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會最後，潘格蘭暗示：強製住院大概不隻違反國會對於類似情形的決議，本案例更可能成為政治與媒體報復的議題。所以，為大家著想，最好另外找出適當的解決之道。在協商此種狀況時使用這樣的言語並不尋常，法院的人員都顯得緊張而局促不安。
最後結果也是採取折中方案。法院判定莎蘭德確實有情緒障礙，但情況尚不需強製住院。另一方麵，法院也將社會福利部主任對於設置監護人的建議納入考慮。庭長帶著不懷好意的笑容轉向一直擔任她的受託人的潘格蘭，問他是否願意承擔監護之責。庭長顯然認為潘格蘭會退縮，試圖將責任推給他人。不料他卻說自己很樂意擔任莎蘭德小姐的監護人，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莎蘭德小姐必須願意信任我，並接納我為她的監護人。”
他轉身麵向她。一整天來來回回的言詞交鋒，讓莎蘭德腦子有點混沌。在此之前，誰也沒問過她的意見。她看著潘格蘭許久，然後點了一下頭。
潘格蘭是法律專家和舊派社工的奇特混合體。最初，他是社會福利部指派的代表，後來幾乎一輩子都與問題少年為伍。這個監護對象確實是他所接觸過最難應付的一個，但他二人之間終究產生了一種勉強的敬意，幾近於友情。
他們的關係持續了十一年，從她十三歲生日直到去年聖誕節前幾個星期。他們每個月都會約定見麵，那天潘格蘭沒出現，所以她上他家去找他。
雖然可以聽見屋裏有聲響，他卻沒來開門，她便順著排水管爬上四樓陽台。她看見他躺在門廳地板上，意識清醒但無法說話或移動。她叫了救護車，陪他到索德醫院途中，她漸漸因為驚慌而胃絞痛。整整三天，她幾乎都待在加護病房外的走廊，像隻忠犬似的注視每個進出那扇門的醫師護士。她失魂落魄地在走廊上來回地走，一有醫生靠近便直盯著看。終於有個醫生——她始終不知道他的名字——帶她到一個房間，向她解釋情況的嚴重性。潘格蘭先生因嚴重腦出血病況危急，恐怕不會再恢復意識。他才六十四歲。她沒有哭也沒有表情變化，隻是站起來，走出醫院，再也沒有回去。
五星期後，監護局召喚莎蘭德與新的監護人作首次會麵。她的第一個衝動是不予理會，但潘格蘭已經讓她深深意識到每個舉動都會有所影響。她學會了分析後果，因此得到的結論是：脫離目前困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表現得似乎很在意監護局的意見，以便讓他們滿意。
於是十二月，調查布隆維斯特期間她抽了個空，來到畢爾曼位於聖艾瑞克廣場的辦公室，一名年紀較長、代表監護局的女人便在這裏將莎蘭德厚厚的檔案交給畢爾曼律師。女人和善地詢問莎蘭德的近況，見對方以悶不吭聲作為響應，她似乎很滿意。約莫半小時後，她便獨自離去，將莎蘭德留給畢爾曼律師處置。
莎蘭德確定自己不喜歡畢爾曼。她趁著律師翻閱她的檔案時偷偷研究過了。年紀五十多歲。高個。星期二、五打網球。金髮。頭髮漸稀。下巴有個小凹洞。胡戈波士刮鬍水。藍色西裝。紅領帶加上金色領帶夾，還有刻著姓名縮寫neb的裝飾袖扣。金屬框眼鏡。灰色眼珠。從茶幾上的雜誌分析，他的興趣是打獵與射擊。
認識潘格蘭這些年來，他總會請她喝咖啡、和她閑聊。無論再怎麽逃離寄養家庭或逃學，他也從未失控發過脾氣。唯一真正惹惱他的一次，就是她在舊城區遭到那個人渣性騷擾後，被控傷害罪。你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嗎?你傷害了另一個人呀，莉絲。他的口氣就像個年邁的老師，而她也耐心地將他責罵的每一句話當成耳旁風。
畢爾曼沒有時間聊八卦。他馬上就總結出：潘格蘭並未遵守監護規定盡己之責，因為他顯然允許這個莎蘭德女孩負責自己的家用與財務。畢爾曼一開口就像審問似的：你賺多少錢?我要你給我一份你的財務狀況記錄。你平常都和誰在一起?房租都有按時繳嗎?喝酒嗎?潘格蘭同意你在臉上穿那些環嗎?有沒有注意衛生?
去你媽的。
就在“天大惡行”發生後，潘格蘭成了她的受託人。他堅持每個月至少見一麵，有時候更頻繁。她搬回倫達路後，他們更幾乎成了鄰居。他住在霍恩斯路，隻隔著幾條街，偶爾在路上巧遇還會相約到“吉飛”或附近其他咖啡館喝咖啡。潘格蘭從未試圖強迫她，隻是曾經找過她幾次，替她買過一些生日小禮物。他說過隻要她願意，隨時都能上他家去，但她幾乎沒有利用過這項特權。不過自從她搬到索德，每年聖誕夜去看過母親後，她總會和他一起過節。他們會吃聖誕火腿、下棋。她其實對下棋沒有太大興趣，但學會規則後便未曾輸過。潘格蘭是個鰥夫，莎蘭德則認為自己有責任憐憫他，以免他一人孤單過節。
她覺得自己虧欠他，而她向來不喜歡欠人。
先前是潘格蘭將她母親位於倫達路的公寓轉租出去，後來因為莎蘭德自己需要住的地方才收回。這間公寓約四十九平方米，破舊失修，但畢竟有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屋頂。
如今潘格蘭走了，聯繫既有社會的另一條線也斷了。畢爾曼是個截然不同的人。她絕不可能到他家過聖誕夜。他採取的第一步是設立新規定來管理她在瑞典商業銀行的戶頭。以前潘格蘭從不介意改變監護權規定，以便讓她處理自己的財務。她自己付帳單，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存款。
最後結果也是採取折中方案。法院判定莎蘭德確實有情緒障礙，但情況尚不需強製住院。另一方麵，法院也將社會福利部主任對於設置監護人的建議納入考慮。庭長帶著不懷好意的笑容轉向一直擔任她的受託人的潘格蘭，問他是否願意承擔監護之責。庭長顯然認為潘格蘭會退縮，試圖將責任推給他人。不料他卻說自己很樂意擔任莎蘭德小姐的監護人，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莎蘭德小姐必須願意信任我，並接納我為她的監護人。”
他轉身麵向她。一整天來來回回的言詞交鋒，讓莎蘭德腦子有點混沌。在此之前，誰也沒問過她的意見。她看著潘格蘭許久，然後點了一下頭。
潘格蘭是法律專家和舊派社工的奇特混合體。最初，他是社會福利部指派的代表，後來幾乎一輩子都與問題少年為伍。這個監護對象確實是他所接觸過最難應付的一個，但他二人之間終究產生了一種勉強的敬意，幾近於友情。
他們的關係持續了十一年，從她十三歲生日直到去年聖誕節前幾個星期。他們每個月都會約定見麵，那天潘格蘭沒出現，所以她上他家去找他。
雖然可以聽見屋裏有聲響，他卻沒來開門，她便順著排水管爬上四樓陽台。她看見他躺在門廳地板上，意識清醒但無法說話或移動。她叫了救護車，陪他到索德醫院途中，她漸漸因為驚慌而胃絞痛。整整三天，她幾乎都待在加護病房外的走廊，像隻忠犬似的注視每個進出那扇門的醫師護士。她失魂落魄地在走廊上來回地走，一有醫生靠近便直盯著看。終於有個醫生——她始終不知道他的名字——帶她到一個房間，向她解釋情況的嚴重性。潘格蘭先生因嚴重腦出血病況危急，恐怕不會再恢復意識。他才六十四歲。她沒有哭也沒有表情變化，隻是站起來，走出醫院，再也沒有回去。
五星期後，監護局召喚莎蘭德與新的監護人作首次會麵。她的第一個衝動是不予理會，但潘格蘭已經讓她深深意識到每個舉動都會有所影響。她學會了分析後果，因此得到的結論是：脫離目前困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表現得似乎很在意監護局的意見，以便讓他們滿意。
於是十二月，調查布隆維斯特期間她抽了個空，來到畢爾曼位於聖艾瑞克廣場的辦公室，一名年紀較長、代表監護局的女人便在這裏將莎蘭德厚厚的檔案交給畢爾曼律師。女人和善地詢問莎蘭德的近況，見對方以悶不吭聲作為響應，她似乎很滿意。約莫半小時後，她便獨自離去，將莎蘭德留給畢爾曼律師處置。
莎蘭德確定自己不喜歡畢爾曼。她趁著律師翻閱她的檔案時偷偷研究過了。年紀五十多歲。高個。星期二、五打網球。金髮。頭髮漸稀。下巴有個小凹洞。胡戈波士刮鬍水。藍色西裝。紅領帶加上金色領帶夾，還有刻著姓名縮寫neb的裝飾袖扣。金屬框眼鏡。灰色眼珠。從茶幾上的雜誌分析，他的興趣是打獵與射擊。
認識潘格蘭這些年來，他總會請她喝咖啡、和她閑聊。無論再怎麽逃離寄養家庭或逃學，他也從未失控發過脾氣。唯一真正惹惱他的一次，就是她在舊城區遭到那個人渣性騷擾後，被控傷害罪。你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嗎?你傷害了另一個人呀，莉絲。他的口氣就像個年邁的老師，而她也耐心地將他責罵的每一句話當成耳旁風。
畢爾曼沒有時間聊八卦。他馬上就總結出：潘格蘭並未遵守監護規定盡己之責，因為他顯然允許這個莎蘭德女孩負責自己的家用與財務。畢爾曼一開口就像審問似的：你賺多少錢?我要你給我一份你的財務狀況記錄。你平常都和誰在一起?房租都有按時繳嗎?喝酒嗎?潘格蘭同意你在臉上穿那些環嗎?有沒有注意衛生?
去你媽的。
就在“天大惡行”發生後，潘格蘭成了她的受託人。他堅持每個月至少見一麵，有時候更頻繁。她搬回倫達路後，他們更幾乎成了鄰居。他住在霍恩斯路，隻隔著幾條街，偶爾在路上巧遇還會相約到“吉飛”或附近其他咖啡館喝咖啡。潘格蘭從未試圖強迫她，隻是曾經找過她幾次，替她買過一些生日小禮物。他說過隻要她願意，隨時都能上他家去，但她幾乎沒有利用過這項特權。不過自從她搬到索德，每年聖誕夜去看過母親後，她總會和他一起過節。他們會吃聖誕火腿、下棋。她其實對下棋沒有太大興趣，但學會規則後便未曾輸過。潘格蘭是個鰥夫，莎蘭德則認為自己有責任憐憫他，以免他一人孤單過節。
她覺得自己虧欠他，而她向來不喜歡欠人。
先前是潘格蘭將她母親位於倫達路的公寓轉租出去，後來因為莎蘭德自己需要住的地方才收回。這間公寓約四十九平方米，破舊失修，但畢竟有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屋頂。
如今潘格蘭走了，聯繫既有社會的另一條線也斷了。畢爾曼是個截然不同的人。她絕不可能到他家過聖誕夜。他採取的第一步是設立新規定來管理她在瑞典商業銀行的戶頭。以前潘格蘭從不介意改變監護權規定，以便讓她處理自己的財務。她自己付帳單，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存款。