰，因此逼得他還是必須作出一些讓步。最後拉瑪常德蘭為了表明自己會以強硬手段打擊犯罪，令衛生署關閉了兩家規模最小且設備最差的療養院，而這兩家療養院跟非法移植並沒有關聯。此舉讓金奈市的其餘移植團隊全都鬆了一口氣。即使有明確的文件記錄顯示，數十名外科醫生涉及前一年兩千多件的非法腎髒移植案，但是幾個月內，金奈的那些人繼續重操舊業，如常經營。
當印度財富日益增加之際，塞爾文以及數千位貧困的泰米爾人卻永遠無法平等分到一杯羹，因此在艱難時期，販賣器官有時仍是唯一的途徑。
“在印度境內的其他地區，人們說起要去馬來西亞或美國時，眼中都閃爍著希望的火花;但海嘯難民安置區的人，隻有在說起賣腎的時候，眼裏才會閃動希望之光。”他如此告訴我。
海嘯難民安置區發生的憾事並非特例。第三世界的可用器官供應量充裕，第一世界等候器官捐贈的名單長之又長，令人痛苦難耐，因此器官掮客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職業。過去40年來，腎髒的需求量持續穩定上升，而世界各地的窮人往往把自己的器官看成是重要的社會安全網。
自從環孢素(cyclosporine)等抗排斥藥物發明後，由醫生以及腐敗的道德委員會所構成的國際陰謀集團，已逐漸把埃及、南非、巴西、菲律賓的貧民窟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器官農場。器官生意背後的骯髒秘密就在於，永遠不缺自願賣器官的賣家。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院子另一端有一名穿著藍色與鮮黃色紗麗的婦女對著他皺起眉頭來。她看上去有45歲，但在我看來，因為印度貧民窟的生活艱辛，她應該隻有近30歲而已。她的紗麗對摺處上方坦露出腹部，一條30公分的疤痕邊緣凹凹凸凸，橫越腹部。塞爾文告訴我，在這裏，幾乎每一位成年婦女都有那樣的疤痕。他說：“我沒能力阻止。”
海嘯捲走他的村子數周後，政府將2500名居民從豐沛的漁場撤離，重新安置在這片一無是處的土地上。安置區旁邊是一家巨大的發電廠，發電廠把電力送往金奈，諷刺的是，安置區內停電的狀況卻非常普遍。其實村民所需要的東西並不過分，他們隻希望有漁網和小型的三輪黃包車，這樣漁夫就能把村裏捕來的魚送到市場上賣。於是，在政府重新安置村民後，塞爾文便向高等法院施加壓力，要求法院送來其所承諾的現金與資源。
但是，他的申訴卻遭受漠視。2007年1月，他受夠了，於是在海嘯發生的兩年後，剛好有一場會議即將在金奈最有權力的其中一位大法官麵前召開，他決定拿出手中剩下的唯一一張王牌。
他的計劃很簡單，讓被迫販賣器官的窮困婦女親自說出證詞，如此一來，法院就會感到愧疚並提供援助。畢竟，那些法官聽到政府的毫無作為令人絕望，怎麽可能不對村民的困境感到同情呢?
在擁擠的小區中心，法官傾聽了塞爾文那令人喘不過氣的證詞，而一堆勇敢的婦女也自願說出親身經歷。婦女們說，腎髒掮客一直以來都是個問題——即使是在海嘯發生前也是這樣——但是，現在的掮客變得很殘忍。婦女們露出疤痕的同時，塞爾文熱切地等待法官能打開國家金庫，送來資金。
可是，事情沒有按照計劃發展。雖然法官是仔細聆聽了，但是補助金卻被綁在可憎的印度官僚體製裏，並非是因為缺乏司法命令而無法發放補助金。而且更糟糕的是，聽眾裏的500名男女發現塞爾文把他們的秘密泄露了出去，幾乎要暴動起來。把婦女的疤痕公之於世，使得整個村莊都蒙羞了。村裏的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很窮，但是窮到要賣器官，卻又是另一回事。年輕人大喊著，那些應該是私事，他竟然公開，讓村裏婦女的名譽掃地。
揭露真相併未促使政府將他要求的漁網和黃包車送到難民營，反倒讓村裏的骯髒秘密暴露在媒體麵前，當地報紙開始報導醜聞，不久之後，國家級的醫療服務部門發現證據，印度共有52家醫院涉及這起印度史上最大的聯合盜竊器官案。
不過，盡管塞爾文沒有達到自己當初所設定的目標，但這次的調查卻成為對抗腎髒販賣的一個良機，讓掮客和腐敗的衛生部門官員受到了指責。最後這個醜聞引起大眾的強烈抗議，迫使一個國家的部長不得不作出官方回應。
回應的工作就落在泰米爾納德邦衛生署長拉瑪常德蘭的頭上。他以前是政黨街頭鬥士，姓氏前麵有著一連串堅不可摧的英文縮寫，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當某位政治對手把一罐酸性化學物質丟向他的臉之後，他在官場的位置更是跟著步步高升(他臉上的疤痕讓他在政黨會議時特別顯眼)。不過大家沒料到的是，他竟然沒有採取警方行動，這讓當地人都訝異不已。拉瑪常德蘭並未打算讓法院審理這個案件，而是想斡旋解決。他不假思索，立刻召集印度頂尖的移植醫生齊聚一堂開會，要他們發誓停止販賣器官，並試著改用更多的屍體。他決心讓醫生自我監督，這等於是做做樣子，隻作稍微申斥，就輕易放過了醫界。
但是此舉並沒有消除大眾的怒氣，人們仍舊想找出罪魁禍首加以處罰，因此逼得他還是必須作出一些讓步。最後拉瑪常德蘭為了表明自己會以強硬手段打擊犯罪，令衛生署關閉了兩家規模最小且設備最差的療養院，而這兩家療養院跟非法移植並沒有關聯。此舉讓金奈市的其餘移植團隊全都鬆了一口氣。即使有明確的文件記錄顯示，數十名外科醫生涉及前一年兩千多件的非法腎髒移植案，但是幾個月內，金奈的那些人繼續重操舊業，如常經營。
當印度財富日益增加之際，塞爾文以及數千位貧困的泰米爾人卻永遠無法平等分到一杯羹，因此在艱難時期，販賣器官有時仍是唯一的途徑。
“在印度境內的其他地區，人們說起要去馬來西亞或美國時，眼中都閃爍著希望的火花;但海嘯難民安置區的人，隻有在說起賣腎的時候，眼裏才會閃動希望之光。”他如此告訴我。
海嘯難民安置區發生的憾事並非特例。第三世界的可用器官供應量充裕，第一世界等候器官捐贈的名單長之又長，令人痛苦難耐，因此器官掮客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職業。過去40年來，腎髒的需求量持續穩定上升，而世界各地的窮人往往把自己的器官看成是重要的社會安全網。
自從環孢素(cyclosporine)等抗排斥藥物發明後，由醫生以及腐敗的道德委員會所構成的國際陰謀集團，已逐漸把埃及、南非、巴西、菲律賓的貧民窟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器官農場。器官生意背後的骯髒秘密就在於，永遠不缺自願賣器官的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